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设特使，劝和与交锋

2002年11月13日，当66岁的中国中东问题特使王世杰见到73岁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时，后者忍不住给了他一个深深的拥抱——在中东和平进程又一次面临严重危机之际，这对阔别30多年的老朋友重逢了。

会面的地点是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阿拉法特官邸。在经历了以色列军队的新一轮猛烈轰炸后，官邸的建筑物几乎消失殆尽。10多平方米的会客室里只放着1张桌子、几把椅子和2个挂钟。做了防弹处理的窗户长年紧闭，屋内光线昏暗。

破败的官邸就像整个巴勒斯坦的缩影。这一年，巴以冲突升级，暴力循环造成双方上千人死亡。“血债血还！”“为耶路撒冷而死！”的呼喊声回荡在街头。在各方呼吁下，中国设立中东问题特使，已经退休的王世杰临危受命。

王世杰成为我国首位常设特使。此后，中国政府又先后任命了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贵今、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武大伟、中国—太平洋岛国论坛对话会特使杜起文、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等多位常设特使。他们奔波于矛盾冲突激烈的世界热点地区，代表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和斡旋国际事务，在唇枪舌剑与枪林弹雨中捍卫祖国利益，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王世杰，“中国偏袒正义和公正”

特使外交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便已出现，当时多为礼仪性质。例如在1956年，时任副总理贺龙作为新中国第一位外交特使前往卡拉奇，参加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和该国第一任总统伊斯坎德尔·米尔扎的就职庆典。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派遣特使的次数不断增多，其承担的责任也日益具有实质性的政治意义。

新中国的首位常设特使针对中东问题设立，原因不难理解。1948年中东战争爆发以来，中东的地区冲突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美国、俄罗斯、欧盟皆有向中东派遣特使的惯例。巴以问题是中东的核心问题，巴勒斯坦同以色列之间的领土纷争和民族矛盾久拖不决，双方冲突于2002年再度升级，中东形势不断恶化，美国屡次调解也无济于事。

早在2000年，阿拉法特就提议中方任命中东问题特使。接受媒体采访时，王世杰这样解释各方对中国的期盼：“中国在中东问题上没有私利，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利益考虑，而且中国现在日趋强大，又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他们希望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王世杰与中东渊源颇深。二战时期，许多犹太人流亡到上海，王世杰居住的虹口区就有犹太难民居住区。少年王世杰常能看到犹太商贩，也参观过犹太教堂，因为这些接触，他对犹太人的生存问题有了初步认知。

20世纪50年代，王世杰从北京外交学院毕业后，又与诸多阿拉伯国家结缘：他先后被派驻到阿联酋、叙利亚、埃及等国家工作，并担任过中国驻巴林、约旦、伊朗大使。正是在这期间，他与阿拉法特相识。

丰富的履历使得王世杰成为中东问题专家，但他作为特使依然挑战重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唐波波对《环球人物》记者分析，中东问题是内部宗教、民族、军政等复杂因素被外部干预、催化的结果，变数大，突发性强。中国主张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促使有关方面坐下来谈判，这考验着特使的斡旋应变能力。

2002年11月6日，王世杰开启首次中东之行，对埃及、黎巴嫩、叙利亚、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进行为期8天的访问。此时恰逢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的轮值主席国，美国还蠢蠢欲动地谋划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王世杰保持了低调。他说，此行主要是“带着耳朵去倾听各国的意见”。

花甲之年再赴中东，王世杰是主动迎向了炮火。即便穿着防弹衣，躲过危险也需要几分运气——一次，他和同事乘坐的车辆刚刚经过一家超市，车后就发生了爆炸。

当时的加沙街头，随处可见对峙景象：一边是架着机关枪的以色列坦克，另一边则是向以军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青年和孩童。“这些孩子在中国正是上学的时候，现在整天没书念，跟以色列对抗，也就是扔扔石头而已。”孩子的绝望神情和人们的生活惨状，萦绕在王世杰的心头。他深知，推进和平的努力不能停止。

对于王世杰的到来，阿以各方表示欢迎，但其中也不乏杂音。考虑到王世杰的履历，有媒体断言中国特使的立场是“亲阿拉伯”的，会偏袒阿拉伯国家。还有人表示，不希望中国特使与阿拉法特会面。

对于这些声音，王世杰反驳道，以色列驻中国大使就是伊拉克裔的犹太人，阿拉伯语讲得非常好，但这能说明他偏向阿拉伯国家吗？“如果一定要说中国偏袒谁的话，那就是偏袒正义和公正。”

在与以色列官员见面时，王世杰坦言要“避开一切个人感情”，但也不能忽视是非曲直。“我们要开展劝和工作，但我们并非没有原则的和事佬。”据媒体报道，以色列曾对王世杰表示，巴以双方可以坐下来谈，大家都应作出让步。王世杰就此回答：“巴勒斯坦大片领土被占领，仅有的2500平方公里土地也被分割为若干块，连财政都受到以色列控制。你们觉得巴勒斯坦还有什么可以让步的呢？”

王世杰表示，以色列对安全的关切可以理解，其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是事实。与此同时，巴勒斯坦的基本权利也应得到满足，巴勒斯坦包括建立国家在内的要求是合法的，应得到实现。解决中东问题的关键是双方要建立互信，摒弃暴力，重新走到谈判桌前。中国支持以色列得到安全保障，但真正的安全来自友好的睦邻关系与和平的环境。武力侵占和打击必然会引来武力反抗，以色列永远无法依靠武力得到安全保障。最后以色列承认，中国特使并没有偏袒巴勒斯坦。

担任特使期间，王世杰4次会晤被困在官邸中的阿拉法特。在那间空气浑浊、光线昏暗的会客室里，王世杰感慨阿拉法特的悲凉境遇，也听阿拉法特谈起梦想：希望在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土地换和平”原则基础上推进和平进程，建立巴勒斯坦国。这一梦想未能实现，阿拉法特于2004年去世，王世杰出席了老朋友的葬礼。

2006年，王世杰卸任。他在告别记者会上说：“如果说在我任职过程中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3年多来，中东和平进程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巴以人民仍在遭受苦难。但我没有丧失信心，相信尽管问题很难解决，但在双方人民努力下，在国际社会支持下，中东和平进程终将向前推进。”

在王世杰之后，有多位中国外交官担任中东问题特使。2016年，中国又设立叙利亚问题特使。他们的工作反映出中国为推动中东和平所作的不懈努力。近来，在中国等国际积极力量的推动下，曾被视为“世界火药桶”的中东迎来和解浪潮：沙特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叙利亚外长12年来首次访问沙特、也门和平进程出现积极进展、卡塔尔和巴林决定恢复外交关系、土耳其和埃及改善双边关系……

“巴以关系可能不会马上实现根本突破，但有着超越‘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思维且成功推进沙特伊朗和解经验的中国，显然为国际社会促进巴以和谈极大地注入了信心。”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钮松说。

刘贵今，“听枪声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2007年初夏，一位戴着老式棕色塑料框眼镜、面容清瘦的中国外交官出现在达尔富尔难民营里。40多摄氏度的高温下，狂风大作，砂石扑到人的脸上，立即被汗水黏住。但这位鬓角花白的中国人，却在席子、帐篷搭建的一个个简陋住所之间奔走，查看粮食和饮用水的情况。他就是首任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贵今。

达尔富尔位于苏丹西部，这里生活着80多个部落，其中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多居住在北部，信奉基督教的土著黑人则住在南部。

长期以来，部落间的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武装派别随意攻击平民、抢掠财物。2003年之后，苏丹政府与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的对抗持续升级，成为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热点和难题之一。

“达尔富尔问题本质上是苏丹内政，但西方国家就把它炒作成‘种族屠杀’，并借此向中国发难。”中国非洲研究院安全研究室副主任邓延庭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时值北京奥运会举办在即，西方一些媒体和政客将达尔富尔人道主义危机政治化，不仅借此炮制肆意干涉苏丹内政的借口，还无端抹黑中国与苏丹的友好合作关系。

和王世杰一样，刘贵今接受任命时已是花甲之年。他卸任中国驻南非大使职务回国仅一个多月，刚办完退休手续又开始打点行囊。

从2007年5月19日到23日，刘贵今马不停蹄地接触了苏丹政府高层，实地考察了达尔富尔难民营，会见了州长和各县代表。随后3个月内，他3次出访非洲，除了苏丹，还走访了埃塞俄比亚、埃及等苏丹邻国。

面对西方媒体铺天盖地的抹黑和丑化，刘贵今一方面尽可能多地会见记者，另一方面赶赴美国、英国、法国等有关国家开展斡旋，与其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当时我就抱定一个信念，就是要让外界看到中国的身影，听到中国的声音，了解中国的立场。”刘贵今的努力得到了正义的回音，许多秉持客观态度的西方学者站出来为中国发声。

刘贵今还用实际行动化解了多次潜在危机。国际刑事法院向时任苏丹总统巴希尔发出逮捕令后，苏丹作出激烈反应，一度要驱赶维和部队和人道主义专家。刘贵今闻讯紧急飞往苏丹，多方劝解，避免了冲突爆发。

中国特使的斡旋效果显著。苏丹政府同意在达尔富尔部署非盟—联合国混合维和部队，反对派也开始坐下来与政府谈判。国际社会称赞这一进展是“空前”的，许多国家领导人感谢中国为此发挥的建设性作用。

从1972年进入外交部到2012年卸任特使，刘贵今职业生涯中的大多数时间都与非洲大陆紧密相连。非洲共有54个国家，除了2个当时未建交的国家，他走遍了其余52个。

担任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参赞时，刘贵今亲身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政权交替。1991年，门格斯图政权被推翻，其支持者们一怒之下点燃弹药库，一时间大量子弹、炮弹、手榴弹到处乱飞。一颗流弹穿透刘贵今卧室的窗户打在枕头旁，再偏一点就会击中他的头部。“那时，听枪声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刘特使有长期的非洲工作经历，真正了解非洲、热爱非洲。当时，中国面孔在非洲的偏远地区还比较罕见。刘特使深入难民营与民众的家中实地探访，与当地民众探讨危机的解决方式，树立了中国的良好形象。”邓延庭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设立特别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之外建设性地参与非洲事务。从表明立场的发言人，到静观变化的观察员，再到积极介入的调解者，变化的背后，是中国逐步成长为世界大国，对于大国责任有了更多的自觉意识与主动作为。与西方抱着“教师爷”的心态，动辄实施制裁、禁运或武装干涉不同，中国始终坚持“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理念，主张通过对话、谈判、协商的途径推动非洲国家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