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林撷思

从智能社会的视角来看，时间焦虑是智能教育背景下人类思想危机的表现之一，背后有着对就业、安全感、生存意义的深度省察。

（一）时间焦虑困境凸显社会就业难题

高校女教师时间焦虑中的职业发展焦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包括“非升即走”的失业压力以及再就业难的现实压力。人工智能一定会带来人类的失业问题，不同的是，“失业—再就业”的传统模式面临改变，即使一个人在一个岗位上工作到退休，其间经历的也是不断失掉旧业务、旧技能，重构新业务、新技能的反复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看，人工智能带来的新失业观，就不仅仅限于人工智能催生的新岗位与摧毁的旧岗位的差值是正数、负数还是零和了，而更多的是一种创新观。回顾历史，几百年来，新兴技术对人工岗位的替代从来是没有商量余地的，从英国女王拒绝威廉·李的针织机，到工人捣毁机器，再到立法将损坏机器者处以死刑，新技术就这样以极大的优势站稳了脚跟，其优势在于提高了生产效能，降低了商品成本，越来越多的人从新技术中获益，并不断推动人类从农业向工业、科技、教育的新赛道转换。在转换赛道的过程中，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相对的失业期，这个失业期更多意义上是一个创新期，是结合具体问题，在持续的理论创新和反复的实践检验中，不断尝试，不断试错，最终找到最佳方案的过程。（中略）回到传统的失业观，传统的失业意味着淘汰，意味着物质短缺，意味着生存危机或者贫困危机，也就是说，失业更多是失去经济价值和物质财富。但随着人工智能和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类从短缺经济发展到过剩经济，其结果就是失业带来的经济贫困占比会逐渐缩小，而精神贫困、文化贫困、意义贫困的占比会不断增加。（中略）因此，人工智能带来的失业问题需要我们重新思考人类职业的分配和布局，以及我们的教育如何面对智能时代培养出更多具有更高综合素质和技能的高端Ｔ型人才，避免新型的贫富差距扩大。

（二）时间焦虑困境凸显安全感冲击

时间焦虑是不安全感的重要体现。智能教育背景下，人类的不安全感空前强烈。“科学已经发展出一种在地球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权力，并且正在把这种权力最终覆盖于整个地球上”，人工智能的发展把人类的不安全感推到了新的高度，劳德·香农曾担心：“我们之于机器人，就如同今天的狗之于人类。”人工智能是否将万物都变成技术化的存在？这种技术化的存在是否意味着人类统治地位的消失、历史意义的虚无、人类文明的遗失，甚至人类历史的终结？对于此类这般的问题我们已经听到不少，我不认为这是人类的杞人忧天或是唱衰人类的哀乐，我更愿意看作是人类的自我保护或是居安思危的警报。人类似乎天生就缺乏安全感，无论是原罪说还是性恶论，都需要人类不断规制自我。最初的人类被抛入茫茫宇宙，就像大海中的航船一样急需寻找自我坐标，直观看到的天圆地方、地球中心论等定位虽错误，但意义重大。随着人从自然界的抽离、从动物界的提升、自我与他人的区分、灵魂与肉体的二分等，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扩展，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也不断深化，人类在确立自身坐标的同时，也更加深刻地认识了自己。但人类并没有因此消除焦虑和迷茫，在竞争的外衣下，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到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从苏东剧变后的“历史终结论”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资本主义衰亡论”，再到在中国持续上演的“黄祸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这些似乎看起来与人类缺乏安全感无关，实际上不无关系。不同的是，人工智能把这种不安全感上升到一个类的层面。人工智能对人类安全感的围困主要表现在，智能机器在具体的任务中可以脱离人类的控制，突破了延长人类肢体、提升人类功能或者辅助人类活动的范围，不但可以替代人类的体力劳动、重复简单的脑力劳动，也可以替代一些非创造性脑力劳动，面对人类的“受造之物”，从“无用阶级”到“人类时代的终结”，人类整体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担忧。人工智能成为牵引人类的未知力量，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人的生存一定是以某种人不能触及到的、幽暗的、遮蔽的、不显露的领域作为前提，并且被它所牵引。”一定意义上，人类通过技术获得安全感的同时进一步增强了人类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正彰显人类发展进化到新的领域，我们目前正在努力认识这一领域。据库兹韦尔预测，2029年，机器人智能将能够与人类匹敌，非生物意义上的人将出现；2030年，人类大脑将与云端连接，产生人类与人工智能混血儿；2045年，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本身，开启新文明时代。虽然有人称其为“思想狂想曲”，但我们不得不思考的是，如何面对人工智能超越人类的担忧？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分几个层次，一是，“如果你认为车比人跑得快，飞机比人飞得高，不是超人类的话，那就不存在“超人工智能”；二是，人工智能在理性智慧方面有可能超越人类智能，因为人类的理性是有边界的，所以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是可能的；三是人工智能在模拟人类智能的同时发展出一条与人类智能不同的智慧之路。但这三者的前提是人类智能继续保持现有水平，如果人类能用更多的时间进化自身智能，这又是另外一层悖论了。

（三）时间焦虑困境彰显生存论价值

“时间本无所谓多少，时间紧张与压缩虽然只是一种主观感受，但其归因却在于钟表时间和社会时间共同建构的结构紊乱和失序。”当前，时间焦虑已经成为学术界的集体性症候，其表现为人们不仅失去了对钟表时间的均匀流动感，也丧失了对带有周期性社会时间井然有序的节奏感。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中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新发展观之所以深入人心，正是人们对日益紧张的当代人类生存环境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人类发展史上，技术或者理论的每一次重大转型，都源于人类自身生存状态的改变，也最终要落脚于人类自身生存样式的重大变化，这些重大变化一次又一次把生存价值的问题提升到议事日程上来。在哲学层面，克尔凯郭尔消解感性个体，注定会打造一个弱小无助的、自我消解的人类自我；而叔本华将生存看作是一切物种都有的自我保全的本能活动，它注定会打造一个适宜自我生存境况，但人类会比动物感觉痛苦；为此尼采提出人的生存是人的意志的直接表现，超越性才是人生存的本性。人的生存可能是孤独的、不幸的，这些孤独和不幸会转化为生命的动力，转化为崇高的生命意志，凸显了生存的超越性意义；海德格尔则认为要主动确立与“世界”的关联，才能真正阐释“存在何以在”这样的哲学根本问题。从哲学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时间焦虑的问题一定程度上是人类特有的问题，是人类对生存价值和意义的追寻问题，是凸显生存的超越性意义的发展问题，是与外在世界确立联系，确证人类生存发展坐标的价值问题。从历史维度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社会现象的研究往往忽视对时间因素的考虑，时间是社会分析中的缺失变量。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时间和空间问题成为许多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从时间角度理解当代人的生活状况以及社会焦虑的表现有着重要的生存论意义，因为时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维度，是对时代的社会变化和社会结构变化的直接反应。“除非在我们分析中增加时间维度，否则我们无法充分理解现代性的特点和属性，以及现代性结构和文化发展的逻辑。”

（四）时间焦虑困境凸显生命平衡的重要意义

高校女教师摆脱时间焦虑困境的行动，首先是从思想上高度认识时间焦虑并非单纯的时间问题，应从人类思想史的高度来看待这一时间焦虑现象，并充分认识时间焦虑对于自我成长和发展具有超出忙碌和紧迫之外更高的生命意义；其次，在实际的生活和工作中，自觉区分物理时间、社会时间、生命时间和意义时间，从而将时间焦虑进行有效的分割，进而在可量化时间（被动）与生命质量时间（主动）之间找到新的分割点和平衡点；最后树立“前进即正义”的观念，将日常生活体验的时间焦虑放到生命质量的高度进行取舍，把时间焦虑从心理层面扩展到社会价值和生命意义的高度，这种思维转换对于提升高校女教师的职业满意度具有重要意义。

——李梅敬《智能教育背景下高校女教师“时间焦虑困境”的多维阐释》，《教育论坛》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