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故事的文学流变研究

《西厢记》是元杂剧的四大爱情剧之一，其通过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传达出愿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思想，为后来爱情剧的创作提供了典范。“西厢”故事最早起源于唐代文学家元稹所写的《莺莺传》，此后在流传中被多次更改。唐代元稹的《莺莺传》、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分别代表“西厢”故事的起源、转变、成熟，故本文以这三部作品为研究对象，来探究“西厢”故事情节、主题的流变及流变的原因。

一、“西厢”故事的情节安排流变

（一）“西厢”故事的起源——唐代元稹《莺莺传》

《莺莺传》是唐代文学家元稹创作的一篇传奇。写的是唐贞元年间，张生在普救寺与崔氏孀妇相遇。崔氏是郑家的女儿，也是张生的远房亲戚。崔家财产丰厚却无人依靠，在兵乱中崔家得张生的保护才没有遭难。郑氏为表示感谢，设宴款待张生，宴会上张生与崔莺莺相见，并为之动情。此后在红娘的帮助之下，二人秘密约会、书信传情，最终花好月圆。然而，好景不长，张生为了功名抛弃莺莺，将莺莺视为“尤物”，后男婚女嫁。

《莺莺传》虽结局不尽如人意，但其对人物形象、崔张爱情的刻画十分生动，引起当时众多文人关注。

（二）“西厢”故事的演变——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

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是现存的唯一完整的诸宫调作品，在中国戏剧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在情节结构、戏剧冲突、人物塑造、结局等方面，都对《莺莺传》进行了较大的修改。

《西厢记诸宫调》在《莺莺传》的基础上增添了佛殿相逢、月下吟诗、拷红、赖婚、闹道场、长亭送别、村店惊梦等诸多情节，使故事更加丰富精彩。《西厢记诸宫调》剧情的设置也颇有一番风味，赖婚和拷红两个情节以其别出心裁的构思，激动人心的冲突，使故事一波三折。

《西厢记诸宫调》中主要人物的性格也较《莺莺传》有了较大的变化。莺莺由自卑顺从的富家小姐变成了勇于反叛的相国千金。在《莺莺传》中，莺莺虽然深爱张生却时常心存疑虑，忧思愁苦。而《西厢记诸宫调》中的莺莺在与张生经历种种困难后完全转变了以往深沉内向的性格，成为封建礼教的反叛者。张生也不再是重名重利的“薄情郎”，而是对爱忠诚、为爱奋斗的好青年。

最重要的是，《西厢记诸宫调》彻底改变了故事结局，将一部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改编为大团圆的喜剧，修正了原作将莺莺视为“尤物”、称赞张生始乱终弃的行径为“善补过”的封建陈腐思想。

（三）“西厢”故事的再创作——元代王实甫《西厢记》

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堪称“天下夺魁”之作，影响深远。

在故事内容上，《西厢记》在继承《西厢记诸宫调》的基础上，对“西厢”故事进行了更为成熟和精细的改编。在保留《西厢记诸宫调》基本剧情框架的同时，对部分情节进行了删减和再创作，去除了与主题无关或过于冗长的部分，使剧情更加紧凑、结构更为严谨，增强了故事的连贯性和吸引力。

在人物塑造上，《西厢记》较《西厢记诸宫调》下了更大的功夫，特别是对崔莺莺和张生这两个主要角色的刻画。通过王实甫的精心打磨和再塑造，崔莺莺成了一位含蓄矜持、敢爱敢恨的闺秀，张生则成了一位忠贞不渝、至情至性的男子。

在语言方面，《西厢记诸宫调》和《西厢记》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两者在风格上却有所不同。《西厢记诸宫调》的语言严谨、直白，表情达意更为直接；而《西厢记》的语言则含蓄、富有诗意，能更好地表现人物内心的复杂情感，更符合剧本的主题和氛围。

二、“西厢”故事的主题思想流变

《莺莺传》作为一部爱情悲剧，其主题历来在学术界备受瞩目。《莺莺传》中的张生在爱情与功名利禄之间选择了后者，认为女人是阻碍他求取功名的祸水，是“尤物”。张生这种封建思想下的偏见却被作者描绘为“善补过”，这无疑为这部原本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增添了浓厚的封建色彩。这样的叙述不仅让人质疑作者的立场，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性角色的偏见。

《莺莺传》写的是“始乱终弃”，《西厢记诸宫调》虽然也写“始乱”却始终不弃，将凄惨的悲剧变为“大团圆”的喜剧。这一根本转变也反映了《西厢记诸宫调》与《莺莺传》在主题思想上的差异。在封建社会中，“私奔”和“私定终身”历来被视为严重违背妇德与孝道的行为，然而，董解元却对这些举动表现出高度的赞扬。这一态度鲜明地表现了作者对自由爱情的拥护，以及对莺莺勇敢反叛精神的褒奖。通过对传统禁忌的颠覆，作者深刻抨击了束缚人性的封建礼教。但是，《西厢记诸宫调》在主题表达上呈现出“个体化”和“阶级化”的倾向。尽管董解元对自由爱情有所肯定，但他仍赞同“门当户对”的传统观念。在《西厢记诸宫调》中，作者展现出了一种“怜才爱色的才子佳人”的情结，“报德”“功名”之事，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本积极纯粹的主题。

《西厢记》高喊“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在王实甫的笔下，崔张被塑造成才子佳人，但他们的联结不仅仅是因为才貌，王实甫更加强调“情”在两人关系中的作用。他认为，张生和莺莺的这份爱情是真挚的，值得肯定的，无须用“合礼”“报恩”来解释，这一点是对《西厢记诸宫调》主题思想的重大突破。

三、流变原因

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写道，文学是一种活动，由四个相关的要素构成，即世界、作者、作品、读者。所以，在探究“西厢”故事流变原因时，我们也可以从世界、作者、读者等角度分析作品。

（一）社会文化的变迁对“西厢”故事的影响

唐代，门阀制度森严，强调“高门”“礼法”，排斥“浮薄不讲礼法”的“寒门”。婚恋领域门第观念亦根深蒂固，“仕”与“婚”紧密相连。在唐代由进士擢升是寒门子弟步入仕途，实现政治抱负的重要一步。同时，与贵族联姻，不仅有助于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还能为仕途增加助力。在《莺莺传》中，张生是贫寒书生，求取一名高门贵女可谓是他建功立业的捷径。而莺莺丧父，无法在仕途上给他帮助，因此《莺莺传》中张生抛弃莺莺的结局是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婚姻观念的。

五代以后，中原地区经历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动乱，导致了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化。作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主导势力的世家大族迅速被庶族地主代替。宋金时期，被视为晋升阶梯的身份隶属、血缘关系，随着世家豪族的衰落逐渐淡化。科举考试的不断完善，为寒门子弟实现阶级跨越提供了空前优越的环境。这对董解元塑造正面的男性形象产生了很大影响。董解元强调正面男性形象的学识而非门第，这与唐代元稹等人重视门阀出身大不相同。

随着科举制度的盛行，不少读书人由此获得了权势地位，富而忘本、贵而易妻的行为时有发生。在新的社会矛盾下，人们的同情往往移向受害者一方。如果说唐代人将男子负心的行径看成无足轻重的风流韵事，那么宋金之际，当男子改变命运攀上高枝，抛妻弃子另寻新欢的行为就会受到世人的唾弃。正是这种社会观念的变化使得董解元将《莺莺传》中“始乱终弃”的张生改编成不离不弃的才子，让广泛流传的“西厢”故事在主题上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

元代，少数民族掌握政权，限制汉族参政，科举制度进入中落时期，还一度被废止。于是，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为求生存不得不进入市井勾栏，创作市民文学。他们隐居市井，对爱情婚姻等现实问题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元代疆域辽阔，与邻国交流频繁，思想文化相互交流碰撞。最终，反对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束缚，反映市民阶层婚恋愿望，符合自然人性的《西厢记》诞生了。

（二）作者的社会地位和改编心态对“西厢”故事的影响

作者创作的作品是一种心灵的表达，是其对世界和人生的独特解读。我们在探讨“西厢”故事的流变原因时也可以适当地从作者角度出发。

元稹考中进士后入朝为官，担任监察御史，继而官至宰相，深得皇帝眷顾，自然也是高门贵族首选的婚配对象。《莺莺传》可以说是元稹代表封建势力的发声，剧中的张生完全可以视为元稹的翻版。元稹塑造的张生有很强的男权主义思想观念和追名逐利的欲望，代表了唐代官宦阶层普遍存在的思想意识。因此，元稹笔下的张生为了仕途抛弃莺莺，两人的爱情以悲剧告终。

董解元生于“太平多暇，干戈倒载闲兵甲”的岁月，由于政治上不得志，他逐渐放弃了通过科举考试向上晋升的念头，为维持生计，他进入勾栏瓦舍。董解元生性放荡不羁，批判封建礼教，勇于冲破传统的爱情观。这样的社会地位和叛逆性格决定了他不同于一般封建文人的美学观念和艺术爱好。因此，《西厢记诸宫调》被视为经过斗争最终取得幸福结局，面向普通民众、反映普通人民共同心愿的说唱文学杰作。

王实甫的事迹记载得很少，钟嗣成在《录鬼簿》中将他列入“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或许是因为经历了人生的坎坷与苦难，王实甫创作时常以怨恨和渴望作为灵感来源，借用“西厢”故事来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以旧瓶装新酒创造出一个经过反抗而实现的没有遗憾的美梦。

（三）接受群体和欣赏习惯的变化对“西厢”故事的影响

唐代文人间酬唱成风。《莺莺传》完稿前，诗人杨巨源就为其作《崔娘诗》，同时代的李坤也曾为《莺莺传》作《莺莺歌》。可见，《莺莺传》在当时主要流传于士大夫阶层。这些自视甚高的文士，关注的是成就一番事业，表现的自是对为功名而放弃爱情的张生的赞美，忽视了被抛弃的莺莺。

而《西厢记诸宫调》和《西厢记》的文学接受者则是普通市民。宋金以来，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登上历史舞台。作为新兴阶层，他们普遍比较开放，追求自由民主，强调个人权利与自我表达，对弱者表现出深厚的同情与关怀，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因此，他们无法接受《莺莺传》中莺莺被抛弃的结局。董解元和王实甫是民间文人，普通民众是他们的生计之源，因此他们的作品必须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习惯。再加上他们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陋习，有着更清楚的认识，因此，不管是为了人民群众，还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欲求，他们都很乐意将“始乱终弃”的悲剧结局改为“大团圆”的喜剧。

四、结语

“西厢”故事流传百年，故事、人物、主题都在随着时代、作者经历、接受者习惯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说：“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同一文学脚本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下会产生不同的文学作品，呈现不同的风格。这一过程既包含对传统的继承，也融入新的创新元素。因此在文学研究中，我们应注意上下求索，在剖析文学流变趋势中，洞察文学发展态势，及时作出反馈。这不仅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传统文化的精髓，还能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阜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作者简介：吕永欣（2001—），女，安徽合肥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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