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势”操盘手
作者: 田亮 隋坤“我是在希特勒图谋在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发动啤酒馆政变6个月以前,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的费尔特镇的。当我9岁的时候,希特勒上了台。费尔特是纽伦堡的近邻,二者在地理上和心理上都有联系,就像布鲁克林同纽约那样。纽伦堡当时是举世闻名的,因为它得到纳粹的大力支持,那里经常举行大规模的纳粹党集会,它所通过的种族歧视法律也是臭名昭著的。直到我移居美国之前,我的家庭和我自己忍受着变本加厉的排斥和歧视。我的父亲失去了他毕生从事的一项教育工作,我父母的朋友们的孩子躲着他们,不愿意同他们见面。我被迫去一所种族隔离的学校上学。每一次到大街上走路都会成为一种冒险行为,因为与我同年龄的德国人可以任意殴打犹太儿童,而不受警察的任何干涉。
在这一段时期里,美国对我来说简直具有奇妙的特征。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它是一个美丽的梦,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宽容忍让是那里的天然本色,个人自由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即使后来我了解到美国也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我还是永远不能忘记,在那残酷可耻的年代里,对于受迫害的牺牲者,对于我的家庭和我自己,美国曾经是多么大的鼓舞。我永远记得我第一次走在纽约大街上时的一阵激动。我看到一群孩子,就马上走到马路的另一边,以避免挨打,然后我想起来我是在什么地方。”
基辛格的自传,书如其名,聚焦于“白宫岁月”,不太谈论个人身世。这两段话,是用来说明他是如何“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来对待美国意味的一切”,是如何从接受白宫任命的那天起就下决心“美国不能受到屈辱,不能被搞垮”,不能“放弃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必须为一个新的时代制定一个新的外交政策”。
得克萨斯大学教授、传记作者杰里米·苏瑞对基辛格这种心态有个犀利的评价:“基辛格是‘美国世纪’培养出来的孩子。”“自二战伊始到2001年9月11日的那场恐怖袭击为止……这就是‘美国世纪’。这也是亨利·基辛格的世纪。他的职业生涯轨迹恰好与这个非同寻常的时代相吻合。”
“他在思想深度和哲理洞察力上无人能及”
1923年,基辛格出生时,世界已经陷入经济大萧条。德国在一战战败国的泥沼中挣扎,通货膨胀、民生凋敝。纳粹得势,煽动仇恨情绪,把犹太人塑造成了替罪羊。基辛格至少有13名亲人被纳粹送进了毒气室。
1938年11月7日,犹太人赫舍尔·格林斯潘闯进德国驻巴黎大使馆,朝着使馆秘书恩斯特·冯·拉特的腹部连开3枪。此前,格林斯潘被纳粹的反犹政策逼入绝境,但拉特拒绝伸出援手。两天后,拉特因伤势过重死亡。
消息传进纳粹党魁希特勒的耳朵里,他感到兴奋:“也许拉特的死,是推进反犹运动的绝好机会。”
当晚,德国各地的希特勒少年冲锋队、青年团与盖世太保疯狂劫掠犹太人的住宅、商店与教堂。数百名犹太人丧生,大约3万名犹太男子被关进了集中营。
这个血腥的夜晚后来被称为“水晶之夜”,它标志着纳粹开始有组织地屠杀犹太人。一名生活在德国费尔特镇的犹太教师决定逃离。他叫路易斯·基辛格,他的儿子叫海因茨·基辛格。
1938年底,基辛格一家辗转抵达美国。从此,海因茨这个德语名字隐去了,取而代之的是英文名亨利·基辛格。15岁的他,理想是成为一名会计。
5年后,基辛格加入了美军,并且拿到美国国籍。在军营里,他结识了被他奉为“人生导师”的弗里兹·克雷默。克雷默是一位不满纳粹统治、主动前往美国的德国人,比基辛格大15岁。他有着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留学经历,对欧洲思想、文化、历史都有很深的造诣。对二十出头、正处于迷茫期的基辛格来说,克雷默的出现填补了“思想导师”的角色,他跟着克雷默开始接触斯宾格勒、康德、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思想。数学的乐趣远去了,他陶醉在历史和哲学的甘甜中。

1944年,列兵亨利·基辛格随队开赴欧洲战场。凭借会德语的优势,他当上了翻译,后来调入反谍报部队,抓捕了一些盖世太保和纳粹分子,参与了解放集中营。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教授托马斯·施瓦茨在基辛格传记中写道:“基辛格回忆,当看到形如枯槁的集中营受害者时,自己本能地希望给他们喂食物,却发现很多受害者已经难以消化固体食物。这些惨状让许多犹太裔美军士兵更加憎恨德国人,连他父亲也在信中鼓励他对德国人‘严厉一点’。但基辛格展现出了宽容的一面。他对此的解释是,‘我不想让德国人认为犹太人回来复仇了’。在给父亲的回信中,他写道,‘我们对德国人的消极态度总有一天要结束,我们必须在这里创造一些积极的事物’。他对纳粹、民粹、暴政始终保持警惕,这也让他后来在国际关系中注重追求稳定与平衡。”
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陆续颁布多项利于社会安定的法案,其中包括让退伍的美国军人拥有免费读大学的机会。1947年,基辛格进入哈佛大学深造。
就在基辛格入学的这年,杜鲁门主义出台,冷战开始。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威廉·艾略特意识到,国际政治的复杂程度将会陡然升高。他需要一名聪明、坚韧的人来担任助理。
恰好此时,基辛格敲开了艾略特办公室的大门。看到来访者是一名本科生,艾略特有点不耐烦。他给基辛格写了一张书单,列了25本书:“回去把它们仔细读一遍,并写一份读书报告。”
这不是项轻松的任务。这份书单艾略特也曾列给其他来拜访的学生,认真读完的少之又少。但3个月后,基辛格完成了任务。艾略特看到基辛格的读书报告后,非常吃惊,意识到眼前正是一个合适的助理人选。后来,艾略特又推荐基辛格免试进入研究生阶段。在推荐信中,艾略特写道:“这是我过去十多年来所有学生中最优秀的一个,他在思想深度和哲理洞察力上无人能及。”


在艾略特的支持下,基辛格接触到哈佛大学的多个外交项目,开始扮演大人物背后的影子顾问角色。
1952年,基辛格成为哈佛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班执行主任。这个研究班专门邀请各国年轻领袖来美国交流,让他们认同美国文化与价值观。基辛格参与了研究班的组建和运行,此后的十多年里,一批批世界各国的年轻领袖通过基辛格来到研究班学习交流,多个学员成长为各自国家的实权人物。这些人共同编织了一张覆盖全球的政治关系网络,网络的中心正是基辛格。
凭借这张网络,即便在冷战的壁垒下,基辛格也可以联系到许多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他的个人声望急速攀升。美国高层官员也需要通过他了解海外事务。
白宫朝基辛格伸出了试探性的橄榄枝。1961年,民主党人肯尼迪入主白宫,邀请基辛格做自己的顾问。但基辛格自认,这时的工作是相当外围的,也是很不顺畅的,他很快就不给肯尼迪干了。
1968年,基辛格帮助共和党人、洛克菲勒家族的二公子纳尔逊·洛克菲勒竞选美国总统。尽管洛克菲勒输掉了党内初选,但基辛格的外交才华以及多年来积攒下的外交人脉,被最终赢得大选的共和党新总统尼克松看在了眼里。尼克松决定,让基辛格出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为谈判桌的形状吵了3个月
基辛格一走进白宫,就对美国政治机器、各路同僚甚至总统进行了辛辣又幽默的吐槽:“获得美国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本事,未必与治国之才有多相干。”“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控制国务院这部电报机器。”“总统出访的先遣人员埋头苦干,他们忙的主要是升官发财。”“当国防部长一大清早来个电话,对报纸上的某个消息表示不满时,他多半就是提供这个消息的来源。”
基辛格也深谙白宫权力的法则。“一个总统助理的影响几乎完全要靠总统对他的信任,而不是行政安排。”从1970年底开始,由于尼克松烦透了各部门的拖延甚至反对,基辛格的作用极大增强了,决策越来越多在两人的私人谈话中做出。施瓦茨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这其中的窍门是,基辛格不是在美国出生的,无法参选总统,因此对尼克松没有政治威胁,他们更像一对搭档,而不是对手。


此时首先要解决的策略问题就是越南问题。1961年,冷战达到新的高潮,柏林墙开建,美国与古巴断交,肯尼迪派特种部队进入越南,苏联也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到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时,尼克松政府要员都觉得越南战争打不下去了。起先是想打代理人战争,后来打不了就自己出兵,越出越多,最多到50多万人,而且打了好几年了,怎么可能持续?美国的反越战活动风起云涌。”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原副所长陶文钊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打不下去怎么办?1969年上任之初,基辛格就以名校教授的气派拿出了解决越南问题的5种可能方案:第一,全力争取军事胜利,猛烈轰炸和封锁北越港口以摧毁北越,并警告苏联和中国不许干涉;第二,把美国的军事行动大部分限制在南越;第三,把美军逐步撤出南越,同时逐步加强南越政权,让南越军队撑起局面;第四,美军加速撤退,大力依靠南越当局扩军;第五,立即停止美军在越南作战,这就相当于答应北越的基本要求,迅速与其达成交易。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首先否决了第一和第五两个极端方案;第二个方案等同于继续在越南陷下去,也不行。国防部长莱尔德支持第四个方案,即加快撤军,同时装备和训练南越人,让他们自己去打仗,即“越南化”。国务卿罗杰斯觉得搞“越南化”太浪费时间,通过谈判迅速脱困才是正道。基辛格的意见与罗杰斯大体一致,他对南越的军事能力和政治上的稳定性没有信心,觉得外交途径才是唯一可行的出路。
外交正是基辛格的老本行。他认为可以说服苏联领导人帮助结束战争,因为他得到消息,苏联领导人希望战争和平解决。他还察觉到北越对谈判也抱有积极态度。因此,他很有把握,对曾经的哈佛大学同事说:“放心吧,用不了几个月我们就可以摆脱出来了。”对一些反战人士说:“给我们6个月的时间,如果我们届时没有结束战争,你们把白宫的铁栏杆砸烂好了。”
实践证明,基辛格还是草率了点。他与北越代表在巴黎的和谈从1969年开始,却迟迟不见成果。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谈判的难度:仅对谈判桌的形状应该是四边形还是圆形,就进行了长达3个月的争吵。不过,双方都想早点结束战争,不管吵得多凶,总能回到谈判桌。在断断续续的谈判中,双方逐字逐句商定协议文本,付出了很大精力。
基辛格的外交方案不只有一张谈判桌。“没有平衡,就没有和平;没有节制,就没有公正。”这是他终身信奉的均势理论。而平衡和节制的力量,在越南战场之外——美国必须先跟中国、苏联达成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