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远的观察者

张悦然，1982年生，山东济南人，中国新生代文学创作的领军人物。代表作品有《葵花走失在1890》《樱桃之远》《誓鸟》《茧》等。曾获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等。作品被译成英、法、西、意、荷、俄等十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

视角是作家观看世界的角度。它就如同阿莉阿德尼的线团，带领着读者穿行于叙事的迷宫，并最终从中走出来。我们仰赖于它才没有迷失，并且收获了一些意义。然而我们也受制于它，无法看到故事的另一面，又或者只能和一些有趣的人物擦肩而过。叙事视角这一概念在现代小说里的强调，正是出于一种承认世界之纷繁复杂，我们无法认识其全貌的谦逊，同时也是来自一种我们可以通过有限的故事碎片从更深的层面了解世界和他人的自信。世界是无序的，但是视角用其透明的强力为我们建立了一种秩序，它是作者意志的体现。

现代小说家需要考虑他的叙述者和人物之间的距离。当然，这个距离并非一成不变，它像一个可以拉远或者凑近的摄影镜头，但毕竟需要确定一个架设摄影机器的位置。我们之所以选定这个位置，而不是更近或者更远，因为在大多数时间里，我们需要从这个位置观看人物。同时，我们必须承认，靠人物越近，观察范围就越小，当然也可以看得越发清楚、细致。而想要使观察范围变大，就必须拉远距离，以便让更多人物入画。

在19世纪以前，叙事视角还不是一件值得讨论的事。那个时候的小说大多采用上帝视角。作者高高在上又拥有众多耳目，他可以自由地在诸多人物的脑袋里穿进穿出。进入人物的内心是没有成本、不费力气的事。想要统计在《战争与和平》里，托尔斯泰进入过多少人物的内心，是一个不小的工程。托尔斯泰把上帝视角用到了极致，也用到了尽头。他的写作被乔治·斯坦纳比作人和上帝在争夺权力。但其实，现代小说时刻伴随着“上帝已死”的怀疑前行，作家退回到人群之中，以更加平近的视角打量世界，讲述故事。当然这并不是说，上帝视角被彻底废黜，事实上，它的诱惑永远都在。

受制于有限的篇幅，观察范围如果太大，小说就会无法聚焦，失去叙述的中心。而且由于离人物太远，读者会无法移情，感觉故事像一只没有马达的浮舟，漫无目的地漂荡于水面之上。其实，叙事距离的远近，很大程度上和作者的天性有关，并非全然是一种人为的选择。视角的使用可以非常灵活，它并不是某种公式或者法则。作家手中的镜头每一刻都在调整，以便去靠近那些他们想要搞清楚的事物。

（摘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