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重庆学生的“下乡”活动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政治生态环境复杂，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进行着声势浩大的抗日宣传与争取群众活动。重庆学生在中国共产党和学校的支持下，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救亡活动，这对唤醒农民的民族意识、引导农民支援抗战前线具有重要意义，也促进了党组织在重庆农村地区的恢复和发展，更对新时代的青年学生工作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开展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激励全体人民联合抗日。随着沿海以及北下的大学汇聚重庆，学生们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宣传抗日救亡活动，从城市深入农村地区。

重庆学生下乡的环境条件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既是国民党的控制中心，又是中国共产党开展秘密工作的地区。在这种条件下，重庆学生面临着多重考验，承担着重要任务。

第一，重庆的政治生态环境。重庆作为战时陪都，其政治环境伴随抗战形势、两党关系的变化而表现出复杂的特征。1939年，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策略重心逐渐由对外抗战转向内部争斗，其在抗日立场上也由积极抗战转变为消极应对。此时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活动更加艰难，学联解散，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未停止工作，而是通过秘密的方式和“合法化”组织开展工作。学生活动也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由轰轰烈烈变为秘密进行，相较于城市的黑暗环境，农村的广袤空间为学生活动提供了更多可能。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引领。全面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学生下乡并不是偶然，而是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过程中对于学生的重要性、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途径不断认识的结果。

青年学生是革命斗争浪潮中最先觉醒且至关重要的群体。这样的热血力量如何与农村结合？1919年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中强调：“要想把现代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非要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他认为知识青年应速去农村，只有农村基层有了改变，社会才能真正进步。此后，《中国青年》针对“到民间去”这一思想有了更多具体指导。全面抗日战争时期，10多所大学迁入重庆，为沉闷的西部地区注入了新血液。《新华日报》引导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研究社会各阶层，为乡村服务。众多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肩负起唤醒、团结各阶级共同抗日救亡的重任。

第三，重庆学生下乡的条件。学生到农村地区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不仅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学生自身的知识与能力，还需要有交通、经济等多方面的保障。

重庆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有悠久的革命传统。五四运动时期，多所学校联合成立川东学生救国团，学生走上街头宣传，带头抵制日货。在大革命时期积极同反革命势力斗争，在土地革命时期与军阀势力顽强斗争、配合中国红军战斗，这种革命的传统在重庆学生中保留了下来。1936年6月重庆救国会作为秘密组织成立，重庆进步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展开工作。

内迁的报刊、书店为学生学习先进文化提供了途径。重庆集结了全国主要的日报，包括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书店遍布学校及周围市镇。在城市中的学生有充足的资源，了解先进文化、看清国际局势，各区县则急需文化的普及和开发。

学校支持学生深入农村，这是重庆学生下乡得以成功的现实基础。重庆大学在校刊中强调，“到乡村去”是中国文化界的一致呼声，要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必须从改造农村着手。重庆大学学生在学校的支持下，开展乡村动员工作。同时，学校也积极给予物质支持，重庆大学学生后援团的经费主要来自学校津贴、重大救国会存款以及他人捐助和自筹。

重庆学生下乡的主要行动

正如张宗植所说，“中国西南部的地理特征，便是纵横列错的重山叠嶂，在这些高山深谷之中忍耐劳苦生活的人民，大都没有沾染现代文化的惠泽。”重庆学生深入周围农村地区，用多种多样、通俗易懂的形式宣传抗日救亡，开办识字班进行教育活动，吸收进步党员、巩固党组织建设。

第一，抗日救亡是全面抗日战争时期的时代主题，重庆学生下乡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农民明晰现状，唤醒农民的民族意识，动员农民积极参与抗战。兰毓钟在回忆中提到1938年区委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和发展党组织，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先进的学生们在校期间在学校周边宣传，放假后或组织同乡同学回乡工作，或以团队形式深入农村。

乡村消息不通，农民的文化水平不高，对于时局的了解不多。因此，壁报成为重要的宣传工具，重庆大学、复旦大学等众多团体都有出版壁报的组织，其内容针对农村的特点，主要以色彩鲜艳、醒目的图画为主，辅以简短有力的文字来突出主题。棉花街壁报乡村号第五期以巨大的飞机残骸为中心，配文“送死的寇机”，通过简单的图文向广大乡村民众传达当年重庆击落日机的消息，以增强其抗战的信心。复旦大学的《旦复旦》刊载国内外时事、社会评论以及抗战图画，对黄檞镇的民众产生积极影响。当时的黑白木刻就将广大农村群众围绕壁报谈论、学习的画面展现出来，反映了农民对于壁报的接受程度高。除了壁报以外，简短明晰的标语也是学生们在乡村地区宣传时事的重要工具。例如，“主和即汉奸”“实行对日绝交”就是在汪精卫等人主张言和，实行投降主义时，学生群体制作的标语，他们在城市聚众反对，在乡村地区揭露“主和”的真面目，引导农民聚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壁报、标语存在于乡村群众生存的客观环境中，乡村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着爱国主义教育，封闭的乡村不再沉寂。

相较于潜移默化的隐形方式，易于流传的歌曲与富有感染力的剧目则能直接引发乡村群众共鸣，动员其参与抗战。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大中小学生从上至下逐步从城市深入农村，众多宣传小分队为乡村群众带去精彩感人的表演。例如，简单浅显的歌曲《打倒日本》，“打倒日本，除汉奸，除汉奸；大家武装起来，武装起来，救中国，救中国。”这类歌曲通俗易学，曲调激昂澎湃。在演出时，儿童跟学最多，成人则内敛害羞，但是唱声一起全场肃静，唱声一停，掌声雷动。《救亡进行曲》《码头工人之歌》等都是当时全国传唱的歌曲，带有强烈的抗日情感，激发了乡村群众的抗日情绪，鼓励其贡献自身力量，支援抗日战争。

话剧演出模拟真实场景是学生在乡村最有效的宣传方式。《放下你的鞭子》描述了九一八事变后，一对东北父女流离失所以卖唱为生的故事，以小人物的命运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恶，激发中国人民对日本的反抗。巴县中学宣传队在冷水场、马王乡和石桥铺上演《热血》《民族公敌》等剧目时，观众冒雨观看且情绪高涨，在看到日军残暴的场景时，观众必发出“打呀！打倒日本人！”的呼声。另外，在全面抗日战争后期，国内形势发生变化，逐步由反侵略转变为争取民主，育才中学学生团队演出了更贴近重庆人民生活的方言剧目《啷格办》《不太平》，《啷格办》旨在反映现实，揭露国民党军队弃土逃跑的丑恶。

重庆学生在全面抗日战争时期紧紧追随中国共产党的步伐，在国统区的广大农村地区，通过隐形、显性的方式对乡村群众进行爱国教育，鼓励他们参与抗战，并取得重要成就：一方面，乡村群众的思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另一方面，乡村群众各尽所能积极捐款支援前线。

第二，加强农村文化教育。全面抗日战争时期，乡村地区的教育资源十分薄弱，乡村群众接受教育的机会微乎其微。学生在假期深入农村，不仅分析局势、宣传抗日，也积极教乡村群众识字，有利于提升其思想觉悟。

众多学校迁入重庆，为重庆注入了青年力量，学生下乡宣传也为乡村地区带去了教育资源。学生群体秉持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观念，到乡村开办识字班、文化补习学校。北碚文星场抗日宣传队推广平民识字教育，由于农民白天要忙碌于农活，因此识字教育只能在晚上进行。傅杰回忆：“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自己煮饭，白天做准备，晚上提一块小黑板，写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找个院坝就开始教学。”在此过程中，学生不断深入农民，了解农民苦难，在帮助农民时也坚定了自己抗战的决心与信心。复旦大学迁入北碚后，进步师生紧紧围绕在中国共产党周围，积极响应党的政策。该校的地下党员沈钧等深入东阳乡、白庙乡办文化补习夜校，开展以抗日救亡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偏僻的乡村为国民党统治者所漠视，但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国共产党教育农民的经验中有许多“合法化”组织形式，对发展乡村教育有重要意义。识字班与国民党合法机构相结合，如大公职校胡琼仙等20多名党员在假期与铜梁县民众教育馆合办识字班，教识字，宣传救亡道理；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基督教女青年会乡村服务队，在潼南办识字班、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另外，中国共产党在重庆也成立了许多合法机构。陶行知成立的育才中学，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其学生多来自沦陷区，有强烈的革命意愿。陶行知先生主张向社会学习，育才中学重视社会调查，加强学校与群众的联系。在调查中他们发现许多农村的青壮年都是文盲，其家庭经济困难，交不起学费，上不起学。育才中学在农村附近办起了识字班，教学内容包括识字、政治，教学成果非常可观，许多人学会了记账、写信，在政治觉悟上也有明显提升，他们认识到穷人不是天生的，是因为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只有跟着共产党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才能得到解放。

学校师生在乡村地区开展短期或长期的文化教育，对农民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一方面使农民掌握了实用的技能，另一方面也激发了农民的爱国热情，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

第三，巩固党组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下乡，在实践中促进党员、党组织自身的完善，并在与广大乡村群众的接触中吸纳进步分子，进一步充实了党组织。

学生提升了抗战宣传的实践能力，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从前期准备工作到完成，学生们对共产党的认识逐步深化。魏亦臣呼吁学生：“我们应该积极去做救亡工作，我们不怕季节的热火，我们怕，人为的太阳光，因为它是永久的燃烧着，而今的朝鲜就是这样。”经过大家共同讨论，彼此对抗战局势、抗战意义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学生深入乡村，对农民、乡村有进一步的认识，对中国共产党重视农村的方针政策有更强的认同感。同时，在向农民宣传抗日救亡的过程中，学生对于歌曲、话剧等宣传内容的认知也不断深化，坚定了抗日救亡的决心。另外，假期中的党员培训也是提升学生党员党性的重要途径。他们在下乡活动中发现先进分子、培养先进分子，学习《大众哲学》《中共党史》以及党的知识、纪律，发展了一批党员。

培养进步农民，发展农运骨干。经过思想启蒙的农民不仅在思想上认同中国共产党，更通过实际行动向党靠近。乡村中的青年农民参加夜校学习、唱抗日歌曲，在自身思想逐步解放的基础上，持续将党的思想传播到乡村的各个角落。北碚数十个农村少年参加抗日救亡宣传队，赶赴北碚多地进行宣传。农村党员的培养为党组织在农村的恢复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为解放战争时期在重庆乡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打下了群众基础。

学生下乡活动，从思想上、能力上锻炼了党员，培养了一批新的学生、农民党员，巩固了农村地区党组织，也为解放战争时期鼓励知识青年下乡提供了经验。

重庆学生下乡的当代价值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学生深入乡村地区，宣传抗日救亡、将知识送到乡村、发展农村先进分子，唤醒了民众的抗战热情，有效地支援了抗战。总结重庆学生下乡的历史经验，能够为新时代的青年学生工作提供借鉴。

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青年学生的力量，保证学生工作方向的正确性。在重庆学生下乡活动中，中国共产党对宣传内容的把控，对党员的培训都是方向性的引导。在新时代，我们要培养担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必须坚持发挥中国共产党的灯塔作用，为新时代学生驱散迷雾，指引方向。

第二，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作用。学生是全面抗日战争时期承上启下的群体，他们既受到中国传统封建教育的影响，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不断革新自我，在斗争中创新。在重庆学生下乡活动中，学生了解乡村、调查乡村，根据乡村实际情况改变宣传方式，根据时事变化，创作不同的歌曲。育才中学学生创编了许多抗战歌曲，深受群众欢迎。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充分发挥学生的创造性，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作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注入新活力。

第三，注重知识到乡的方式。重庆学生下乡活动，分析了战争局势、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将知识送到乡村。在新时代，农村仍然是中国共产党工作的中心，改变农村发展相对落后的现状，需要将知识送到乡村。一方面，根据当地农村所需，组织知识分子开展有针对性、趣味性的讲解；另一方面，号召学生毕业后扎根农村，为农村基层建设贡献力量。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下乡活动，对抗战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学生下乡打破了乡村的沉寂，带去了新思想、新力量。学生通过简单直白的表演，激发了农民对前线战士的同情和敬佩，增强了其对侵略者的憎恶之情，充实了抗战力量；同时促进了乡村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加强了基层政权的建设。重庆学生下乡的历史经验对当今的学生工作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四川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