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议价理论视角下太空战潜在诱因剖析

当下，太空军事化程度不断加深，各国纷纷成立太空军以优化太空军事布局，太空领域已演变为大国战略竞争的前沿。而随着进攻性太空力量的发展，太空武器化进程也在悄然推进，第二轮太空军备竞赛背景下的太空战阴影已逐渐笼罩全球。费伦的战争议价理论从信息不对称、承诺不可信、问题不可分割三大现实障碍出发，为剖析未来太空战爆发的潜在诱因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理论视角。

战争议价理论概述

战争议价理论是战争研究中的经典理论，其将博弈论运用于战争起源研究，是一种将战争视为议价问题的理性主义分析框架。该理论核心观点是，国家间的战争是由于双方无法达成基于议价的共识而导致的。

战争议价理论的历史渊源悠久。克劳塞维茨最早从议价角度分析战争起因，他在《战争论》中提出“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从原理上阐明了战争是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该观点成为战争议价理论的基础。布莱内进一步发展了战争议价理论，其著作《战争的原因》指明了战争的发生是因为冲突双方对彼此的实力和开战决心存在分歧。费伦的《战争的理性主义解释》是战争议价理论的集大成之作。他首次提出了信息不对称、承诺不可信、问题不可分割三条现实障碍，解答了为何理性国家时常会选择战争方案而不是和平谈判这一理论之谜。

战争议价理论的核心内涵在于揭示三大现实障碍。首先，信息不对称导致双方在评估彼此实力、意图上出现认知偏差，进而阻碍达成和平的议价协议。信息不对称催生了过度的威胁感知，使国家在恐惧中奉行不协商的强硬政策，力求以既有实力遏制萌芽状态下的对手，从而引发了本可经议价避免的“预防性战争”。其次，承诺不可信使和平协议的可执行性存疑。在缺乏第三方有效监督与强制执行机制威慑的情况下，双方均有为谋求私利而背弃承诺的战略动机。承诺不可信驱使双方陷入事不宜迟的战略紧迫，催生“先发制人”式的战争逻辑。尤其是当军事技术赋予首次打击决定性优势时，抢先进攻成为各国增加胜率的选择。最后，问题不可分割指争端涉及国家核心利益，具有高度敏感性和排他性，各国均寻求以决定性战争胜利来独占控制权。争议对象是塑造未来议价能力的关键，任何轻微的妥协都将引发权力分配的剧变，为对手连续施压索价打开缺口，而为防止对手逐步蚕食自身权力，双方拒绝就关键性利益和平议价。

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预防性”太空战

信息不对称是太空战爆发的原因之一，由此引发“预防性”太空战。在美国太空霸权相对衰落的背景下，国际太空格局的不确定性持续提升，各国普遍处于太空战略焦虑中。在高估威胁的情况下，各太空行为体大多认为准备太空战能有效防止在太空竞赛中处于劣势。

太空实力的隐蔽性是造成信息不对称的关键因素。在太空领域，各国的太空技术和军事能力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且高度保密，一些国家可能会夸大或隐藏自身的太空实力和作战能力，这使得其他国家无法掌握准确信息，从而陷入过度紧张的状态中。具体而言，美国对俄罗斯、中国、朝鲜及伊朗等国太空能力的发展深感不安，担忧其会削弱美国的太空霸权。俄罗斯则担心美国利用太空优势发展对俄的战略监视和潜在攻击能力，对美国部署太空监测系统、开展反卫星武器试验等举动反应敏感。欧盟、日本、印度等国由于整体上与美俄中的太空能力存在差距，使其更加担心自身国家安全与太空资产受到大国太空竞争的威胁。太空实力的隐蔽性使各方在太空实力认知上存在偏差，为太空战争的爆发埋下隐患，任何一方都可能因高估自身优势或低估对手反击能力而采取冒险行动，擦枪走火的风险不断增加。

太空战略意图的模糊性加剧了信息不对称困境。美国作为太空霸权国，其太空战略常暗藏玄机。美国虽然在官方文件中宣扬和平利用太空、探索宇宙奥秘，以维护国际形象，但却在暗中加速太空军事化进程，悄然推进天基武器系统研发、组建太空作战部队。美国太空司令部的作战计划、任务优先级等关键信息对外披露甚少，使得他国难以洞悉其在未来冲突中动用太空力量的底线与方式。其他国家同样如此，在竞争激烈的太空环境下，为占据战略主动，对本国太空资产的战时运用规划、关键技术研发方向秘而不宣。在这种情况下，当一国的太空活动增加但意图不明时，容易使其他国家将正常的太空探索和技术发展视为潜在的军事威胁，导致国际社会进入了相互猜疑的误判循环。因此，各方在迷雾中揣测对手，谈判桌上难以精准议价，误判引发冲突的可能性随之上升。

信息不对称下的过度威胁感知催生了预防性太空战准备。由于太空领域存在较强的认知偏差现象，各国可能无法准确评估对方的技术水平、意图目的，决策者容易产生过度警觉的心理倾向，任何不明举动都可能被过度解读为对方军事扩张的威胁行为。在高估威胁的情况下，各太空行为体均选择开展预防性太空战准备工作。一方面，各国加强反卫星能力的建设，通过研发部署反卫星武器来干扰或摧毁敌方卫星。俄罗斯已于2021年对Nudol直升反卫星导弹的杀伤效能进行了测试，美军的梅多兰兹反卫星系统（Meadowlands）也预计将于2025年正式部署。另一方面，各太空强国普遍开展了系列太空军演，为未来太空战进行提前准备。美国的“太空旗”“全球哨兵”“施里弗”系列太空军演，以及俄罗斯的“太空安全-2021”战略司令部演习均展示了各自为太空战所做的准备，这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社会的敌对行为，使太空局势陷入相互猜疑的恶性循环。

承诺不可信导致的“先发制人”太空战

承诺不可信是太空战爆发的另一个主要原因，由此导致“先发制人”太空战。出于对太空军控协议的不信任，各太空强国大多选择提前为太空战进行准备。而随着太空技术的快速发展，太空战中首击优势体现得更加明显，这给各方违背太空和平承诺而先发制人发动太空战提供了足够的战略动机。

太空军控协议的执行力度不足致使太空和平承诺不可信。《外层空间条约》作为太空领域基石性条约，虽然禁止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部署在太空，但未明确禁止其他形式的太空武器，这为未来太空战埋下祸根。2024年5月，中国向联合国提交了“太空安全决议草案”，明确禁止在外太空放置武器，要求尽早缔结外空军控条约，但却遭到了美国等的反对。这种在条约模糊地带的太空军备竞赛，使得太空战略稳定性脆弱不堪。对于具有压倒性太空实力的美国而言，其认为太空战是别国非对称抗衡自己太空霸权的唯一途径。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曾言，“不能指望别国放弃发动太空战，因为这将更突出美国的太空优势”。而对俄罗斯来说，美国退出《中导条约》等行径使其难以信任美国不会发动太空战争的克制性承诺，而选择加快反卫星武器的研发来增强自身防御和威慑能力。

太空监测监督及惩罚机制的缺失加剧了国际社会对太空和平承诺的不信任。当前，虽然太空监测技术有进展，但面对广袤太空，准确识别、追踪各国太空活动细节仍困难重重。此外，太空武器的形式日益多样化，加之军民两用性使其隐蔽性更高，使得监测追踪太空武器面临诸多技术难题。由于缺乏强力国际监督机构与明确的惩罚制裁细则，各国违背太空和平承诺的成本极低，即便查实存在准备太空战的行径，多是外交抗议、舆论谴责，无法对违约方造成实质性损失。这使得一些国家心存侥幸，肆意践踏承诺，加剧太空信任危机，为太空战爆发松开了“安全阀”，冲突隐患悄然积聚。

太空的天然脆弱性引诱各国发动先发制人的太空战。太空中的在轨物体不仅毫无遮蔽，其机动性也以折损寿命为代价，这种易攻难守的特性使太空战更易发生。此外，一国的太空反击报复能力将在卫星受袭后大大削弱，这造成了“首先进攻”或“被摧毁”的选择困境。而发动太空战不仅可以争取到谈判优势与第一轮打击效果，还可以从根本上避免对手国太空力量的报复性反击，使各国认定先发制人发动太空战具有极大战略吸引力。

问题不可分割造成的“排他性”太空战

问题不可分割是太空战爆发的又一个原因，由此造成“排他性”太空战。太空资源作为国家安全的高边疆与大国博弈的制高点，各国均将其视为不可分割的重要资源。大部分太空强国坚信太空战能够给己方带来对太空资源的绝对控制权，因此太空格局的战场化趋势不断加强。

太空资源的重要性是太空问题不可分割性的根源。太空的战略地位迅速提高，各国对空间权力的争夺日趋激烈。在政治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谁能控制太空，谁就能控制地球并决定地球的价值观”。一些大国试图凭借在太空领域的优势来巩固其霸权地位，而其他国家则希望通过发展太空能力来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在经济上，太空深藏的巨大利益有极强的发展前景。摩根士丹利预测，太空经济总额将于2040年达到9260亿～1.1万亿美元。而太空资源开发不仅能为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还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并提升国家的整体科技水平和经济竞争力。在军事上，太空是军力“倍增器”和军事战略“赋能器”，被视为“战略资产”。太空力量不仅已被运用到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中，还与战略核力量捆绑，形成了新兴威慑手段。

太空频轨的稀缺性及独占性强化了太空问题的不可分割性。太空频轨资源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且极度稀缺，而且大部分已被主要太空强国抢占。随着航天技术的进步，更多国家积极进军太空，地球同步轨道愈发拥挤，如同城市中的“黄金地段”，各国竞相争夺有限的“频段停车位”。据国际航天机构统计，已有超过千颗卫星运行于地球同步轨道及其附近区域，轨道资源几近饱和。而受《外层空间条约》中太空资源“先占原则”影响，各太空行为体的频轨争夺行为显得焦灼无序。美国作为航天强国，占据了大量优质频段，用于军事通信、情报侦察、导航定位等关键领域，支撑其全球作战与战略威慑体系。俄罗斯同样深知其重要性，在经济困境下仍竭力维持和拓展自身在轨卫星布局，保护既有频段资源，确保核力量指挥通信、导弹预警等关键系统顺畅运行。从太空轨道争夺到电磁频谱对抗，各国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为未来太空战爆发埋下隐患。

美国霸权思维下的太空“排他性”控制成为太空战的潜在导火索。美国长期秉持太空霸权思维，将太空视为新地缘政治边疆，力求全方位主导。在军事上，美国组建太空军并构建陆基中段防御系统、海基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天基红外预警系统等多层导弹防御体系，旨在夺取绝对太空优势，确保美军“单向透明”优势；在政治上，美国凭借太空技术优势及联盟体系构建在国际规则制定中抢占话语权，通过《阿尔忒弥斯协定》、“奥林匹克卫士”行动联盟等对其他国家实施技术封锁和规则打压；在经济上，美国推动太空商业化，紧密出台《美国国防部商业太空一体化战略》等文件，利用先发优势垄断高附加值产业，将太空经济红利据为己有。美国基于霸权维护需求的“排他性”太空控制战略，全然不顾国际社会对太空和平稳定的期盼，破坏既有军控共识，引发他国连锁反应，各国被迫强化太空防御与威慑能力，太空对抗风险骤升，太空战阴云愈发浓重。

规避太空战争爆发的思考

为有效应对当下与日俱增的太空战争风险，国际社会迫切需要追根溯源，从三大核心问题入手，携手提升太空领域的信息透明度、承诺可信度及利益分享度。

一是促进太空互动交流，增强信息透明度。各国应搭建常态化太空信息交流共享平台，定期通报太空政策、发射计划、科研进展、实验数据等关键信息，通过主动公开数据来降低信息的不对称性，减少因信息闭塞导致的战略误判。此外，国际社会还应尽快搭建有效的危机沟通渠道，以便在对方采取疑似敌对行动时，能够迅速确认意图并避免过度反应，为太空和平稳定筑牢防线。

二是倡导国际约束机制，提升承诺可信度。首先，国际社会要充分利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平台作用，推动制定更加全面系统的太空国际法，有效规范各国在太空活动中的行为，确保太空活动的和平与有序，明确禁止太空战争的爆发。其次，国际社会还需宣传太空战对全球安全、太空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危害，引导国际舆论形成反对太空战的强大声势，对有相关倾向的国家形成舆论压力。最后，国际社会应倡导建立国际监督和执行机制，完善太空军备控制条约体系，还需提升对太空武器化行为的监测和预警能力，及时洞察太空异常动态，为危机预警、冲突预防提供有力支撑。

三是加强太空国际合作，倡导利益分享度。一方面，各国应共同构建“外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太空是全人类共有的宝贵财富。各太空行为体要超越狭隘的国家利益视角，站在全人类未来发展的高度，深刻认识到太空战争的危害性，共同开创和平、繁荣、可持续的太空发展新纪元。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应积极推动太空合作。各国联合开展太空探索、科研项目，如共同建设月球科研站、火星探测基地等，共享技术成果与经济收益，将竞争焦点从军事对抗转向合作共赢。各国通过多边合作框架化解太空资源争夺矛盾，维护太空持久和平，避免让太空成为下一个冲突战场。

责任编辑：侯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