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军岁月

昆明，小梅园巷，绿意满满。几幢古香古色的二层小楼坐落其间，枝叶从墙内探出，汪出水来。院内一棵10余米高的紫薇树，尤其显眼。

这是百年后的洁园（今昆明朱德旧居纪念馆），依然和它初建时一样，幽致中不乏富丽。一位本地老人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他从未见过这么大的紫薇树，8月花开，烈日下像火一样。据说，这是朱德亲手种的。

1921年，重九起义十年后，35岁的旅长朱德为了安顿抵昆的亲人，买下五华山下一处宅院和附近的空地，建造了这处仿照老家仪陇建筑风格的洁园。再早前，1919年秋，朱德曾将全家二十几口人接到四川泸州居住，为全家做了安排。“为了证明他是一个孝子，能够而且做到了养活一个大家庭，很有面子，他又退回到封建主义去了。”后来，在延安的窑洞里，朱德曾向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回忆往昔那个他。

功名利禄，荣华富贵，这时的朱德似乎都有了。

但史沫特莱感受到，尽管朱德过着物质丰厚的生活，却在“政治上表现出分裂的人格：外表上是卷入军人混战的一员，但内心总认为自己是五四运动的追随者，在家里的学习小组上继续讨论新思想”。“这时，朱德已经从农家子弟成了豪杰，从下级军官升至少将旅长，很容易再成为师长，但他不愿意了。他不再只简单追求事业上的成功，他要思考一下真正的救国救民之路。”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刘波这样分析。

重九起义后的十年，是朱德希望渐失的十年——一面被迫卷入军阀混战的泥潭中，一面对新思想与新道路心生好奇，偶尔还陷入乡绅阶层的传统情感中。这种矛盾一度让青年时期的朱德感到彷徨与苦闷。1922年春，朱德赠诗文给昆明昙华寺住持映空和尚，谈到自己投笔从戎、奋身军界，他说：“初意扫除专制，恢复民权，即行告退。讵料国事日非，仔肩难卸，戎马连绵，转瞬十稔。”

这之后不久，逃亡香港的滇军原首领唐继尧返回昆明，作为当初“讨唐”一员的朱德首当其冲，遭到通缉。“在云南的家被唐继尧没收了，母亲携带小孩，后来也回到四川家里去了。这一场民主革命斗争，自信还是一个顽强者，但还不能摆脱封建关系而失败，最后还借着唐继尧的手将封建关系代我斩断，使我更进入了共产主义的阶段的革命。”朱德后来回忆。

云南，成为朱德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涅槃之地。

“这些军事品质贯穿了朱德的一生”

忆曾率队到宜宾，高举红旗援弟兄。

前军到达自流井，已报成都敌肃清。

——1961年，《辛亥革命杂咏·其五》，回忆北上援川

革命的热潮滂沱到各处。

重九起义成功后，1911年11月10日，以蔡锷为领袖的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成立，云南成为西南各省中第一个独立的省份。但在云南的北部，清军已攻入四川，重兵压阵，向南压迫云南，向东威胁武汉，革命的成果岌岌可危。于是，云南军政府决定遣师北上，援助四川起义军。朱德仍以排长身份随第二梯团（相当于旅）出征，不久便正式升任连长。

这是一次非传统的、几乎不需要作战的军事行动。朱德回忆：援川军一路受到了老百姓的热烈欢迎。“到处巡防军跑掉，老百姓便来欢迎。碰上少数土匪，一打就垮了……那时，自己预先还没感觉到，老百姓对于‘革命’都有着那么好的兴趣。我们这一营，四个连，都蛮强。”军队顺利地占领了叙府（今宜宾）和自流井（今自贡市内），不久，四川宣布独立。

一个更好的消息随之传来。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此前，从没有哪个时刻，朱德心中升腾起如此清晰的希望：他希望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不再受到帝国主义欺侮；一个统一的国家，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一个民主的国家，人民不再受封建专制的摧残；一个进步的国家，有廉洁的政府；一个幸福的国家，逐渐走向富裕。

革命也确实朝着充满希望的方向发展。从四川回到云南后，蔡锷在云南军政府内部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营长以上的官（月薪）一律是六十元……所以省下来的钱很多，用来多养活一点军队……主要的就是能够搞出一个廉洁的政府来，军队真正看做是国家的军队……不管在政治、财政上都好。任用私人的事是很少的。把清朝那一套都改掉了。”朱德月薪是48元，他严格遵守军队纪律，不敲丁税，拒绝送礼。

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吴宝璋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尽管蔡锷只比朱德大4岁，却已经做出了朱德还只能梦想的大事。“亲弟弟从老家湖南远道而来，蔡锷让他打道回府。在蔡锷治理下，当时云南的政治、经济呈现出一种新面貌。从此，蔡锷成为朱德青年时期北极星一样的存在——他怎么做，朱德就怎么学；他让做什么，朱德就全力去做好。”

1913年秋，朱德升任营长，考虑到朱德的政治头脑和军事天赋，蔡锷派朱德与云南陆军第一师另一个营在临安（今建水）、蒙自、个旧一带布防。这里地处边界，同法属印度支那（越南等国）相邻。法帝国主义以武器装备豢养土匪，让他们四处袭击，自己便可借口驱逐土匪，侵扰云南。朱德的任务就是打土匪，巩固边防。“但这里多为热带山丘丛林，炎热多雨，山高林密，多瘴气。土匪很难打，啸聚山林，神出鬼没。”刘波说。

能怎么办？朱德反复琢磨与土匪交战失败的战例，研究出一套战法：有时化整为零，有时化零为整，声东击西，忽北忽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机动、灵活、迅速、秘密地打土匪。

这就是日后游击战的雏形了。“学了土匪的战术，又高于他们，朱德的军事思想就是从那时开始成熟的。”在刘波看来：“游击战不仅仅是一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军事要诀，也是门系统精密的军事艺术。一是和百姓保持友好关系，严格遵守纪律，所以朱德可以通过老百姓获得土匪情报，土匪却向百姓问不出什么来；二是爱兵如子，讲义气，朱德体格强壮，能跟弟兄们共同生活、密切接触，获得他们的信任；三是讲究民主，不靠权力压倒别人，每次作战不管大小，朱德事前总要勘察地形，精密计划一切。这些军事品质贯穿了朱德的一生。”

对此，吴宝璋持有类似的看法。“回望那一代领导人的青年时期，毛泽东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既有革命浪漫主义，又有扎根于中国大地上的坚定追求；周恩来眼界开阔，将立场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高度结合在一起；朱德则是经过正规军校军事理论学习，又在军事实践中走上革命道路的，包括朱德的诗，都充满军人的气概，是血与火的凝练和钢铁般意志的表达。他们各具鲜明的性格，却选择了共同的信仰，殊途同归成为终生的、伟大的战友。”

“打大仗我是那时学出来的”

蓬莱昕夜觅仙山，堪笑贪夫转念间。

信有佳兵来北地，那知国士出南关。

言犹在耳成虚誓，老不悲秋亦厚颜。

报国归来天欲暮，笑看北地废朝班。

——1919年，《秋兴八首用杜甫原韵·其五》

从1913年到1915年，在云南边境的两年，朱德剿匪屡建奇功，被提升为团长。他不时去蒙自取信件和报纸，但报纸上全无令人振奋的消息。袁世凯当选为正式总统，加强北洋军阀的统治，后又公然接受日本提出的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西方世界也好不到哪里去，第一次世界大战将30多个国家拖进深渊中。

1915年12月12日， 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消息如惊雷般，彻底打破了革命志士们的幻想。朱德愤怒地写了一首诗，言语间心有戚戚：“回首剧怜民国土，几希幻作帝王洲。”

这之后不久，朱德收到一封写在碎布上的信。蔡锷密令他，以12月25日拂晓为期，率部和昆明同时起义，宣誓效忠共和，随后前往昆明待命出师，讨伐袁世凯。这就是彪炳史书的护国首义。12月25日，朱德果断控制了部队中的拥袁军官，一切按照计划进行。

在昆明，朱德与蔡锷久别重逢。他大吃一惊，此时的蔡锷正被肺结核威胁着生命，“两颊下陷，整个脸上只有两眼还闪闪发光……他的声音已很微弱，我们必须很留心听才能听得清。当他向我走来的时候，我低头流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思想却一如既往，锋利得像把宝剑”。蔡锷提醒众人，这次作战和辛亥那年大不相同，袁世凯从外国人手里拿了贷款，装备良好，粮饷充足，四川总兵力达10万人。

护国军被分为三军。第一军以蔡锷为总司令、罗佩金为总参谋长，下辖三个梯团六个支队，任务是出兵四川，后进攻武汉，朱德被委任为第六支队（相当于团）队长。听完，朱德提出意见，反对蔡锷重病带队，“要送命的”。蔡锷望了一眼他，又把眼光移到别处：“我的日子反正也不多了，我要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

“事实上，在发起护国起义前，蔡锷进京，唐继尧接任云南督军，蔡锷就已经没有明确职位，并且受到袁世凯严密监视。但蔡锷有一颗誓死维护民主共和的心，从北京绕道日本，经过香港，几经周折才回到昆明。蔡锷的革命精神、爱国品质深深地感染了朱德，后来朱德成为开国领袖，每每在文章中回忆起蔡锷，总是一往情深。”吴宝璋说。

一开始，护国军进展顺利。不料，1916年2月，川南战场的形势突变。护国川军某团进攻泸州不成，纷纷溃逃，后撤至30公里外的纳溪县。北洋军大举向纳溪推进。而距纳溪城约5公里的棉花坡是滇军入川的必经之道，一旦失守，意味着护国军出兵四川的任务基本上宣告失败。

危急之下，朱德被蔡锷紧急调往增援，接手第三支队，“以我孤军深入，朱（德）曹（之骅）营除去休息，火速兼程前进”。战机刻不容缓，朱德率队以每天八九十里甚至一百多里的速度赶往前线。2月25日，行军至永宁时，他得知前线“因寡众之故，以至炮阵失守”。两日后，朱德率队赶到纳溪。

这注定是一场恶战。双方兵力悬殊，护国军第一军秘书长李曰垓事后统计，在纳溪的护国军“不足十营”，对方“已逾五十余营”，北洋军的枪炮声昼夜不歇。

杨履芬的父亲杨如轩是朱德讲武堂时期的同学，也是第三支队的营长，他生前曾向女儿多次提起朱德的作战之“猛”：“朱德下命令，冲到战壕时，距离已经近到能听到战壕里敌人的讲话声了，他们都不开一枪，不出一点声音，必须死等命令。最后拂晓时，他一下命令，所有人都冲到战壕，敌人还没搞清楚状况，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棉花坡被攻下来了，朱德猛将和忠将的名声也“出圈”了。这场纳溪保卫战给了革命者极大的鼓舞，广东、浙江、陕西等地先后宣布独立。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忧惧中死去。护国运动胜利了。朱德总结这次经历：“打大仗我还是在那时学出来的。我这个团长，指挥三四个团、一条战线，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