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氏银针

中午，姜氏正要吃饭，房东进得门来。

房东说，队长从北京看病回来了，患的是脑瘤，即便做开颅手术也会成废人。医生建议寻些土方治，死马当作活马医。早前你拒绝给他治，这回就行个好吧。

姜氏的脸色黯沉，扭身回到灶前忙活。她的两个十四五岁的儿子怔怔地看着他们的母亲。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给房东难堪了，队长去北京看病前，房东就深刻地领教过姜氏的决绝了。当然，姜氏不是驳房东脸面，是听不得队长的名号，至于原因，她不肯说，房东当然也就雾里看花了。

姜氏用短帚刷着锅底，眼皮都不抬，说，既然医生下了定论，那还治个啥呀？啥人啥命，认命就好了。这也是他自找的。

房东抄着手，一时不知如何接话。

1947年的冬天，姜氏领着两个孩子从辽宁丹东迁至鸡西红星二队，成为他的房客。有一次，他不幸患上时令病，被姜氏以银针火罐治愈。村屯邻乡的人听说后，一时间登门求医者络绎不绝。

一晃到了1960年。

上次房东求姜氏给队长治病，意外被拒。除此之外，房东和姜氏一直相处和睦，毫无芥蒂。

气氛尴尬着。姜氏让两个儿子吃饭，自己却坐在炕沿上，默默流眼泪。

姜氏的这一举动，更让房东头皮发紧。他猜不透原因，也张不开口问究竟。既然姜氏这般不愿意，他作为中间人，也不好强求。

正要离开，姜氏却喊住了他。她一边催两个儿子快些吃，一边甩了甩厚实的头发，让房东去回话，把队长弄到她家里来，她给队长用银针火罐治疗。房东袖着的两只手撒开了，他痴看姜氏一眼，笑着说，俺这就去告诉他家人。

两个孩子吃罢饭，姜氏从炕柜中取出一应器皿。想想，当年能够在红星二队扎下根来，也多亏了队长（当时是屯长）点头应允。他们不问她的大名，不对她的情况刨根问底，已属难得。

当然，十几年来她给乡邻看病，大家还是听得一星半点儿她的来历的。她的丈夫是辽宁丹东驻军医生，她的医术就是跟她丈夫学的。至于她丈夫为何没有一并前来，姜氏不说，旁人也没好意思深问。

不多时，队长被人搀了进来。队长不敢看姜氏，姜氏也不拿正眼瞧他。姜氏铺开一应银针，小心地找准队长头部的穴位，将银针缓缓扎入。她一边扎一边自语，这人哪，可得多行好事、善事，别吃着自家碗里的，还惦记着别人家锅里的。

在场的几个人不明所以。

姜氏使用的银针很特殊，有十几根。形状各有不同，有桃形的，有头部如刀状的，有带钩的，即便是直针，粗细也各不相同。此针换彼针，旁人看得心惊肉跳，姜氏却面不改色。

姜氏继续念叨，俗话说，色字头上一把刀啊。这人过日子，有时连肚子都吃不饱，怎么还有心思惦记裤裆里的那点儿事呢？真是白吃粮食，白长成人了。队长此时想起身说话，却被姜氏按住了，你急什么呀，还早着呢。

拿银针游走一遍后，开始用火罐。队长的哼哼声逐渐变大，他越大声，姜氏手上越用力。

最后一道程序是艾灸。

艾灸主要是熏。在水瓢上抠个眼儿，将艾叶用东西盛上，点燃，然后将水瓢扣在点燃的艾叶上，再将队长的头部抬起，枕在水瓢上面。不多时，姜氏的两个孩子就被熏得直犯困，姜氏无奈地用手点着儿子们的脑门儿，让他们上炕睡。他们都是半大小伙子了，对母亲的银针疗法依然不感冒，无心承继。姜氏自然也不强求。

那天离开时，队长神情复杂。姜氏看都不看他，自顾自收拾器皿。她的医术也真是让人服气。只几天，队长就可以正常下地走路了。不消个把月，队长就和正常人一样，可以背着手东家走西家逛了。有几次，他走至姜氏家门前，犹疑着徘徊几步，又走开了。

很快，姜氏声名远播，越来越多的外村镇的人慕名而至。姜氏来者不拒，悉心治疗。诊疗费给与不给，给多少，她全不在意。经年轮转中，本屯赵家的两个姑娘与姜氏相处融洽，成了她的得力帮手。

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天，房东又来找姜氏。此时的房东，得拄着拐走路了。姜氏也不再年轻，头发大半都白了。房东征求姜氏意见，是否愿意将技艺传给赵家两个姑娘，让此医术不致失传。姜氏的两个儿子，一个担任生产队副队长，一个开车跑运输，他们无心也无力承继母亲的医术。

姜氏盘腿坐在炕上，始终笑眯眯地听着。

姜氏戳破道，队长不是早就退了，不再过问屯上的事吗，这会儿咋又出此主意，还要由你来说？

房东手拍着炕，俺就知道瞒不住你。不过这回可是好事，他也是出于善心呢。

姜氏点头，就算应承了此事。赵家两个姑娘拜过姜氏，出入姜家成为寻常。不久，村部东头就挂起了“姜氏银针”的匾额。正式接诊那天，姜氏又流泪了。风中，她飘动的白发特别扎眼。

1981年春，姜氏故去，享年60岁。病床前，她拒绝赵家女儿给她施银针治疗，谁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时间滑入21世纪。现在，你依然可以在鸡西红星乡红星村看见“姜氏银针”诊所的匾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