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的代价
作者： 李云蝶
2023年6月15日，带着“不成功便成仁”的悲壮，我踏上了前往美国洛杉矶的航班，在登机前的朋友圈中，我引用了柏瑞尔·马卡姆的一句话，“如果你必须离开一个地方，一个你曾经住过、爱过、深埋着你所有过往的地方，无论以何种方式离开，都不要慢慢离开，要尽你所能决绝地离开，永远不要回头，也永远不要相信过去的时光才是更好的，因为它们已经消亡。”
然而，一年半后我仍在频频回首，这条路痛苦焦灼，并非我所想象的“英雄旅程”般的叙事——我所遭遇的困境微小磨人且持续不断，并非奖赏前的试炼；我所得到的并非我所预期，还远不到取到“宝藏”的那天。而所有的未知中我唯一能确定的事，是这条路，确是我想走、应走的路。
野生之城与未驯之梦
初来乍到，洛杉矶以“侠盗猎车手”（GTA 5）般的热情欢迎了我。由于公寓租期尚未开始，我在网上按价格排序，盲订了一间最有“性价比”的民宿，结果藏在了号称最“凶险”的墨西哥社区，街区房屋几乎户均挂有“恶犬警告”标识，就像在告诉你：这里，不欢迎陌生人。而我的“小屋”——堪比哈利·波特姨父家的楼梯间。波多黎各房东胡安娜虽不善言辞，却是个爽快的女人，她帮我一起把23公斤重的行李搬进搬出，还在楼梯间底下给我安置了一张能放电脑的小桌子。
我原以为她只是个话少的严肃女人，后来才发现，在这个步力所及的区域，西班牙语才是唯一的“官方语言”，英语反而成了小语种。于是在落地美国最初的几天里，我始终处于一种“语言不通”的境地。饭店老板用流利的西语自顾自帮我推荐了一碗香得要命的传统羊肉汤和一杯甜过头的米浆饮料；便利店的壮汉用潦草的英语问我：怎么没在附近见过你？他正在柜台里给儿子理发。那个学龄小帅哥奶声奶气的一句“Hello”，可能是我那几天听过最亲切的美式英语。
在决心这样走一遭的时候，我把陀翁写阿辽沙的一段话拍下来，设为朋友圈的封面，作为每每动摇时狠心说服自己的有力武器——“舍身也许是所有牺牲中最轻而易举的，而从自己风华正茂的生命中拿出五六年来埋头苦学，做点学问，哪怕只是为了十倍地增强自己的力量，以便为他追求的真理服务，为他心向往之并且引为己任的大事业服务——这样的牺牲对他们中许多人来说几乎完全做不到，实际情况往往如此。”
夜里，房东不在家，偌大的房子漆黑一片。隔壁却开起了派对，躁动的音乐震得小楼梯间墙灰都快掉下来。我忍不住推门出去偷看，结果一眼扫过去，进出的人全是美剧里毒枭标配的长相和气势。我立刻缩回屋里，把门锁死。几天后，我打车去新公寓时，来接我的危地马拉司机告诉我，这片区域很危险，“都是帮派，还有枪战。”我回想起夜里传来的那些短促零星的“鞭炮声”，才意识到——我这是盲跳进了毒圈。
新公寓在韩国城，景象全然不同。卧室窗外是加州蓝得透亮的天空和一排排棕榈树，附近的餐馆、商场俨然一副亚洲社区岁月静好的文明样子，但街头却被无家可归者的帐篷占领。任何刚来这里的人，只要步行穿过几条街区，都不可避免产生这种穿越感。
这不是我第一次来美国，也非第一次踏足加州，但真正住下来，整座城市都换上了另一副面孔——为什么会这样？这是第一次长居异国的我，一开始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的事。
还未来得及正式认识这座城市，就到了南加州大学（USC）的欢迎午餐会。在新生见面会上，我强迫自己热情洋溢地和每个人社交——坚持不做西方刻板印象里内敛寡言的亚洲人，是我最后的倔强。因为这番大胆输出，我认识了来自福罗里达的Ray，他和我一样选择了调查报道。Ray曾是一名政治记者，在业余时间独自做了一组关于美国监狱体系的报道。
我们的20人小项目里，招收的都是有过几年工作经验的年轻记者，或是想从其他行业转型过来的人。国际生占了不到三分之一——两个中国人、一个越南人、一个印度人、一个芬兰人、一个加拿大，其余都是美国人，其中一个是韩裔美国人。
校门像是另一个时空的裂缝，走出漂亮的学校，现实仍然盘踞在街头。
USC位于洛杉矶市中心，这里不是波士顿小镇那种“大学乌托邦”，而是全美最混乱的街区之一，由于令人担忧的安全隐患，学校周边甚至划定了DPS（校园安全巡逻）区域，有“小马甲”安保人员把守，有24小时安全热线，有免费的专车服务。
但区域之外，是一片只能自由探索的地图。我依然要提防公交车上的流浪汉，他们带着破背包或是一只塑料袋，睡在那里，或喃喃自语，或大声控诉；一旦你与他们目光交汇，他们便锁定了观众，高声演讲，甚至步步逼近，以防你听不清他们的喜悦和愤怒——但他们不是闯入者，他们也是这座城市的主人，有流落街头的自由。对于新闻人来说，这是了解一座城市的最佳入口，毕竟没有人能一直活在DPS区域内。
在这里，野生的城市和野生的梦想时刻提醒你——如果你觉得生活难以忍受？那欢迎你，来到自由的世界。
认识，新的认识
也许很多人在留学前的那一刻，都怀着对“远大前程”的美好憧憬，而我，甚至在心里描绘了一整个变革中国新闻业的宏伟蓝图。这个憧憬，在我笨拙地开启美利坚新生活的短短几天后，画上了逗号。如项目主任在此前的邮件中所说，这是一个纯美国人项目，即便是对美国本土记者来说，一年内完成34个学分的学习强度（比其他项目两年需要完成的学分还要多），也是一场必须全力以赴的硬仗。
但我没想到的是，落地美国仅半个月，就要开始在全英文环境中寻找选题、报题、采访，直接进入职业记者的节奏。这种强度远甚于我在号称中国“最快”的《新京报》深度部卷突发时的魔鬼状态。
来之前的抑郁、来之后的新奇，被焦虑这只猛虎吓得无影无踪。为期一个半月的夏季学期课程中，贯穿始终的Summer Immersion（夏季沉浸式课程）是重头戏，每天整半日课程，每周穿插考试，课后还有独立的采写作业。没有任何过渡，我被迫操着三脚猫英语，提前进入真实的美国社会，省略了“我还没准备好”的环节。
两周后，我已经扛着三脚架和相机包，站在洛杉矶街头，为我的音频作业做街头采访。如鼠乱窜的我，逮着人就去搭话。
我们的教授，全然没有西海岸人的“佛系”，每天以发微信的频率发群组邮件，追问采访进度，有时大家太疲惫或者没有进度装死不回，他就追加一封：“你们可以联系这个研究团队的专家。”语气是——建议你们“立刻”联系。如果还不回，你就会发现他堵在别的教授的授课门口，一个一个抓人问进度。我就这样硬生生被逼出了邮件恐惧症。
但也是这位教授，几乎成了我夏季学期的口语陪练。刚来美国时，我带着在中国做记者的经验，心里有一肚子疑问，一下课就堵着他聊半小时。我和他聊中国记者如何在美国找到自己的定位，也聊我看到的美国问题。夏季沉浸式项目的终极大作业，是以小组为单位，完成一个以“科技的局限与前景”为主题的多媒体报道，各组自定选题、自行采访，一个半月后，每个小组的报道将分别呈现为一个独立网页，包含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并在礼堂汇报，任务重得可怕。
在小组确定选题前，他提示我，你说你对流浪汉感兴趣，那你可以去查查，流浪汉和科技之间的联系。我有些懵，流浪汉和科技能有什么联系？查阅之后，我才发现，奥巴马在任时推出的计划仍在继续：无家可归者可以在指定时间、地点领取一部免费的手机，对于在街头生存的人来说，这是保证安全和获取资源的重要保障。
洛杉矶市公立图书馆为无家可归者推出了Tech2Go计划，允许任何持有图书卡的人免费借用笔记本电脑和互联网热点设备，借用期长达六个月。最初发放的2000套笔记本电脑和热点设备在短短三个月内便被借完，组织方迅速获得新基金并续上5000套。
除此之外，还有无数非营利组织为无家可归者提供短暂住房、食物、衣服、洗澡间，甚至免费课程培训，教无家可归者使用Word、Excel，以至运营自己的社交网络。换句话说，如果把城市生活比作一场电子游戏，一个流浪汉不仅可以通过网站、APP解锁生存所需的资源，还可以学习各种技能，获得重回社会的可能，最终，我们小组投票通过了我的选题——无家可归者的数字素养：一种必要的奢侈。
我们去采访机构中的服务提供者、政府人士、研究人员，也走上街头与流浪汉交谈，甚至成为志愿者为他们分发餐食。在这样贴地而行的选题操作过程中，我逐渐理解了美国公民意识是如何形成的——他们天然不信任政府的效率，商业力量往往填补社会问题的空白，而记者的职责不仅是赞扬科技进步，更是监督这些商业设想是否真正发挥作用，是否如承诺般改善人们的生活，还是仅仅是一场自我包装的营销叙事。
从最初对流浪汉的恐惧，到对城市治理的批评，我逐渐意识到：衡量一个国家是否适合生存，关键不仅在于现状的好坏，而在于它的系统复原能力，以及社会是否具备讨论和建设的空间。同样，评判一个历史转折点，不能只停留在当下的成败，而要放眼来路与归途，去看它如何塑造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