唐寅自我形象的诗意表达——以题画诗为例

题画诗是在中国画的空白处，由画家本人或他人题上一首诗。诗的内容或抒发作者的感情，或谈论艺术的见地，或咏叹画面的意境。诚如清代画家方薰在《山静居画论》中所云：“高情逸思，画之不足，题以发之。”唐寅作为明代中期吴中诗人代表，其题画诗体现出别具一格的艺术特点。一是从体裁来看，唐寅题画诗以七言绝句为主，内容短小紧凑，言简意赅，便于题写于绘画作品空白处，使得整体画面干练而不凌乱，书画相得益彰。二是从形式来看，唐寅题画诗多自画自题之作。唐寅生活于吴门派绘画渐兴的时期，先后师从周臣、沈周，在吴门四家中绘画面貌最为丰富，对山水、花鸟、人物、书法无所不精，在诗歌方面也造诣颇深，因而展现出自画自题的才气。三是从内容来看，唐寅题画诗尤其是人物题画诗，往往展现出不同于前代画家的独特视野和强烈的自我意识，起笔于古人而结合自身生平经历生发。读者读唐寅人物题画诗，既读历史的概貌，又读唐寅的自我形象。因此，笔者针对唐寅人物题画诗进行研究，并联系唐寅的政治经历，探讨其背后独特的自我形象书写。

一、英雄气概

唐寅年少成名，才气奔放，“性绝颖利，度越千士。世所谓颖者，数岁能为科举文字，童髫中科第，一日四海惊称之”（《唐子畏墓志并铭》）。文徵明之父文林“爱寅之俊雅，谓必有成”（《送文温州序》），并向交游者极力推荐唐寅。早期人生得意使得唐寅产生对古之英雄的倾慕之情，并集中体现在他的人物题画诗歌书写中。唐寅笔下的英雄人物或起于微末，或匡扶社稷，或逆境逢生，皆体现出奋进坚毅的英雄本色，并与他本人早期的生活际遇紧密相连。

唐寅书写起于微末、成就事业的英雄人物，如《题自画桑维翰铁研图》：“书生豪气压千军，示者扶桑一卷文。铁研未穿时世改，功名回首信浮云。”《题自画相如涤器图》：“琴心挑取卓王孙，买酒临邛石冻春。狗监犹能荐才子，当时宰相是闲人。”在人物评价方面，这两首诗歌选取的人物、视角具有独到性，恰到好处地展现了唐寅的自我形象。桑维翰、司马相如在历史上都是具有较大争议的人物，其中桑维翰更是因为与石敬瑭勾结契丹而备受诟病，批判二人的诗文观点屡见不鲜。而唐寅能够超越前人视角，着眼于二人出身微末而经苦读奋斗，最终通过才华博得功名的经历，“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司马迁《史记》），在功过得失中提炼出成功经历并引以为榜样，将对典故的解读提升了一个新的层次，也体现了唐寅早期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与形象。在人物身份选取方面，唐寅幼年“居身屠酤，鼓刀涤血”（《与文徵明书》），市井生活经历使他更能将目光投向底层，桑维翰、司马相如二人皆出身不高，与唐寅本人出身商贾之家有共同之处。明代中期商人的地位较以往有所提高，但仍然位于四民之末。唐寅的父亲唐广德秉持“贾业而士行”（《唐子畏墓志并铭》）的观念，决心“用子畏起家，致举业”（《唐子畏墓志并铭》），并坚信“此儿必成名”（《唐子畏墓志并铭》），将出人头地的希望寄托于唐寅一人。成长环境的特殊性使得唐寅更倾向于效仿起于微末、居于庙堂的古人，希望像他们一样通过科举跻身仕途。

唐寅题画诗中书写的另一类英雄人物是逆境逢生的有志之士，如《题自画吕蒙正雪景》：“冰雪风云事不同，今朝尊贵昨朝穷。穷时多少英雄伴，名字应留夹袋中。”该诗的独特性在于赋予雪景动态变化和深层含义，将冰雪的动态变化与世事无常、富贵难料相关联，使得单一的题画描写贯穿古今，具有历史丰富性。吕蒙正科举夺魁，两度罢相复拜相。《题自画吕蒙正雪景》不同于一般题画诗集中书写某一具体典故或画面，重在抒发唐寅对于先贤一生起伏的感慨，尤其是逆境逢生、重整旗鼓的感触与信心，从中可以窥见唐寅的自我形象写照。

唐寅在中秀才之后曾有过短暂的低谷时期。由于名价日重，多方之士争相与他交往，以致唐寅难免开始恃才傲物甚至于蔑视礼法，在此后的十年间“与里狂生张灵纵酒，不事诸生业”（《明史》），浪荡无所成。唐寅二十五岁时父母和妻子相继故去，“丧车屡驾，黄口嗷嗷”（《与文徵明书》），使他陷入丧亲之痛与对前途的迷茫，长期处于忧郁烦闷的状态。之后的南京乡试中，唐寅更是因为曾经的狂放举止惹主考官方志厌恶，险些失去考试资格。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至，让他颇有世事难料之感。而“穷时多少英雄伴”一句看似写吕蒙正，实际是唐寅自身处境的直接叙述。吕蒙正蛰伏时与何人交游无从得知，而唐寅身边鼎力支持的好友则可见于记载。亲人相继故去后，祝允明时常规劝唐寅努力科考，“子欲成先志，当且事时业”（《唐子畏墓志并铭》）。文徵明之父文林更是在苏州知府曹凤面前极力推荐唐寅，请他代为周旋，保住了唐寅的功名。这些事件的发生多少使唐寅认识到人间险恶，对于困境中真诚相助者感激有加。渡过低谷期的唐寅重拾信心，对功名的强烈渴望可见于《夜读》一诗。

唐寅对匡扶社稷的有功之臣的书写则表现出他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抱负，如《题自画雪夜幸赵普》：“宋朝受命政维新，魏国称为社稷臣。空使终年读论语，如何不做托孤人。”前两句选取典型事例集中描写，表现赵普在宋初改革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而后两句则是唐寅本人创新性的见解。在唐寅看来，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有不世之才，但可惜不能成为托孤大臣。假如太祖托孤于赵普，他的政治才能将得到更加充分的施展。破前人观点之壁垒而别具一格，从中也能体现出唐寅在特定人生阶段的满怀豪情。

明弘治十一年（1498）秋，唐寅高中解元，印证自己“闭户经年，取解首如反掌耳”（《明史拟稿》）的壮志豪言。主考官梁储更是对他青睐有加，许多文献中可见记录，如《明史》卷二八六：“座主梁储奇其文，还朝示学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尹守衡在《明史窃》中也写道：“储还京，言于詹事程敏政曰：‘仆在南都得唐生，天下才也，请君物色之。’”《论语·子张》主张“学而优则仕”。这一时期的唐寅科考顺利，才名远扬，有极大的希望出仕。他的志气也达到了人生的顶峰。他频繁写下“秋月攀仙桂，春风看杏花。一朝欣得意，联步上京华”（《题画山水图》），“壮心未宜逐樵渔，泰运咸思备扫除。剑责百金方折阅，玉遭三黜忽沽诸”（《领解后谢主司》）等句，视股肱之臣为模范，期望实现抱负。

二、失意困顿

明弘治十二年（1499），唐寅在科考案中受到牵连，被贬为吏，不仅功名落空，在乡中的声名也一落千丈。他曾在给文徵明的书信中写道：“海内遂以寅为不齿之士，握拳张胆，若赴仇敌，知与不知，毕指而唾，辱亦甚矣！”（《与文徵明书》）从中可见他在蒙冤受辱之后的悲愤与痛苦。这种情绪也体现在他的人物题画诗歌创作中，表现为与早期豪迈气概截然相反的沉重。

唐寅对于题写白居易的诗歌创作较为丰富，如《题自画白乐天卷》：“苏州太守白尚书，酒盏飘零带疾移。老去风情犹有在，张娟骆马与杨枝。”《题画白乐天》：“苏州刺史白尚书，病骨萧条酒盏疏。到老杨枝亦辞去，张娟李态竟何如？”唐寅在文学创作方面对白居易有较多的继承与发展。俞弁曾在《山樵暇语》中说：“唐解元诗多类白乐天，善于模写，深得人情物态，悲欢穷达。”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唐寅与白居易人生轨迹的重合之处。《题自画白乐天卷》和《题画白乐天》的创作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个人色彩。白居易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他从杭州转任苏州后，主持开河修路，在当地颇有贤名。而唐寅有意识地选取他年老多病、饮酒减少的衰颓状态，正是与自己历经科考案后苦闷无助的精神状态相吻合。其中“老去风情犹有在，张娟骆马与杨枝”与“到老杨枝亦辞去，张娟李态竟何如”的矛盾更能体现出他的自我形象投射于诗歌中。唐寅从京城落魄归家，“童奴据案，夫妻反目”“旧有狞狗，当户而噬”（《与文徵明书》），家庭再度破碎，一下子沦落为孤家寡人。“到老杨枝亦辞去”表现的是被家人背弃的孤独与绝望。唐寅耻不就吏，孤身一人，变本加厉地恢复到南京乡试前的狂放状态，频繁饮酒与出入妓院，沉迷于声色犬马。“老去风情犹有在，张娟骆马与杨枝”正是他在脂粉酒色中逃避现实的心理写照。

除了选取同样仕途失意的读书人代表进行正面表现，唐寅还选取中国古代女性的悲剧命运进行侧面书写，如《题太真图》写道：“古来花貌说仙娥，自是仙娥薄命多。一曲霓裳未终舞，金钿甲委马嵬坡。”多数《题太真图》诗作难逃题写仕女画的窠臼，而唐寅此诗自始至终强调杨玉环命运悲剧的先天注定，流露出强烈的消极情绪。中国古代历来有以美人喻英雄的传统，以美人白头、英雄迟暮为悲剧。此诗以“仙娥薄命”暗指“才子失意”，杨玉环的霓裳羽衣舞未毕便横死于马嵬坡，暗示唐寅本人满腹才华未曾展露便断送仕途。正如他在《把酒对月歌》中所写：“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并非他自恃文人傲骨而不愿上“长安”，而是被人为剥夺权利的悲哀。

三、隐逸之志

唐寅晚年逐渐丧失世俗进取之心而萌生隐逸之志，对于逆境的意志和态度一再衰折。隐逸文化在中国古代一向盛行，孔子曾表达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思想，孟子亦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章句上》）但与诸多前人不同的是，这种隐逸之志带有强烈的消极态度，可以视为唐寅为逃避现实世界而寻求到的庇身之所，对世俗的态度转向“不使人间造孽钱”（《言志》）的极端消极状态。

唐寅曾投身山水以叙隐逸之志，明弘治十三年（1500）春，他在失意的心境下出门远游。祝允明在《唐子畏墓志并铭》中评价他：“放浪形迹翩翩远游。扁舟独迈祝融、匡庐、天台、武夷、观海于东南，浮洞庭、彭蠡。暂归，将复踏四方，得疾，久少愈，稍治旧绪。”他的游历路线大致是从苏州出发，乘船到达镇江，再从镇江到扬州，随后沿长江走过芜湖、九江，到达庐山，泛舟彭蠡。接着，他又乘船溯江而上至黄州，观看赤壁古战遗址。之后，他沿长江南行入湖南，游洞庭湖，登岳阳楼，又顺着湘江南行至衡阳，然后东行转入福建。紧跟着，他由闽入浙，登游雁荡山、天台山，又渡海去普陀，然后来到杭州，再沿富春江、新安江上溯，抵达安徽，登上黄山与九华山。唐寅自言“大丈夫虽不成名，要当慷慨，何乃效楚囚？”（《明史拟稿》）他希望借远游排遣心中苦闷，重拾志气。但实际上这一场远行所到之处皆是著名刹寺，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处世心态，反而使他“胸次悠然觉静虚”（《七律诗咏齐云山》），逐渐消磨雄心壮志而转向道家的避世心态。

唐寅有诗《题自画洞宾图》，与他出行远游尤其是在岳阳楼的游览经历相关：“黄衣冠子翠云裘，四海三山挟弹游。我亦嚣嚣好游者，何时得醉岳阳楼。”唐寅在诗中引了马致远创作的元曲《吕洞宾三醉岳阳楼》进行自我形象书写。吕洞宾既有仙人的超脱豁达，又有凡人的情感欲望，他在岳阳楼上的一次次醉酒象征着世俗留恋与道家哲学超脱自我的挣扎。这种矛盾情绪正长期出现在科考案后的唐寅身上。这一时期的唐寅耻不就吏而放弃了进入仕途的最后一丝机会，然而内心又对此感到愤恨不甘。唐寅爱在画中加盖“南京解元”“龙虎榜中名第一”之类的印章，可见对于曾经的功名依旧念念不忘。他叹息于时运不济与才华付诸东流，陷入深重的悲观情绪中。戏曲中的柳树精最终得以点化成仙，唐寅引用这一段典故，正是他寻求精神解脱的心理写照。

唐寅的隐逸之志最终归向田园。明弘治十八年（1505），唐寅买下宋代章楶别墅的遗址，用两年多时间建成草堂并改名“桃花庵”。而在宁王朱宸濠南昌之聘之后，他才彻底断绝功名之念，真正做起“桃花仙人”。有诗《题画渊明卷二首》：“满地风霜菊绽金，醉来还弄不弦琴。南山多少悠悠意，千载无人会此心。”“五柳先生日醉眠，客来清赏榻无毡。酒资尽在东篱下，散贮黄金万斛钱。”明清时期，陶渊明因其高洁自守与桃花源典故，常被文学家引为精神榜样。诗歌中截取的陶渊明生活片段诸如种菊弹琴、饮酒醉眠，都是唐寅晚年隐居生活的真实写照。自南昌归家后，唐寅思想更加趋于空幻，皈依佛教。他取《金刚经》中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自号“六如居士”。他在桃花庵中饮酒作画，明正德十二年（1517）至嘉靖元年（1522）期间有《丹阳景图》《山静日长图册》等作品。他的诗歌中屡屡出现“鹤”“菊花”等意象，以及“读书”“待客”等行为，可以看出唐寅最后的生活时期渐趋平和的心态，在隐居中尝试“见南山”“会此心”，进入新的精神境界。

本文以题画诗为例，结合唐寅的生平经历对其自我形象表达进行了探究。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唐寅早期人生顺遂，其豪迈的自我形象体现在对英雄人物的描绘上，通过书写起于微末、成就事业的英雄人物，逆境逢生的有志之士，匡扶社稷的有功之臣，表现奋进坚毅的英雄本色；第二，唐寅科考案后沉重愤懑的自我形象见于失意人物书写，通过仕途失意的读书人代表和命运不幸的古代女性，表现蒙冤受辱之后的悲愤与痛苦；第三，唐寅晚年隐逸形象见于对游历山水与隐居田园人物书写上，表现逃避现实的平静淡然。本文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如未能将三个时期的形象进行更加深入的对比分析，有待未来进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