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背后的个人反叛精神

死亡是中外文学作品永恒的母题之一。在血缘伦理传统的加持下，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对至亲之人的死亡常表现出人们期望的样子——悲恸不已。但加缪的《局外人》与鲁迅的《孤独者》所设计的故事情节与塑造的人物形象一反常态。两部作品具有相类似的死亡情节，面对死亡，主人公均表现出常人所难以理解的冷漠与孤独。在最终与社会的对抗过程中，《局外人》的主人公默尔索选择了忠实于自己的情感和道德，他本我的价值在他死去时得到构建；而《孤独者》的主人公魏连殳选择在自我坚持后假意妥协于社会进行自我毁灭。本文通过比较他们形象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帮助读者理解中外不同文化结构下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局外人》是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在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中篇小说。小说以小职员主人公默尔索接收到母亲的死亡信息为叙述起点，主要描述了默尔索在母亲整个下葬过程中异于常人的平静与冷漠，以及后来他在开枪杀死阿拉伯人面对审判时的冷眼与旁观。

鲁迅的《孤独者》则发表于1926年，作品同样刻画了一个孤独小人物的形象。在鲁迅的笔下，魏连殳作为一个贫穷知识分子，对于祖母死亡的反应与大众格格不入，在生活上也确属一个妄图与社会断绝关系的人物形象。

两位主人公最终都是走向了死亡，虽然过程有所差异，但都用生命发出了对这个社会的最强呐喊。

一、《局外人》与《孤独者》人物外在处境的相同之处

（一）家庭环境相似，与离世者亲密关系相似

《局外人》中的默尔索作为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在母亲被送去养老院之前，一直和她生活在一起。可以说，母亲算得上是默尔索仅存的亲人，母亲的死亡未必不会不给默尔索带来内心深处隐蔽的悲伤。

在鲁迅的《孤独者》中，魏连殳与去世祖母的关系则交代得更为详细。“他幼小失了父母，就由这祖母抚养成人的。”父亲去世后，魏连殳的生计乃至更高程度的精神需求都是由祖母做劳工来满足的，这也使得他在祖母葬礼上突然长嚎的行为有了合理的解释。祖母是魏连殳在世上唯一有亲密联系的家人，祖母的离去，使得魏连殳真正成为一个孤家寡人。

（二）个人表现相似：与庸众对立

1.面对死亡时的表现相似

不管是默尔索面对母亲的去世，还是魏连殳面对祖母的去世，除去魏连殳在葬礼最后一声愤怒悲哀的长嚎外，二者所表现出来的镇定和平静十分类似——他们没有在遗体前长跪不起、痛苦难抑，而是有着超乎寻常的默然与接受。他们作为被“边缘化”了的人物，对死亡有着冷静的态度。

《局外人》中的默尔索在得知母亲去世向上司请假回家参加葬礼的那一刻，便解释“对不起，先生，但这也不是我的过错”。在管理员想为他打开棺材盖子查看母亲遗容时，他毫不犹豫地表现出了不想。在太平间时默尔索不知道在母亲遗体前抽烟是否合乎礼仪，但还是觉得为了这些繁文缛节纠结实在毫无意义，索性抽起烟来。葬礼结束后，默尔索也很快从葬礼的状态里摆脱出来，并与曾经的同事玛丽开始交往。

魏连殳是众人眼中怪异的知识分子，祖母去世后，族长以及一众亲属、闲人聚集了一屋子，预计他的到来，商议如何对待他这个“异怪”。他们以旧文化为武器，并准备在魏连殳到家的当天，“一同聚在厅前，排成阵势，互相策应，并力作一回极严厉的谈判”。但魏连殳却像一个提线木偶一般，在给祖母入殓过程中，无论母家的亲丁如何挑剔，他都只默默地全盘接受，在众人又拜又哭的过程中，魏连殳一滴眼泪都没掉，令村里的看客们失望不已。

2.在与外部世界关系上的表现相似

默尔索与魏连殳和外部世界的对立不仅体现在面对亲人死亡时的默然，而且体现在他们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作为格格不入的局外人，局内的大众实际上是一群庸众，象征着一种病态社会价值观念的盛行。当局外个体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与觉醒反抗态度时，他们就与整个社会无形之中形成了一种对立关系。

只是略有区别的是，默尔索强调的是在现代物欲横流的“荒诞”社会，个人主动选择对自身塑造和价值实现的意义。他认为人并非要自觉接受社会所强加于个体的意志，也不应将自己的命运假手于人，而是要做自己行动的主人。加缪更加注重的是个体的生命状态，而非试图去改变社会或他人的思想观念。魏连殳则是代表外出留学接受过新兴思想的启蒙知识分子与落后封建社会的冲突，他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他的反抗受到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的双重影响，鲁迅在其中凸显了民族觉醒的必要性。因此，相比之下，在《孤独者》中，魏连殳与社会的羁绊以及与社会中人的关联显得比默尔索更加紧密和迫不得已。

二、《局外人》与《孤独者》内在逻辑的不同之处

（一）主人公的内在性格和反抗形式不同

默尔索全程对外界持冷漠的态度，不管是面对母亲死亡，还是与玛丽谈恋爱，抑或在杀死阿拉伯人后接受审判走向死亡的过程中，都保持着无所谓的态度。沉默、拒绝为自己辩解是默尔索的无声反抗，是一种对社会的无声挑战。但默尔索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情感的人，面对莱蒙的朋友马松一家时，他说：“也许是第一次，我真想到我要结婚了。” 在即将走上刑场的时候，他的眼前出现了满天的星光，在充斥着各种声音和气味的环境中，默尔索明白了母亲晚年与未婚夫的“从头再来”。小说中，默尔索身上的社会属性较弱，自然属性凸显，他更加关注基本的生活本能。默尔索实际上是一个看似麻木却有细腻精神追求的人。

对比之下，魏连殳的人生经历和情感变化则显得更为曲折。起初他面对祖母死亡时表现出一种冷漠的态度，生活上安贫乐道。但当面对天真无邪的孩子时，他展现出一种天然的宠溺与期望。经受过打击后，他转向了他先前的对立面，享受起作为师长顾问的派头，甚至以作践儿童为乐。魏连殳原本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但在社会的压迫和现实的打击下，魏连殳逐渐发现，要想在社会中立足，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屈服于社会的规则和期望。但从魏连殳在最后给“我”的回信“我已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中不难看出，魏连殳的转变绝不是他价值观的突转，而是以一种名为妥协的反抗在与当时的封建社会作斗争。

（二）主人公命运象征的意义不同

在小说里，默尔索从始至终忠实于自己的情感和道德，他不因外界环境的变化而自我改变，尤其是审判后拒绝借上帝的名义自我救赎。临死前回顾自己的一生，他是满意且幸福的，即便他两手空空即将离开这个世界，但他真切地感受到了他的存在，他本我的价值在他死去时得到构建。默尔索的形象是加缪式存在主义思想号召个人不断进取反抗荒诞的武器，他追求的人生具有现世的特点，以人的真实存在确立人生而为人的本质，拥有真正自我的精神。

而魏连殳并不是强调个体价值的实现，鲁迅追求的是一种悲剧作品带来的社会功效，表现封建社会对人的束缚。他笔下的知识分子魏连殳的命运充满了现实主义色彩。《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和“我”，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类人物形象“典型”，对自己的人格价值和社会角色的确认，是以一种理想主义的社会伦理和道德伦理责任为前提的。在鲁迅笔下，革命者夏瑜的死亡、贫农阿Q的死亡、落魄读书人孔乙己的死亡、苦难妇人祥林嫂的死亡……许许多多的死亡，却并没有带来些许改变，当时的中国社会仍然像一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那“许多熟睡的人们”仍然“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魏连殳在自我坚持后假意妥协于社会进行了自我毁灭，他作为追求自我思想的失败者，展现了当时社会反动力量的强大，也说明了当时知识分子拯救社会的道路任重道远。

此外，魏连殳对祖母的死亡也并非是默尔索式的冷漠。同阮籍一样，魏连殳只是没有按照礼仪标准在该哭的时候哭泣。事实上他不仅哭了，而且是一声长嚎。因此他的身上带有中国传统社会温情与复杂的一面，鲁迅在其中对社会本质的批判性也大大减弱。

（三）人物反叛行为差异背后蕴含的文化结构不同

在加缪的笔下，默尔索成为一个深刻反抗现代文明中人的异化和荒诞的象征。面对人与社会对立所带来的荒诞感，加缪提出了三种应对策略：一是通过生理上的自杀逃避现实；二是采取哲学上的自杀，即放弃抗争，寻求精神上的慰藉；三是坚持奋斗，努力抗争，以积极的态度面对荒诞。默尔索作为加缪哲学思想的践行者，敢于从始至终以个人力量对抗荒诞的世界，既不以肉体的消亡来逃避现实，也不借助上帝的救赎来自我脱罪。他对待前往巴黎的工作机会置之不理，一方面是因为他如今的收入足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近代西方社会中，人本思想已有了栖息的土壤，个人的独立性得到了基本确立，这一社会背景为他的精神存在提供了有力支撑。正是这种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保障，成为他反抗荒诞世界的坚实后盾。

相比之下，魏连殳的自戕，或许更接近加缪所不赞同的“生理意义上的自杀”。20世纪初的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旧文明中的制度、思想也亟待革新。中国社会需要一股强大的力量来唤醒民众，魏连殳所代表的决绝姿态，正是这股力量的一部分。然而，由于封建力量的强大，魏连殳无法通过个人力量改变社会，也无法摆脱自身思想摇摆上的困境。他勇敢地开始反抗，是因为接受了外来的思想，意识到了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但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结构，使得他无法像默尔索那样独立。魏连殳在试图保持独立性的同时，不得不面对社会的压力，迎合社会的期望，最终走向了自我毁灭。

魏连殳的选择并非主观上的消极避世，而是社会环境挤压下的无奈之举。魏连殳代表的是旧文明与新文明的对抗，是两种本质上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之间的冲突。魏连殳的生存空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社会。作为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他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但这种批判意识也给他带来了灾祸。

因此，独特的个人经历、哲学思想和社会环境使得加缪在创造默尔索这个人物形象时更加强调他的精神空间，加缪极力肯定默尔索反抗社会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不侧重体现社会与人的关联，而认可人绝对的自由存在。这种自由是“主体与客体相互对立，主体欲克服客体的西方文化传统所培育的文化精神”，而鲁迅作为近代中国的代表性作家，则体现了当时内倾性文化下“主体和客体相互调和”的一种相对的自由存在境界。默尔索身上的荒诞能够带给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以深刻的思考，尤其是当代中国物质力量同样丰富的今天，现代社会人自身存在意义的消解值得警惕。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作者简介：王玉（2004—），女，山东临沂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学。

责任编辑    黄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