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生暮死

亲爱的孩子：

现在是2234年11月5日凌晨3点40分，我在你的病房外写下这封信。在过去的三个小时里，我一直隔着玻璃注视你熟睡的脸庞。十五年前你刚出生时，我也做过相似的事。我还是我，十五年在我的人生里并不算太长。而你……十五年对你来说已是很长的一段时光。

如今你躺在病床上，白发稀疏，鼾声沉重得仿佛整个世界的重量都压在了你小小的身体上。我知道你很痛苦也很疲惫，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没关系的孩子，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了。

我是你的母亲，尽管你不认识我。我听说阿尔茨海默病已经夺去了你大部分的神智，我知道那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病。我的母亲在她最后的时光里总是反复地读同一页报纸，最后甚至忘记了我是谁。

我不知道你是否还有能力读懂这封信。我写这封信只是纯粹出于自身倾诉的欲望，因为这个世界已没有任何人愿意同我说话。我的家人改名换姓，拒绝承认和我的关系；以前的同事和朋友也以认识我为耻；路上擦肩而过的行人在认出我后朝我吐唾沫；教会把我称为“撒旦的同伙”。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我成了一个独自游荡在世间的孤魂野鬼。我太孤独了。

也许世间对我的评价并没有错，我确实犯下了人类史上最严重的罪行。但我至今仍然认为，与其保持着灵魂的洁白飞上天堂，不如鲜血淋漓地在这个世界上挣扎着活下去。

让我把回忆追溯到六十五年前吧。五岁时，我受到一本儿童画册的启发，对母亲说，以后我要坐着火箭登上月亮。母亲告诉我：“不，亲爱的，你不能。没有人能到月亮上去。”

可是这本书里写着人类曾经去过月球啊。我把书本高高地举到母亲的眼前，里面还写着那个人的名字：尼尔·阿姆斯特朗！

那已经是两百年前的事了，亲爱的。

这段和母亲之间的对话并没有留在我的记忆之中。直到成年后，我才在一次家庭聚会中从母亲的口中偶然得知。那是我第一次带男友回波士顿过感恩节。“这孩子曾经想坐着火箭到月亮上去呢。”母亲说完便像说了个笑话似的哈哈大笑起来。后来，格雷格——当时还是我的男友，之后成了我的丈夫——告诉我，就是在听到这句话的瞬间，他决定向我求婚。

格雷格博士毕业后进入NASA成了一名工程师。21世纪以后，NASA渐渐失去了以前的神秘色彩，变成了和DMV（车辆管理局）类似的例行公事的场所。人们发射一些人造卫星和探测器、送一些人去空间站采集数据，一切都在过去的两百年里不断重复，毫无新意。太空电梯、宇宙飞船依然是连影子也没有的东西。在休斯敦，格雷格不断复习他在大学里已经明白的事实：人类的航天技术从两百年前到现在几乎没有任何进步。

我的工作几乎同样让人绝望。人们对DNA的了解和21世纪相比并没有多多少，对抗遗传病和基因缺陷病，最高效的手段还是将胚胎扼杀在子宫里。是的，人们的生活和两百年前多少有些不同：我们发明了更大更清晰的屏幕、更小更方便的屏幕、能像隐形眼镜一样覆盖在虹膜上的屏幕、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覆盖一整个足球场的屏幕，攻克了癌症和埃博拉，将平均寿命延长到了一百零五岁。然而我和格雷格都知道，人类的科学已经陷入了停滞。如果不出意外，再过两百年，我们依然还是这样停留在原地。

我们生活的地球却和两百年前截然不同了。在温室效应的影响下，每年夏季南极的冰雪都会完全消失。由于海平面的上升，我父亲童年时居住的那个波士顿已经完全被淹没在水底，现在的波士顿是一座由安置住宅和高楼组成的新城市。许多大城市夏季的最高气温能达到五十摄氏度，有人死于炎热早已不能成为新闻。冬天也不再寒冷，滑雪成了一项失传的运动。

几乎每天都有物种从地球上消失。海洋中的珊瑚和鱼类都已绝迹，海洋成了鱿鱼、水母和浮游生物的天下。陆地上也一样。已经99%荒漠化的非洲大陆上，唯有甲虫和蜥蜴在无边的沙海中徜徉。在北美，蝉是极少数因气候变化得益的动物。它们的幼虫潜伏在泥土里躲过最炎热的季节，在凉爽的秋冬季破土而出，轰鸣着将森林吸噬殆尽。

2194年6月，我和格雷格前往欧洲度蜜月。在匈牙利的萨蒂河畔，我目睹了一幅令我永生难忘的景象。那时正是蜉蝣繁殖的季节。在数小时内，千百万只潜伏于河水中的幼虫完成羽化，几乎同时冲破水面冲上天空，那些颤动的翅膀遮天蔽日。它们拼命地与所有能接触到的异性浪漫共舞，将所有的能量都用来完成生命里的最后一项任务。然后在某个时刻，小小的翅膀突然不动了，它们像熟透了的果实一般坠落下来。河面上形成了一朵朵小小的水花，仿佛河水是宇宙派出的使者，正在将它们拉进自己的怀抱。

死掉的蜉蝣铺满了河水表面。格雷格告诉我，蜉蝣的成虫最长只有一个白昼的寿命。它们没有嘴巴，甚至没有内脏，是一台台为了繁殖制造出来的机器。“那么，”我不由得问，“是谁把它们设计成这样的？”

如果把这个问题抛给我的母亲，我知道自己会得到怎样的回答：“是上帝。”我和格雷格都不会接受这个答案。格雷格说：“是自然。”我也有自己的答案：“是它们自己。生存和繁殖，是绝大部分物种仅有的追求。”

格雷格当然明白我没说出口的话：唯有人类不同。我们还想要知识和文明。我们想要了解上帝，甚至取代他的位置。

为什么我们如此特别？既然对文明的追求意味着其他物种的毁灭，那我们的行为是否是一种错误？有没有可能，物种的消亡是文明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代价？

我和格雷格彻夜难眠地讨论这些问题，直到黎明时分才疲倦地入睡。第二天，我们睡到中午才迟迟醒来，一同去餐厅吃午餐。在那里，我们遇到了一对同样来自美国的夫妇，对方——确切地说是那位夫人——在辨认出我们的口音以后，热情地同我们攀谈了起来。

我对朱莉和彼得的最初印象，和以往度假时遇到的老年夫妻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友好、欢快、品位高雅，并且十分富有。两人都把摄影作为退休后的爱好，我隐约记得前一天傍晚的蜉蝣风暴中，确实见过这两位带着大量摄影器材的老人。

朱莉是这对夫妇中的发言人，她的丈夫则似乎非常腼腆内向，大多数时候只是以友好的微笑参与谈话：“好的，亲爱的。”“确实。”“没错。”我在心中暗想，这是否会是五十年后我和格雷格的模样？我猜格雷格大概也在想同样的事。

下午，我们受邀去老夫妇的套房里欣赏他们的摄影作品。“真是太美了！”格雷格指着电脑屏幕上一张署名为朱莉的广角特写，半是真诚半是恭维地说。

“没人能否定大自然的杰作，哪怕一只小小的昆虫都是完美无缺的。人工造物总是缺乏某些协调性。”朱莉动情地说，“可惜它们中的大部分已经从这个星球上消失了。”

可能因为午餐时多喝了几杯葡萄酒，借着酒劲，我冒昧地加入了对话：“也许并没有什么可惜的。没能适应环境变化的家伙会被淘汰，自古就是这样。”

我不记得自己接下来说的每一个字，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既然人类的活动也是发生在这颗星球上的变化的一部分，其他动物就必须改变习性以适应变化。人类没有义务做其他物种的保姆。是的，朱莉，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残酷，但物竞天择——亲爱的老查尔斯如是说。要我说，人类唯一该做的就是接着鼓捣自个儿的文明。当全世界的陆地都被有毒的海水覆盖，我们会在上面建立起钢铁做的方舟。

一直友善得像我老姑妈的朱莉气得脸都白了，“可是恶劣的环境也会反噬人类自身。你也该知道深色的海洋表面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吸收太阳辐射，接下来地球的温度还会不断上升。如果年平均气温达到七十摄氏度，人类要怎样在这颗星球上生存？”

“很简单，造一座密不透风的监狱，将自己关在里面一辈子闭门不出。”我能感觉到自己在火上浇油，但就是无法闭上嘴巴。

朱莉冷笑着，“就算你的设想行得通，将自己圈养起来，失去了自由的人类和牲畜又有什么区别？”

“体会到失去自由的痛苦的前提是你曾经拥有自由。”我本来还想再多说几句，但这句脱口而出的话让我的心抽痛了一下。我想到了两百多年前那次壮举：个人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我们曾经如此接近群星，也以为自己的子孙会拥有更大的世界。哎，尼尔·阿姆斯特朗，你让我透过畜栏的缝隙看到了外面的天光。为此，我恨你。

我勉强把注意力拉回到当前的对话上来，“当然，建造避难所画地为牢是最极端的方案。作为一种生物，将自己和大环境割裂开来一点儿也不安全。就像生活在水族箱里的热带鱼，哪怕只是一个小时的停电都会让它们死绝。最理想的办法当然还是随着环境的变化改变自己，也就是说，进化。”

朱莉反唇相讥，“好吧。现在我们在讨论让我们的孩子们长出鳞片和脚蹼，学会在海水里呼吸了。”

我耸了耸肩，“如果非得这样不可的话。”

朱莉做出了个夸张的表情，“你准备怎么做？在你的地下室里把鱼、青蛙和猿猴的基因缝在一起吗，弗兰肯斯坦博士？”

这时，一个不太熟悉的声音传进了我的耳朵：“从你的专业角度来看，能做到吗？”

我惊讶地看向房间的角落，那里放着一把皮质圈椅，身材高大的老人正坐在上面。他已经放下了手里的威士忌，目光炯炯地望着我。和他的太太不同，我没有在彼得的眼中看到一丝取笑的意味。

“很遗憾，目前的基因技术做不到不同生物之间的融合。哪怕是驴和马那样相近的物种，我们也没法在实验室里用人工手段造出骡子。”我说。

“目前不行，那么未来呢？”彼得问，“我们是否可以把希望寄托在科技的发展上？”

“未来的事谁也说不好，不过……”我神色黯然地摇了摇头。科技的发展已经停滞了两百年，如果我信心十足地宣称船到桥头自然直，那就是在撒谎。

“就算能用人工手段制造出可以经受住恶劣环境的‘新人类’，这些小白鼠能不能在自然环境里生存下去也令人怀疑。同样是飞行的动物，为什么鸟类有羽毛而蝙蝠没有？为什么螃蟹有八条腿，而不是六条或是十条？我想说的是，人为设计出的‘奇美拉’①无法保证结构的合理性。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千万年间的自然进化。一切不合理的变异都会被自然淘汰，唯有适者生存。”

彼得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这场谈话的结论是：人类终有一天会从这颗不再适合生存的星球消失。

这天黄昏时分，我和格雷格又去看了一次蜉蝣风暴。在我们看来，这些小东西的生命无疑是短暂的。也许在某个更高等的存在看来，人类在这颗星球上的历史也会是一样的短暂。

如今，很多人认为我是一名极端环保主义者，我的所作所为的目的是毁灭人类文明，给其他物种腾出生存的空间。他们错了，我从来都不在乎其他生物的命运。我在乎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人类自身的生存和文明的存续。在那次匈牙利之行前，我从来没意识到自己原来对人类的未来抱着如此悲观的预期。我们曾经建造金字塔，也曾将我们的孩子送上月球。如果未来不会有人记得这些丰功伟绩，我们和从未存在过又有什么区别？

我和格雷格的生活还在平稳地继续。在我四十岁时，借助人工授精和人造子宫——这是在过去的两百年里为数不多的新发明之一 ——我和格雷格拥有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其实受精成功形成的胚胎一共有三个，剩下的一个目前还在冷库里安静地沉睡。你一定想到了，那就是你，孩子。只不过那时距离你的诞生还有很多年。

四十六岁时，我成了所在实验室的负责人。有一天，一个投身医学界的大学同学送来了一份皮肤组织样本，并告诉我这份样本来自他的一个病人。经过对细胞的初步观察，我有了一些猜测：“早衰症？很罕见的疾病。”

对方面色凝重地摇着头，“没那么简单。早衰症的患者从两岁开始显示出症状，就会伴随动脉硬化、骨质疏松、脑血栓等并发症，也就是说从婴幼儿时期他们就是老人的状态。而梅琳达——我的病人—— 一开始只是成长得比同龄人快。她在三岁时开始发育，六岁时身高达到了一米六五。如果不说年龄，所有见到她的人都会觉得她是个正常健康的年轻女子。现在她快要十二岁了，但看上去比她母亲还要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