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出川

这位川北佃农家的少年，看起来有些老成——眉峰上扬，颧骨高突，巴蜀男儿，盖有英气矣。

少年大号唤作朱代珍，祖母和乡邻更愿称其“阿狗”“狗娃子”。后来，少年参加科举考试，“朱代珍”成了“朱建德”。再后来，他去往云南，决意再次改名。这个名字，日后震动华夏，如雷贯耳，也成为民族记忆中一个无法磨灭的印记，这就是——“朱德”。

回首他的年少岁月，可以推测，风吹日晒的田间劳作、机敏好动的豪爽性情，定然使他拥有一身黝黑的肤色。他站在四川盆地火热的日头下，望着周遭耸立的重山，这无尽的屏障，似乎把村子和外面的世界隔绝了。年少的他格外留意一条通往山外的路，常常跟在过路的外乡人后头，直到人家将他赶回去，他还一步三回头地顾盼路的尽头。那里，是屏障裂开的一道缝隙，背后藏着的，是彼时的少年难以想见却充满好奇的光怪陆离。

2023年五四青年节前夕，《环球人物》记者来到这个小山村，站在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的展览板前，与年少的他“相遇”。我们想探寻：当初那个少年是如何越过山丘，如愿见着不朽，成为举世皆知的“朱老总”的？从这里出发，一头扎进近代中国波澜壮阔又波谲云诡的舞台中，哪些人与事，共同镌刻出这个闪亮的名字？

为“支撑门户”而读书

一进山，豪情扑面而来。谷雨时节，川北的山林裹满绿色。路面不算宽，时不时闪出几个农户，背着背篓。司机一路飞驰，娴熟地踩下一个个急刹车。遇见下山的熟人，摇下窗，用方言开吼：“认不得我咧！”高亢的嗓音和笑声飘荡在山谷里。坐在后座，记者使劲拉着紧绷的安全带。

约莫40分钟，记者抵达四川省仪陇县琳琅村，朱德出生在这里。眼前这座青瓦房面的三合院，原是一个丁姓地主废弃的粮仓，后来租给朱德一家栖身。房子西侧有一个六面都是板壁的仓屋，就是朱德呱呱坠地的地方，简陋的木板床、桌椅、衣柜都挤在昏黄的灯光里。

朱德生活在一个很能吃苦、又有纪律的佃农家庭里。他称祖父为“中国标本式”农民，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祖母则是家中指挥全局的人，一声吆喝，谁也逃不过，轮番下地、喂猪、割草、放牛。他后来回忆：“我从小就是饿着肚子长大的。因此后来搞革命运动时好像根本不知道饿。我从小到大都干活，所以后来做体力劳动时，从来不觉得面子难看。”

如果要在童年里找些甜蜜时刻，朱德会回想起巴掌大小的芬芳野花，以及炎热夏日里可以一头扎进去的小河，还有母亲的摇篮曲——“月如眉，月如弓。月如眉，月如镰。不似眉头常皱。”

母亲钟氏共生下13个孩子，朱德排行第四。家里“养不起那么多张嘴”，只活下来6个男孩、2个女孩。两岁时，朱德被过继给了伯父朱世连，成为养子。

朱德从未怀疑过母亲的爱。在记忆中，她从未责骂过他一句。可是，她总为家事忙得不可开交。唯有在哼唱摇篮曲时，母亲才专属于他，还会边唱边用眉毛给他做表情。

钟氏体格健壮，比一般妇女要高大一些，浑身像有使不完的劲。由于常年干活，面色黝黑，大大的褐色眼睛里写着贤惠和忧愁。朱德曾说，自己长得很像母亲。不只是样貌，他在性格方面也与母亲很相像。钟氏性情温良，从不发脾气，对上孝敬长辈，对下爱护子侄，和妯娌、叔伯关系也打点得很好，大家都很敬重她。

钟氏自幼生活在一个江湖艺人家庭，从小就跟着父母跑码头，饱尝人间辛酸。她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却总是同情比自己更穷苦的百姓。遇到叫花子上门时，她总设法给点吃的，还要说上几句宽慰的话。朱德认为：“母亲同情疾苦的人——这是朴素的阶级意识。”

“钟氏虽然养育着众多子女，日夜忙碌，但始终秉承着勤劳的习惯、待人的善心、温顺的脾性，朱德也在耳濡目染中习得。尤其是有耐心、有同情心，这两点几乎构成了朱德一辈子的品德底色。”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吴宝璋告诉记者，母亲给朱德带来的赤子之心，伴随了他的一生。

父亲的形象则有些不同。生父朱世林是个脾气火爆、容易冲动的汉子。养父朱世连治家严谨，干活勤快，一分一毫都省得不能再省，时常得为全家打主意。

唯独在一件事上，朱世连大方得出人意料，那就是对朱德的教育。朱德6岁那年，伯父颇有远见地提出，拿出省吃俭用存下的钱，送他去家族药铺垭私塾读书。朱德回忆：“家里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但是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蛮横，逼得家人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

钟氏虽然没有文化，也十分支持朱世连的决定。她甚至提出把朱家三兄弟都一起送去读书，并主动包揽“娃儿们干的那点活计”。

上学那日，朱德被眼前的排场吓到了。天还没亮，全家都起来了。三兄弟随着伯父像执行神圣的使命一样出了家门，全家老小把他们送到门外，肃立，目送他们远去，直至背影消失在朝雾里。

感受到家人的重视，朱德也争气。他在私塾里年龄最小，但记得的字最多，一年下来，已能熟读《三字经》《大学》《论语》。家族私塾很快不能满足他的求学欲，家人于是将他送到更大的丁家私塾。

朱家三兄弟出现在丁家私塾那日，一场“战事”埋下伏笔。这里的学生多是地主家的孩子，看到这样“低下”的新同学，十分不爽。一日，有人趁先生不在，故意大叫：“啰啰啰……三条猪潲水不吃，跑来吃书……”满堂大笑。朱家兄弟愤怒了，虽然人数不占上风，但从小劳动练就的身板发挥了作用。他们将十几个人打得狼狈不已。

先生赶来，戒尺落下，板子重重地打在朱家兄弟手心。

朱德又恼火又委屈，打架时没哭，这时却哭了起来。他想不通，为什么霸凌的人受到保护，抗争的人反被惩罚？他不服，从此更加硬气。

只是，个人反抗的作用在当时是极其有限的。9岁的朱德很快受到一次极大的打击。租种地主的田地要交纳租粮，朱家本就入不敷出，还得供孩子上学，地主突然要卡脖子加租，朱家再也掏不出了。那年除夕夜，地主的管家直接上门，逼他们退佃搬家。朱家只能被迫分居两处，朱德生父带领一家迁居陈家湾，朱德则随养父母搬到朱家在大湾的老屋。

与敬爱的母亲分别了，朱德悲痛不已。“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

“教书不是一条生路！”

如今，游客从丁家粮仓到朱德在大湾的新“屋头（四川方言，指房子）”去，要爬一条长长的石阶，再坐观光车绕几段山路。下车后，映入眼帘的还是一座川北三合院。记者站在院子里抬眼望去，依旧是层层高山，与旧“屋头”景致相差不大。但对朱德来说，他的处境已完全不同。

因为生活困难，朱德到大湾后失学了，心情也很沮丧。伯父不忍埋没他，待安顿下来，就跑去借钱供他读书。事实上，当初他选择回到大湾老屋，就是考虑到附近有一间私塾，听说里面的教书先生很好。丁家的蛮横让伯父更加坚信：家里一定要培养出读书人，否则世代的命运将永远如此。

教书先生叫席聘三，年过半百，两次考秀才未中，索性回家设馆教书。他很愿意接纳穷人家的孩子，实在交不起学费的就缓交或免交。他见到朱德，觉得这孩子眼神中带着韧性，印象很好。他是一个仗义执言、犀利幽默的老先生，常把做官的人骂得狗血淋头，被朱德称赞为“周身叛骨，朝气蓬勃的评论家”。

朱德重回学堂时，外面已然时局动荡。川北山区收到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足足晚了一年，直到1896年，席聘三才好不容易弄来一份由康有为起草的“公车上书”手抄本，带到课堂上朗读。他时而声泪俱下，时而激昂怒骂，朱德也跟着落泪。

伯父得知朱德开始关心国家大事后很欣慰，特意叮嘱：“席先生是正直坦诚的人，他讲过的话千万不要出去乱说，否则会带来麻烦。”

朱德连连点头。为了听更多国家大事，他拎着一壶米酒去先生家做客。几杯酒下肚，席聘三从黄巢起义讲到太平天国，叹息道：“现在的世道太坏了，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老百姓就好比是小虾米。”“为民除暴，才有光明世界！”

年少的朱德热血沸腾，一路快跑回家告诉伯父。伯父看着眼前的朱德，觉得他突然长大了。

从10岁到18岁，朱德都坚定地跟着席聘三学习。他读书不再仅仅是为了家人，而是有了新的方向——救国。

一个世纪过后，记者站在他奔跑过的土地上，望向他的房间，确切感受到那个少年对成长的渴求。他的卧室在二楼，不对外开放。墙上有一个不规则长方形的洞，导览员介绍说，这是他为了夜里读书通光而凿出来的。此时正是晌午，附近的农家乐飘来火热的辣子呛味，混着犀利的川音和暴烈的阳光。在这样滚烫的地方，朱德骨子里的热血心性开始迅猛生长。

“朱德在少年启蒙阶段遇到席聘三，无论是在知识学习还是人格培养方面，受到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当时正值中华民族陷于内忧外患的苦难岁月，席聘三虽在山村中，对外面情况掌握得并非完全清楚，但他积极获取信息，发挥了教育的作用，对学生的冲击是很强烈的，使他们意识到国家贫弱就要挨打。朱德由此深刻接触到爱国主义教育，建立起报国之心。”吴宝璋说。

成年后的朱德读腻了“子曰”“诗云”，渴望变化。席聘三与家人鼓励他去参加科举考试。出发那天，一如儿时上学第一日光景，家人齐齐来给他送行。朱德背着旧包袱，步行了37公里，来到仪陇县参加县试。这是他19年来第一次离开家乡，钻进屏障背后的大世界。

这场考试很轻松，成绩也喜人：朱德在千余人中考进了前二十名。接着，朱德赶到顺庆府（今南充市）参加府试，又中榜了。但他的注意力已经不在考试上，而是被顺庆府的新式学堂吸引走了，里面有新教材、新教具、新知识。

省试临近时，一纸诏令传来：废止一切科举考试。朱德觉得这是“天助”，借机提出想去读新式学堂。这次，伯父罕见地没有支持他：“到手的功名丢了，谁不痛心！”那夜，朱德和伯父都没有合眼。天未亮，朱德就起床去找席聘三，请他劝说伯父，最终得到应许：家里支持他去读新学堂。

朱德跨过了新旧教育的分割线。在顺庆府中学堂，朱德发现世上的新知识多得很，眼界大开。他接触到一批具有科学知识和维新思想的有为之士，比如学堂的校长张澜，就是中国同盟会的创办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