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寻党

1922年端午节前后，四川军阀杨森在重庆设宴招待朱德。席间，杨森大手一挥，对决心旅欧的朱德说：“何必浪费精力和时间，你去峨眉山的庙里躲几天算了！”

朱德没有笑，他知道杨森所言并非玩笑。当时，四川地区的军阀和政客遭遇失败，都喜欢跑到峨眉山避世，美其名曰“韬光养晦”。他们住在寺庙里，看似每日写诗寄意，实则无时无刻不揣摩着东山再起。

朱德的坚持出乎杨森的预料。“那时朱德已经认定军阀混战无法救国，所以即便杨森对他许以师长之职，他也断然拒绝了。”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韩佳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朱德的青年时代与众不同，是一种‘稳健的热血’。稳健表现在他对救亡图存运动的坚持，不管尝试什么路线，目标始终未变；而热血则表现在当他意识到工农群体的力量后，多次拒绝高官厚禄，在血与火中走向了共产主义。”

面见陈独秀

1921年，朱德的好友孙炳文接受了北大的教职，举家前往北京。

此时的北大，是中国进步力量的风云际会之地。历经校长蔡元培的教育改革和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北大校园内承学脉而开风气，各种思想激烈碰撞，荡开了封建、腐朽、迂腐的迷雾。

就在孙炳文抵京的前一年，一位留着八字胡须、戴着圆框眼镜的男子联系北大学生邓中夏、高君宇等人，在红楼内成立了一个研究会，并为研究会取了一个别称——亢慕义斋。亢慕义是音译词，来自德文Kommunismus，意为共产主义。

那位男子就是李大钊，那个研究会的全称就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几个月后，李大钊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成立“共产党小组”。同年底，共产党北京支部成立，李大钊担任书记。第二年7月，党的一大在烟雨氤氲的嘉兴南湖上闭幕，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孙炳文正是在这个时期来到北大的。受十月革命影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他，与李大钊迅速成为朋友。

1922年，朱德从上海来到北京，准备找孙炳文商讨出国游学一事。他一路观察着中国社会，见到孙炳文后滔滔不绝地说道：“好像曾有什么东西在他们（工人）身上滚压而过，压得他们的身体又瘦又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么悲惨。”

孙炳文向朱德提起了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我的朋友李大钊组织了一个新党，名叫中国共产党。这个党代表的是无产阶级利益。”

朱德听完有些兴奋，说：“我想见见李大钊。”

“吸引朱德的是，中国终于出现了一个维护工农利益的党派。朱德出身贫苦，后又参加北伐战争和军阀混战。这些路线的通与不通，他是有发言权的。十月革命、五四运动相继爆发后，朱德看到了以工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朱德认为这不仅是一条新的革命路线，也几乎是拯救中国唯一可行的路线。”韩佳分析道。

不巧的是，当朱德与孙炳文赶到李大钊住所时，李大钊已因事南下。于是孙炳文又提出：

“我们可以到上海找另一位中共领导人陈独秀。”两人随即赶往上海。

1922年盛夏，朱德在上海闸北的一所房子里见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

曾在延安采访过朱德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中，对这一会面有着颇为详尽生动的记载：

朱德去见陈独秀时，原以为只要一提出加入共产党的申请，就可以被接受。因为国民党就是如此。但陈独秀平静地打量着朱德，没有立即答应朱德的入党要求。

中国十多年来的军阀混战，以及混战对中国的影响，大概是陈独秀在那个瞬间思索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出自滇系军阀的将军要加入中国穷人的党呢？

朱德不知道如何面对当时的情景，陷入了窘迫。陈独秀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对于像朱德这样的人来说，就需要长时间地学习和真诚地申请。

“陈独秀的态度是谨慎的，没有答应，但也没有拒绝。当时吸收共产党员有一套标准流程和规定，再考虑到朱德身份的敏感性，陈独秀的反应可以理解。”韩佳说。

但这对于朱德来说称得上是“当头一棒”。后来他告诉史沫特莱，那段时间他“真难过”：“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

朱德并未因此动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信念。1922年底，朱德与孙炳文按照原计划，踏上了驶向欧洲的轮船。

结识周恩来

在欧洲，已经有一批中国共产党人。

1921年，面容消瘦、生活拮据的留法学生周恩来，经中国共产党组织早期成员张申府、刘清扬的介绍，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

周恩来自此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说：“我认定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第二年，周恩来搬到德国，投身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备工作。

10月22日，周恩来在柏林的莱茵河畔，见到了两位风尘仆仆的中国同胞。其中一位上前握住了周恩来的手，说：“我叫朱德，字玉阶，四川人；这位叫孙炳文，是我的好朋友。我们是专门来找中国共产党的。”

朱德不顾周恩来拉过来的椅子，端端正正地站在这个比他年轻12岁的青年面前，用平稳的语调，对周恩来讲述自己的经历，剖析自己为什么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也没有立即答应朱德的入党请求，他微笑着、温暖地说道：“我可以帮你们先找个住的地方，替你们办好申请入党的手续。在入党申请书寄往中国且未获批准之前，暂作候补党员。”

当时，中共驻欧洲组织的负责人是张申府，周恩来向他汇报了朱德的入党问题。自此，张申府记住了朱德。晚年时候，张申府曾回忆：

“朱德过去是军人，但抛弃了优渥的生活，到欧洲寻找新的革命道路。他事事走在前头，许多时候，大家坐在一起说话，他却悄悄地忙着做事或是忙着做饭了。一段时间后，我与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朱德是以秘密党员的身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并且得到了远在中国的陈独秀的同意。“这说明，党对朱德的考验是成熟的，而他也经受住了考验。”韩佳说。

1923年，朱德来到德国中部城市哥廷根，攻克语言关后，入读哥廷根大学。如今，朱德入学时的注册簿仍保存在校图书馆中。2021年，有记者走访哥廷根大学发现，当年朱德填写的最近一个原住址是“柏林，维尔默斯多夫”，这正是当时周恩来的住址。

在德国求学时，朱德格外关注欧洲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朱德同志在我们中间年龄最大，阅历丰富，考虑问题比我们这些青年人深刻、透彻、现实。”朱德同窗、时任旅德青年团支部书记的刘鼎在回忆录里记录了朱德在德国求学的岁月。有一次，同学们感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成就，但朱德说：“先进的科学技术固然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成果，在资本家手里却变成了压榨工人血汗的桎梏。”

当时的德国刚经历一战的战败，社会凋敝，货币疯狂贬值，2.4亿德国马克才能兑换1美元。德国资产阶级政府把经济危机转嫁到广大人民群众头上，群众生活不堪重负。朱德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些问题。

哥廷根大学学生会曾以5美元的超低价买下一栋楼房，后来房主反悔，到法院申诉要回楼房。此时朱德站在了房主一方，他在开庭前控诉了帝国主义对德国人民的野蛮经济掠夺。

“世界上哪有5美元买一栋楼的便宜买卖？德国经济破败到如此地步，遭殃的是老百姓。我建议把楼房无条件地退还原主，如果学生会不同意这样办，那末由我出钱赎这栋楼好了。”最终，朱德说服了在场的同学。

开庭时，站在法庭上的房主听完朱德物归原主的声明，一言不发，频频点头，最后红了眼眶。这件事轰动了哥廷根，从此连附近的德国邻居们也尊称朱德为“将军”。

有对人民的同情，就有对敌人的果断。结束在哥廷根大学的求学后，朱德回到柏林。他时常前往康德大街上的某栋楼，那里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学生的活动场所。本来，各派学生都有钥匙，自由出入。有一天，右派学生突然把门锁换了，说“过去这里被共产党霸占了，我们要收回”。后来，两方人马发生了数次冲突。

朱德遇到过其中一次冲突。当时，刘鼎、孙炳文和朱德正在楼里装订刊物，右派学生忽然闯进来寻衅打架。朱德一看来者不善，迅速抓起一把椅子往地上一摔，随手抄起两根椅子腿。刘鼎在回忆录中如此记录那个场面：

“朱德往墙根一站，像一尊怒目金刚，朝着右派学生怒吼道：‘滚出去！否则别怪我手下无情！’”

那群右派学生哪敢轻举妄动，灰溜溜地走了。事后，刘鼎打趣朱德，“你把当年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威风拿出来了”，朱德听完哈哈大笑。

“朱德在欧洲还有许多经历，比如曾因学生运动入狱，以及在苏联潜心研究军事战术。”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刘波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前往苏联学习是在1925年。此前一年，周恩来从欧洲回国，进入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当周恩来在广州投身北伐战争时，朱德进入苏联东方大学学习马列主义，随后到军事培训班学习现代军事理论。因为有大量的实战经验，朱德的军事理论学得异常扎实。他还会主动教同学们如何使用机关枪、迫击炮等兵器。

“到后期，苏联教官已经不跟朱德讨论军事，觉得教不了他了。”刘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