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两任财长到访记

两任财长的来访

2024年4月7日下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到访北大国发院，在承泽园与师生做了2个多小时的交流，现场讨论专业、坦诚。耶伦多次提到自己曾经是一名经济学教授，很愿意参与这场在校园举办的活动。她还说：“国家发展研究院不仅是学习公共政策和经济学的顶级学府之一，而且还是一个智库，就紧迫而重要的经济议题发表研究成果。”因此，她希望能听取大家对于中国经济现状与未来的看法。美方有一个庞大的记者团跟着来到承泽园，耶伦笑容可掬的照片很快登上了各大国际媒体平台，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不过在拍完照片之后，记者们便离开了会议室。

这是耶伦第二次来国发院。1998年6月，国发院前身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与美国国际教育联盟合作开办国际MBA项目，正好随克林顿总统在北京访问的商务部长戴利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耶伦一起出席了这个项目的成立仪式。

在2024年4月这次交流会上，我向耶伦赠送了1998年她出席仪式的照片，她也记得那次活动。交流结束，耶伦在和师生合影之后，匆匆赶往故宫参加何立峰副总理为她举办的活动。陪同耶伦来国发院的我国财政部副部长，也是北大校友廖岷临时提议安排她到未名湖边转一圈，但因为安保没有预先做准备，只能作罢。晚上耶伦还通过廖岷来询问，当年开办的那个合作办学项目是否还在继续？我回复说项目还在做，形式上有些调整。

这并非在任美国财长第一次到访国发院。

2009年6月1日上午，作为奥巴马总统特别代表访华的盖特纳财长也曾经来到国发院，在朗润园万众楼二楼做了主题为“美国和中国——为复苏和增长而合作”的演讲。

盖特纳曾于1981年在北大待了8周，学习中文，所以也算校友。校方特意请来了当年教他中文的两位老师。时隔28年，师生重聚，情深意长，据说场面十分温馨。我之所以写了“据说”二字，是因为那天我并没有在现场，虽然我本来是有机会参加的，那天恰巧是我加入国发院的第一天，临时被学院培训部门安排给一个银行的培训班讲课，错过了盖特纳的演讲。

后来听盖特纳提起那天令他印象深刻的两件事情，一是两位老师陪他在未名湖畔漫步，二是一个学生在讲座上问他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是否安全。不过有媒体报道称，盖特纳刚坚定地说完“中国的资产非常安全”，会场一阵哄笑，媒体说，盖特纳露出稍感尴尬的表情。盖特纳还说，那几天正好有几位美国议员也在北京访问，有议员还对美债的安全性问题发表了不同的意见，盖特纳赶紧打电话过去沟通。我忘了他提到的议员的名字，查了一下媒体报道，那几天里克·拉森和马克·柯克领导的众议院“美中工作小组”代表团确实在北京访问。

更多财长的交流

十年后，2019年1月，我和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的几位同事一起访美，在纽约期间，到外交关系委员会拜访美国前财长鲁宾，鲁宾也邀请了盖特纳一起跟我们交流。鲁宾担任财长期间，萨默斯和盖特纳分别是他的副部长和助理部长，这二位后来也做了财长，他们几位的关系非常密切。

记得2011年6月我和鲁宾同在瑞士参加彼尔德伯格会议，会议结束返回的时候，我们在机场休息室相遇，聊了一会儿。我提到亚洲国家对美国财政状况的一些担忧，他即刻拿出手机向盖特纳办公室了解情况。

在纽约交流那天，盖特纳再次提起“朗润园之问”。他认为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是安全的，鲁宾也表示赞同。确实，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国位于“震中”，但国际资本不但没有逃离，反而大量回流美国。这说明，投资者仍然认为美国国债要比其他国家的资产更加安全。不过在2022年2月底以后，这个回答可能就需要增加一条限制条件。美国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冻结了俄罗斯的外汇储备，最近又准备将这些资产划拨给乌克兰，用于经济重建。因此，将来再看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是否安全，不应仅仅看美国的偿付能力，同时需要关注中国与美国的战略关系。

2023年1月，在纽约举行的中美经济二轨对话会上，我对美国利用美元的特殊地位制裁其他国家的做法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会破坏国际金融秩序。美方代表团团长、另一位美国前财长杰克·卢当即表示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认为判断这件事情，关键要看之前俄罗斯做了什么。我说美元与国际支付体系是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基础设施，美国的做法直接导致不确定性上升，影响金融市场的有效运行。有意思的是，美方有两位来自金融市场的代表表示赞同我的看法。

为复苏与增长而交流合作

从2009年到2024年，在两位美国财长时隔十五年分别到访国发院之间，世界经济秩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美经济关系也今非昔比。两位财长访华的时间点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就是美国经济遇到了一些困难。

2009年，美国还处在次债危机之中。在当时，起码有相当一部分美国官员意识到，他们的金融部门把事情搞砸了，对世界各国形成了严重的溢出效应。2008年11月，小布什总统卸任在即，还紧锣密鼓地在华盛顿召集首次G20首脑峰会，希望世界各国共同努力，稳定金融、挽救经济，这也是第一次，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被赋予了重要的全球经济责任。

所以，2009年6月初，当盖特纳应王岐山副总理之邀，来北京商量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事宜时，他的使命应该就是他在国发院演讲的标题：“为复苏与增长而合作”。在那段时期，中美经济合作是主流。矛盾与分歧一直有，但借用当时在北京担任美国财政部特使的杜大伟的话，起码在工作层面，双方一直在努力地把控分歧、扩大合作。

盖特纳自己确实也比较了解中国，他年轻的时候在中国的大学学习过，他父亲曾经担任福特基金会驻华代表，跟很多中国学者相熟。在卸任财长之后，盖特纳也一直在推动中美经济交流与合作。2022年初，在他的支持下，CF40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一起组织了一场线上闭门研讨会，会议由他和我共同主持，美方的参与者包括多位前任财政部长和美联储主席。

这次耶伦来访时，美国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比如高生活成本、高利率和结构性失业等。当然，中美经贸关系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而这个改变，我们是在参与交流、从事研究的过程中逐步感知到的。自2010年起，国发院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每年举行两次中美经济二轨对话，国发院代表团每年都会前往华盛顿拜访白宫、财政部、国务院和商务部等政府机构。与此同时，CF40也跟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有一个年度交流的安排，每年也都会组团去纽约和华盛顿拜访智库机构和政府部门。慢慢地就能感受到一些变化。比如，有一些活跃的美国意见领袖，近年已经不再像过去那么踊跃地参与中国的论坛，据说是怕在美国被贴上“亲中”的标签。

形势比人强

2018年初，中美经贸摩擦突然升级。那年元旦刚过，国发院和CF40分别有代表团在华盛顿拜访，我两边的活动都参加了一些。几场会议开下来，明白美国政府已经准备好了打贸易战。记得CF40迅速形成了一篇内部报告，直接预警“中美贸易摩擦在几个月甚至几周内就可能升级”，并判断“中美将从互补性的贸易关系走向竞争性的大国关系”，但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事后有人总结，说特朗普总统是“交易思维”：你卖产品给我，却不买我的产品，那就等同于抢我的市场、抢我的就业。所以他不仅仅是挑起冲突，几乎是四面出击。2017年底他来中国访问，当时大家感觉气氛还不错，后来据美国智库的朋友说，特朗普其实很不高兴。

特朗普未能连任，中美经贸关系也未见缓和。2020年下半年美国大选进入白热化状态，我在那一年外滩峰会的对话环节询问鲁宾的看法，他认为拜登会当选。在这个问题上我很信任鲁宾的判断，记得2008年10月的一天，鲁宾突然从纽约飞到北京，他此行分享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奥巴马将会当选总统，而当时国内对奥巴马知之甚少。因此在2020年那次外滩峰会上，我接着问鲁宾，倘若拜登真的入主白宫，他会采取什么政策。鲁宾说拜登比较理性，大概率会取消一些既不合理又无效果的政策，比如高关税。可惜的是，拜登不仅没有纠正特朗普的政策，反而有点变本加厉，比如在科技领域实施“小院高墙”，遏制中国的科技进步，而且“小院”越来越大，“高墙”也越来越高。

2023年7月，已经当选财长的耶伦也曾到访北京，当时我和CF40的几位同事跟她做了一次晚餐交流。耶伦是一位经济学家，她看问题的视角通常比较理性。不过那天晚上她说了一个多少有点让我吃惊的观点。她说无论是限制贸易，还是吸引制造业回流，美国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为“小镇蓝领青年”创造就业机会。我问她，这样的政策有多少合理性与可行性？她停顿了一下，说这是政府必须做的事情。从经济学的视角看，美国已经过了大规模发展低端制造业的阶段，所以不容易成功，即便能做成，也会大大增加美国消费者的生活成本。

最终的决定因素也许是政治考量。“小镇蓝领青年”和“乡下红脖子”的不满，既可能是特朗普第一次当选总统的原因，也可能是造成美国全球化政策逆转的理由。

2024年4月，耶伦作为美国财长来访承泽园时，中美关系已经远不如2009年。虽然在讨论的过程中也时有轻松时刻，整体氛围肯定已经不能跟当年盖特纳财长的来访相比。中美双方对部分问题的看法已经比较对立，虽然表达都相对温和。耶伦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中国过剩产能，她担心快速扩张的中国电动汽车产能会冲垮美国的汽车产业与就业。实际上，中国在2023年总共向美国出口了才1万辆左右的电动汽车，还都不是国内自主品牌，按说影响是很有限的。但到5月，美国政府就匆忙将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从25%提高到100%，据说是因为总统大选中的两个关键性的摇摆州都有庞大的汽车产业。可见，在政治考量主导的情况下，“叙事”已经远比“事实”来得重要。

期待未来

过去15年来，美国政府不太理性的经济政策变得越来越多。但日常打交道，会发现许多美国官员的思路其实还是很清楚的，也许他们只是不得不跟政治现实妥协。

2021年初，耶伦刚刚接任财长的时候就曾经公开表示，关税不但不能限制中国的出口，还会增加美国消费者的生活成本。但后来再没说过这话。虽然我们并不知晓具体的原因，但大概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吧。

2023年5月，我跟CF40的几位同事再次去白宫交流，当时中美关系正处于暂时的转暖期，美方官员问我们有什么可以短期改善双边经济关系的政策建议。我建议双方同步下调各自的关税。对方说，这个恐怕缺乏政治可行性。我追问了一句，那以后是否就不必再提这条建议了？对方说，不，将来还应该提，等哪天条件具备了，可以做。这么看来，中美学者与官员之间对一些政策问题的看法也还是有共识的。

将来中美经济关系会如何演变，我说不准。但无论如何，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保持政府与民间层面的密切交流，对双方有好处，对世界也有好处。

2024年4月7日跟耶伦告别的时候，我说，等她将来不做财长了，欢迎她以经济学教授的身份再来国发院访问。耶伦笑着说：“I’d really love to do that .（我真的很乐意做这件事情。）”

（作者为北大国发院院长，本文标题为编者所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