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只有基辛格既能吃鱼子酱又会用筷子。”

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这句话着实生动——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的消息公布后，美国《时代》周刊用恍然大悟的口气写道：“凡是眼睛管点用的人都能看出来，基辛格从中国回来胖了5磅。”而尼克松18年后回想访华细节时还不忘揶揄基辛格，“他在谈判时总是狼吞虎咽，特别是中国人做的花生米和其他零食，塞满一嘴”。显然，基辛格因为中国而学会了用筷子。在完成陪同尼克松访华的任务后，基辛格又迅速启动莫斯科之行，依然是为尼克松访苏打前站。而媒体问他为什么去莫斯科，他说：“我去搞点鱼子酱。”

跳一段“双人小步舞”

“这样，我们与中国人之间就开始了一场错综复杂的小步舞。这种小步舞安排得如此美妙，以至双方都能够总是说他们没有任何接触；如此风度优雅，以至任何一方都无需显出主动的样子；如此圆润周到，以至双方现存的关系都没有受到妨碍。”

——基辛格，《白宫岁月》

1968年，尼克松赢得美国总统选举，邀请基辛格担任自己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彼时，中美处于近20年的隔绝状态，美国自己则身陷美苏争霸中的守势地位、越南战争的泥潭、国内反战的声势。基辛格说：“如果能够同苏联和中国都发展关系，这种三角关系将为我们维护和平提供巨大战略机会。我们（指自己和尼克松）各自得出了这一相同的认识。”

从1969年11月到1970年6月，至少有10次，美国驻国外的官员在外交场合下同中国官员搭了话。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波兰那次“追着跑”。在华沙南斯拉夫驻波兰使馆举行的时装展览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追着中国使馆人员传话：“我们是美国大使馆的，想见你们的大使！尼克松总统说他想恢复与中方的会谈！”

以往，斯托塞尔接到的指令是，碰上中国外交官立马掉头。而基辛格布置给他的新任务是，主动上前向中国外交官表达对话的愿望。

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存在，为中美接触开拓了空间，但如何“靠近”是门艺术。基辛格设计了“双人小步舞”的方式。可是与尼克松、基辛格的设想相反，在执行层面，美国低层外交人员怠慢得很。由于害怕与北京接触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他们只想蒙混交差，仅寻求着一些关于解决双方索赔、换囚等不痛不痒的尝试。

基辛格形容，双方于1970年举行的几次华沙“大使级”会谈，基本都是在“对牛弹琴”，完全说不到点上。他作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几次敦促谈判人员，要拿出斯托塞尔大使“追着跑”的勇气，直接表达美国“愿意考虑派代表去北京跟你们的官员直接会谈，或在华盛顿接待你们的政府代表”。

本国谈判人员的渠道走不通，基辛格设计了几条不同的第三国渠道。最终是巴基斯坦渠道奏效了。尼克松通过巴基斯坦时任总统叶海亚·汗带话给中国，“准备开辟一条白宫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如果北京同意的话。这样一条渠道的存在，将不会被白宫以外的人知道，而且我们可以保证完全的自由决断”。

这才有了那场姗姗来迟的“破冰”。40多年后，基辛格在《论中国》中仍提出疑问：美国是否应该早10年就跟中国对话？20世纪60年代，中美是否失去了一个和解的机会？向中国的开放是否应该更早一些？

但历史没有如果，齿轮相互咬合，滚滚向前。

在派谁去的问题上，美方商谈多次都无果。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说：“本来并没有考虑派我去。我们一致认为让戴维·布鲁斯当这一使节最为理想。但后来意识到，由于布鲁斯在美越巴黎会谈期间担任美方代表团团长，选他当特使，可能会让中国人觉得是明摆着的阴谋。”

基辛格最终被选中，很实用，也很功利。“当时压倒一切的动机无疑是，我最了解我们的政策，我也熟悉我们思想复杂的首长（尼克松），因而能给他安排到北京的访问。另一个因素则是，所有使节中我最受其管束。我是白宫工作人员，除了通过白宫新闻处以外，我无法公开宣传自己的活动。可以说，我的成功也就是总统的成功。”基辛格说。

“给了我们一种心理压力”

伦敦《电讯报》的特约记者贝格当时恰好在机场，那不是基辛格吗？是啊，一名不知道此事需要保密的机场官员回答道。他这是去哪儿？中国，官员说。不敢相信自己耳朵的贝格屏住呼吸，拨通了伦敦编辑部的电话，而他的编辑以为他喝醉了，礼貌地听完，然后就抛到了脑后。

——沃尔特·艾萨克森，《基辛格传》

飞机呼啸着落地、减速，缓缓停留在跑道尽头，一名中年男子从舱门处走出。他用手压了压帽檐，黑框镜片后的眼睛机警地望向周围，似乎担心被认出来。

这是一趟绝对保密的行程。飞机取道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泰国曼谷、印度新德里，才终于到了巴基斯坦。但要抵达真正的目的地，还需再往北走。那就是北京。在华盛顿，只有零星几人知道，其中一人是时任总统尼克松。

戴眼镜的男子就是基辛格，其余几人是他所带领的美方人员——中国问题专家约翰·霍尔德里奇、越南问题专家迪克·斯迈泽、基辛格的特别助理温斯顿·洛德和两名安全官。

基辛格尚未到达北京之时，就已经受到了中方的礼遇。外交部派出一个4人小组，提前一天即1971年7月8日飞往巴基斯坦陪同基辛格一行来京。成员包括时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长章文晋、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礼宾司国宾接待处副处长唐龙彬和美大司翻译人员唐闻生。

唐闻生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为了保密，他们乘坐的飞机降落在伊斯兰堡机场一个特别的停机坪，下飞机后，一行人直接被专车接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而后，大家都有意识地避免跟使馆人员接触，否则若被问起“来做什么”，也不方便讲。

次日一早，双方又分批次赶往机场。见到唐闻生，基辛格直接称呼她“南希·唐”，使中方人员不禁有些吃惊。

后来，唐闻生才意识到，称呼她的英文名意味着他们此行做了充分的准备：“基辛格因为是秘密访华，不可能公然带一名中文翻译，会显得很扎眼。随行的霍尔德里奇自称能听懂我们是否翻译得准确，但自己做翻译还不行，所以只能用我们的翻译。因此，对于我方翻译水平怎么样，他们估计做过一些背景调查。毛主席在1970年12月18日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由我担任翻译。斯诺回到美国后写过相关文章，其中提到过我。我推测基辛格就是从斯诺那里知道了我的英文姓名。”

7月9日中午12时20分，这架由巴基斯坦时任总统叶海亚·汗派出的专机，载着中美双方共10多人，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时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等人在机场迎候。简单寒暄后，叶剑英陪同基辛格坐上红旗轿车，驶向钓鱼台国宾馆。因为是秘密访问，轿车车窗上统一挂着深棕色的纱帘。

按照安排，当天下午美方人员先在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休息，4小时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来国宾馆看望大家。

“中方如此潇洒的态度给了我们心理压力。”2011年，基辛格写作《论中国》一书，他在书中坦陈，此次访华原定在北京停留约48小时，而基辛格听说，中方还安排了4个小时参观紫禁城，“这样，48小时中已占去了8小时”“再去掉两个晚上16个小时的睡眠时间，这两个20年来没有实际外交接触并曾兵戎相见、后来又险些再次动武的国家就只剩下不到24小时的时间可用于第一次谈话了”。

唐闻生的观察与基辛格的回忆正好呼应。“周总理到来之前，基辛格等4人在门厅里一字排开，站得整整齐齐，表情严肃地直瞪着那扇门，脸上写满了未知和紧张。尤其是基辛格，他的衬衫领子紧紧地卡着脖颈。”唐闻生了解到，基辛格原本特意备了一件干净的衬衫，没想到落在了巴基斯坦，不得已，只能跟霍尔德里奇借了一件衬衫，但霍尔德里奇个子比他高，脖子比他细，衬衫并不合身。

“镇定自若、才能过人的谈判专家”

周恩来是我在60年来的公职生涯中遇到过的最有魅力的人。他个子不高，风度翩翩，目光炯炯，表情丰富。他能以他超人的智慧和能力压倒谈判对手，能凭直觉猜到对方的心理活动。我见到他时，他担任总理已有差不多22年，与毛泽东共事已有40年。

——基辛格，《论中国》

突然，一道光透进来，门开了！摄影灯一时间全亮，基辛格看到一个男子大步迈进来，身体瘦削、风度翩翩。光看相貌，他就知道来人就是周恩来了。

直到今天，这次会谈的场景同样印在唐闻生的脑海中。“这么大、这么厚一个活页本，会谈开始后，基辛格就照着这个本子侃侃而谈。”唐闻生边说边向记者比划：“后来我才知道，来华之前，他们准备了一大堆资料，包括我国历史文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领导人、要谈哪些问题、问题背景、中方观点、美方立场，以及会见到哪些人、人物情况等。拿到桌面上的只是这一本，背后准备的东西远不止这些。”

霍尔德里奇的回忆录里也记录了当时的场景。“如坐针毡地听着基辛格讲了很长一篇华丽的辞藻”，好不容易讲到了霍尔德里奇起草的一段话，“美国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者‘台湾独立’”。话音刚落，周总理马上说：“好，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谈了。”

“周恩来毕竟是一个镇定自若、才能过人的谈判专家。我很快就感到，我同其他共产党人谈判时经常耍的那类小花招不灵了……和他谈判的最好方式，是提出一个合理的主张，详加说明，然后坚持到底。”基辛格回忆。之后，基辛格把活页本收了起来。“大概是看到周总理面前只放了两张纸，纸上仅用铅笔简要写了一些字，他觉得自己作为哈佛大学教授还要稿子，面子上挂不住，索性把准备好的东西推到了一边。”唐闻生这样推测。

美方似乎弥漫着一种紧张的氛围。唐闻生注意到，美方随行的两名安全官，面无表情地坐在离基辛格背后很近的地方。每人手里拿着一个大大的手提箱。“不知道是否怀疑我们会图谋不轨，看起来精神紧张。后来得知，他们是临上飞机才听说要到中国来的。”

次日，双方的正式会议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举行。“这个厅是以位于台湾对海的中国的一个省命名的。”基辛格后来说： “过去同斯诺会晤也是安排在这里，可惜我对这种安排完全不懂其中奥妙，因为当时我不懂这个厅的名字，惭愧得很，自然不会明白其中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