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灯

小时候的冬天，天黑得特别早，吃完晚饭天就黑下来了。为了省油，天再黑，母亲也不让点灯，一家人就在黑暗里说话，谁困了谁就去睡觉。

小舅就是在那样一个冬天，冒着暴风雪从几百里外把驴牵回家的。当时驴只有一只羊那么大，这还是在煤矿上工作的父亲攒了好长时间的工资买的，大驴买不起。那时候，我们兄弟姐妹都小，爷爷奶奶年迈多病，父亲在外地工作，农活儿就指着母亲一个人干。轻一点儿的农活儿母亲还可以干，繁重的体力活儿，母亲一个瘦小的女人干不了，得经常求人。后来父亲和母亲商量，买不起大的牲口，就买一头小驴，养大后干农活儿。

那时谁也没想到，在买回驴的第二年，父亲就在一次矿难中去世了。

全家围着驴转来转去，把它当宝贝似的，这个看看那个摸摸。驴长得确实可爱，雪白的嘴唇，乌黑的眼睛，长长的睫毛，直挺的耳朵。母亲在我们家院子的东面给驴搭建了一个棚子，还把照料驴的任务交给了我。从此，我和我家的驴便形影不离。母亲对待驴像亲生的孩子一样，甚至比对我们还好，无论小驴听话不听话，或者踩坏了什么东西，她从不打驴骂驴。我知道它是母亲的希望，全家人的希望，希望它快快长大，替全家干繁重的农活儿。

天有不测风云。第二年的冬天，驴生了一种奇怪的病，浑身上下长满了白色的小虫子。从远处看啥病也没有，走近后用手翻翻它的毛，里面藏着密密麻麻的小虫子。大概驴浑身又痒又疼，它不停地用蹄子踢自己的下半身，弯曲着脖子用嘴啃自己的上半身。有的地方的毛被踢光了，有的地方被啃得露出了皮肤。母亲给它身上喷了些农药，不管用；又往它身上抹了一些药粉，也不见好转。驴在驴棚里不吃不喝不睡，母亲一趟一趟地往驴棚里跑，去时愁容满面，回来时长吁短叹，一遍遍焦急地说：“咋办呢？”渐渐地，驴连站都站不起来了，躺在地上，眼睛里流淌着泪水。母亲也一把一把地抹着眼泪，去找邻居们给驴看病。左邻右舍围着驴想了很多办法，但都无济于事。最后有人说恐怕没救了，找个地方埋掉吧。母亲哭着说：“不能埋。”

一天深夜，我被尿憋醒了，听见窗外狂风怒吼。我穿上厚厚的棉衣棉裤，一跳下炕就感觉像掉进了冰窟窿里，冻得浑身直打战。我刚打开门，暴风雪就像一个猛兽，一下把我推倒在地。我爬起来，弯着腰用力顶着暴风雪，往屋后的茅房里跑去……我回来快走到房门跟前时，突然看见驴棚里亮着灯，心想这是谁在驴棚里？都下半夜了，天寒地冻的！我踩着厚厚的积雪蹒跚过去，不由得惊呆了，驴静静地躺在地上，母亲一只手举着带玻璃罩的灯，眯缝着眼，另一只手慢慢翻着驴身上的毛，一个一个往外捉虫子。我眼里含着热泪，说：“娘，这么晚了，你还不去睡觉？”母亲头也不抬地说：“你快去睡吧，我已经给驴捉了好几夜小虫子，多少有些好转了。”我哆嗦着说：“你不会白天给驴捉虫子？”母亲叹口气说：“白天有那么多农活儿、那么多事，抽不出空儿，只能夜里……”

驴慢慢开始吃草、喝水了，并且奇迹般地站立起来，少毛无毛的地方也开始长出新毛。母亲有时拿着一个玉米面窝头走进驴棚，宁肯自己少吃点儿，也要掰成一小块一小块放进驴身前长方形的槽子里，让驴吃。

驴渐渐长大，银灰色的毛在太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像一匹绸缎，既不像白色那么冷，也不像黑色那么暗，看着让人心里踏实。驴长得很壮，很有劲，一给它套上车，它就全力以赴地拉水、拉土、拉肥、拉犁、拉麦子、拉豆子、拉高粱、拉玉米、拉柴火……

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驴拉着车，母亲坐在车上面，手里攥着一条从不打驴的鞭子，风里来雨里去，形影不离，相依为命。

母亲养了我们这一群孩子，没有一个病死，没有一个饿死，没有一个扔掉，没有一个送人，她把我们一个一个拉扯大。长大后的我们，有当上乡村教师的，有当上白衣天使的，有当上农业专家的，有当上作家、记者的。

后来，我们要把母亲接到城里去住，母亲说什么也不去，眼睛直盯着驴棚。母亲一直养着那头驴。每次家人劝母亲卖掉它，母亲都说：“那是我的孩子，不能卖！”

母亲去世后的那几天，不知是家人忙着处理母亲的丧事，还是忘记上料，驴咬断缰绳失踪了。几天后，人们看见驴躺在母亲的坟前，有人上前想牵它起来，却发现驴已浑身冰凉……

母亲生前唯一的遗嘱，就是把那盏她一直保存下来的灯，埋进她的墓地里。因为她觉得正是煤油灯的煤油味熏死了驴身上的小白虫，治好了驴的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