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文化的没落比一艘远洋渡轮来得慢

1月20日，在埃及中部的特勒埃尔-阿马尔纳，德国东方学会在柏林人詹姆斯·西蒙赞助下的最新一次文物发掘工作进入到出土物的分配环节：收获的一半被判给开罗博物馆，另一半归德国的博物馆所有，文物中包括“王室公主的彩绘石膏胸像”。在开罗的法国文物委员会主任批准挖掘工作负责人，德国考古学家路德维希·博尔夏特进行分配。当一个兴奋的埃及挖掘助理把这胸像递给博尔夏特时，他立刻就预感到一宗千年文物落在他手中。几天后，胸像就踏上了去柏林的旅程。那时候她还不叫娜芙蒂蒂。那时候她还不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女士胸像。

斯大林将在维也纳逗留四个星期。他再也不会离开俄国那么久，下一次在国外的长时间旅行是三十年后在德黑兰，那时候他的谈话对象叫丘吉尔和罗斯福（其中一人在1913年任英国海军部长，另一人作为参议员在华盛顿奋力反对美国的森林砍伐）。斯大林极少离开他位于美泉宫宫殿路30号的特罗扬诺夫斯基家的秘密藏身所，他一心一意地写他的文章《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来自列宁的委托。只有几次，在午后的较早时段，他会涉足附近的美泉宫公园，在1月的白雪覆盖下，寒冷的公园里秩序井然。每一天，当皇帝弗兰茨·约瑟夫离开宫殿，坐着他的马车去霍夫堡执政时，会出现一阵短暂的骚动。真是难以置信，自1848年以来，弗兰茨·约瑟夫已经在位六十五年了。他一直未从心爱的茜茜公主的离世中走出来，她真人大小的画像直到今天仍然悬挂在他的办公桌上方。

白发的君主弓着身子走几步，登上深绿色的马车，他的呼气在寒冷的空气中留下一朵小小的云，随后一个穿制服的仆人关上车门，马在雪地上一溜小跑。之后，一切重归寂静。

斯大林穿过公园，一边沉思，暮色已经降临。对面走来另一个步行者，二十三岁，一个失败的画家，被学院拒绝接收，现在只好在梅尔德曼街的流浪汉之家里消磨时间。他和斯大林一样，在等待自己的时来运转。他的名字是阿道夫·希特勒。或许他们两人——据他们当时的熟人说，两人都喜欢在美泉宫公园里散步——在沿着自己的路线穿过无尽的公园时，还曾礼貌地打过招呼，脱帽致意。

现在赖纳·马利亚·里尔克终于出场了！里尔克正在逃离严冬和他的创作危机，他在西班牙南部城市隆达着陆。西班牙之旅是一个陌生女人在一次晚间集会上向他推荐的，因为里尔克一生都依赖成熟女性的生活指引，当现实中的女金主和情人不知该给他下达什么命令时，他显然必须采纳隐秘的女神仙们的建议。所以现在他下榻在隆达一家名叫雷纳·维多利亚的别致酒店里，那是一座最新的英式房子，不过在当前的淡季里，房子里空空荡荡。他在这酒店楼上每周都乖乖地给“亲爱的好妈妈”写信。给远方的其他女士写信，和她们一同备受思慕之苦，他写给玛丽·冯·图尔恩和塔克西斯，写给爱娃·卡西尔、西迪·纳德赫尔尼，写给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我们还将听到这些女士在这一年里的事情，别着急。

露，这个劝说他把名字里的勒内（René）更新成赖纳（Rainer）的女人，眼下突然又占据了他的心：“但愿我们能相见，亲爱的露（‘亲爱的’一词下面画了三道线），这是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在纸的边缘他还潦草地加上一句：“我的支柱，我的一切，一如既往。”信被送上邮政火车，需要三个小时到达直布罗陀，再从那里辗转进入贝尔格巷 19 号，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教授转交给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露称呼他“亲爱的、亲爱的男孩”，她觉得现在要和他在一起比以往更难。露还对他说：“我相信，你必须受苦，而且将永远受苦。”

在受苦和写信的同时，日子一天天过去。有时候里尔克继续忙他的《杜伊诺哀歌》，第六歌的前三十一诗行终究是写出来了，但他还是无法完成它，于是他宁愿穿上白西装、戴上浅色的帽子去散步。在这里，远离灰暗的冬天，人们应该会感觉舒适，起初里尔克也很享受这里的阳光，即便在1月里，太阳也要到五点半才落山，在那之前，它会让骄傲地端坐在岩石高地上的小城隆达再一次闪烁温暖的光辉，“一场无与伦比的奇观”，他写信给他的妈妈。杏树已经开花，紫罗兰也是，甚至酒店花园里亮蓝色的鸢尾也绽放了。里尔克抽出他小小的黑色笔记本，让人送一杯咖啡到露台上去，把本子的封面折到背后，又一次把目光投向太阳，记下：“啊，谁懂得如何绽放：他的心已经克服了 / 所有虚弱的危险，安详地居于伟大的危险中。”

是的，知道如何绽放的人。在慕尼黑，三十三岁的愤世嫉俗者、反社会人士和退职的数学教师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正在写他的不朽著作《西方的没落》的第一个主干部分。他以身作则地走在没落的前头。“我是，”他于1913年在他的自传笔记中写道，“我这类人中的最后一个。”一切行将结束，西方的痛苦在他的心里和他的身体上显现出来。负面的妄自尊大。正在枯萎的花朵。斯宾格勒的原始感觉：害怕。害怕进入商店。害怕亲戚。害怕别人说方言。当然还有：“害怕女人——一旦她们脱掉衣服。”他只有在思想中才不会感到害怕。1912年泰坦尼克号沉没，他从中认识到了深刻的象征意义。在他同期写下的笔记中，我们看到他深受折磨，悲痛地抱怨艰难的童年和更艰难的当前。他每天都重新指出：一个伟大的时代要结束了，没有人注意到吗？“文化——消亡前最后的深呼吸。”在《西方的没落》中他这样表述：“每种文化都有其新的表达可能，这些新的可能性出现，成熟，枯萎，永不再来。”不过这样一种文化的没落比一艘远洋渡轮来得慢，别担心。

（责编：栗月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