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战板门店

与抗美援朝战争的诸多经典战役相比，人们或许对朝鲜停战谈判的了解不多。如果从1951年7月10日谈判正式开始之日算起，这场谈判历时两年零十七天，两易会场，共开58次双方代表团大会，733次各种小会，创造了历史纪录——有史以来历时最长的停战谈判。

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紧密交织，是朝鲜停战谈判最为特殊的一点。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朝鲜战争是二战结束、冷战开始后第一场大规模‘热战’，它不单是朝中与美国纠集的所谓‘联合国军’之间的战争，背后还牵涉苏联与众多域内外国家。这种特殊性决定了战争实质非常复杂，各方追求、意图地纠缠在一起。所以，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综合考量了国际格局、国内安全以及朝鲜战局等各方因素，是我们在当时各方博弈下能达到的最佳结果。”外交学院战略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苏浩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无论在当时还是今日回看，朝鲜停战协定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这是“美国第一次在没有取胜的停战协定上签字”，中国人民粉碎了侵略者陈兵国门、进而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的图谋，新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就此奠定，亚洲乃至世界的战略格局得到深刻塑造。70年后的今天，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团结还是分裂？和平还是冲突？合作还是对抗？再次成为时代之问。如何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牢记历史是为了开创未来，抗美援朝战争以及朝鲜停战谈判中所蕴含的精神气魄和历史经验，依然给予我们诸多启示。

“李队长”和“乔指导员”

从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响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仗到1951年6月间，不到一年时间，经过5次战役，志愿军把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地区。迫于战争形势，美国率先开始寻求谈判机会。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回忆：“于是我们就像一群猎狗那样到处去寻找线索。”最终，通过美国国务院顾问乔治·凯南和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搭线，美国政府向大洋彼岸发出停战谈判的信号。“原本应是战场主角的苏联却成了调停者。”原总参谋部（今中央军事委员会联合参谋部）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赵勇田在书中这样说。

这一次，朝中没有拒绝谈判的提议。而在此前的1950年底和1951年初，中国先后拒绝了亚洲13国提出的“朝中军队停止于三八线以北”的呼吁，以及美国投赞成票的先停火后谈判的“五步方案”。

苏浩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谈判时机的选择本身就是以实力为基础的。在1951年5、6月间美国当局调整朝鲜战争政策、放弃武装占领全朝鲜的军事目标之前，谈判时机都不成熟。在那之前，战争状态没有那么明朗，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不相信最终会被我军压制，不会甘心停火谈判，其抛出的‘五步方案’更多是一种缓兵之计和战术诱导。直到5次战役后，双方基本稳定在‘三八线’两侧，这时才迎来真正的谈判时机。”

美方的谈判信号一发出，毛泽东和周恩来就着手考虑中方的谈判主持人选，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李克农和乔冠华。李克农时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兼军委情报部长，年过半百，沉稳冷静，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重庆谈判等事件的重要参与者，也是人称“红色特工之王”的情报专家。他常说：“同敌人斗争，硬的我们不怕，软的也要斗得过人家。”

这次停战谈判，李克农的助手是年仅38岁的乔冠华，时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会长兼任国际新闻局局长，对国际问题研究深入。“我父亲青年时期曾研读《战争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他开始撰写国际评论文章，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同国际问题打交道。”乔冠华的女儿乔松都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乔冠华曾回忆，1951年7月初，周总理突然找到他和李克农，说：你们准备一下，明天坐火车到安东，接着到平壤见金日成，准备谈判。“我个人没有想到形势发展那样快。”此时，距离谈判开始不到10天。

重任在肩，李克农马上组建起一个代表团。代表团成员主要抽调自外交部、媒体、中央机要局等部门和军队各总部。出于安全保密的需要，李乔二人皆不对外露面，称代表团为“工作队”，称李克农为“李队长”，称乔冠华为“乔指导员”。直到谈判结束，美方也不知道中方主持谈判的是李乔二人。在代表团的筹划和支持下，与所谓“联合国军”谈判代表短兵相接的，则是朝鲜人民军代表南日大将、李相朝中将、张平山少将，以及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邓华将军和解方将军。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职业外交官的人数还不足，加上朝鲜停战谈判带有强烈的军事性、政治性，这决定了代表团成员的构成以外交人员、媒体和军事人员为主。”苏浩说，邓华和解方作为谈判代表再合适不过。邓华是志愿军副司令员，可谓彭德怀的左膀右臂。解方是志愿军参谋长，精通日语，粗通英语，曾游说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反蒋抗日，有“解铁嘴”之名。

1951年7月3日，李克农和乔冠华经安东，在当地谈了代表团的后勤问题，随后入朝。“入朝后，走路主要靠晚上，白天不安全。晚上也不能开灯，一有情况车就停下。从安东到平壤，再到开城，就开始谈判。”乔冠华回忆道。星夜兼程，7月7日凌晨，朝中所有谈判人员都赶到了谈判地。

空气里的硝烟还没有散尽，但夜色下，开城，这座旧称“松都”的古高丽首都，比平日多了一分宁静。当时，无论是乔冠华还是李克农，都没想到这一谈，竟谈了两年多。从北京出发前，李克农想着“到不了冬天就回来了”，便没带冬衣。乔冠华问毛主席，要去朝鲜待多久，毛泽东说：三五个星期就够了。毛泽东当时估计“谈判是容易的”，因为“李奇微赞成就地停火”。

“如今好比是周瑜战赤壁，是万事俱备，只待东风乍起，好戏便可开台了。”谈判前巡视会址时，解方笑着说。

旗子和椅子

1951年7月9日，正式谈判的前一天，李克农将谈判方略浓缩为4点，传达给代表团成员：一、旗帜鲜明地把我们的和平主张摆在世界人民面前；二、谈判是在朝鲜控制的区域内进行，开城地区的志愿军和人民军要保证在安全上不出问题；三、政治上要高屋建瓴，具体问题要后发制人，对外表态要特别慎重；四、停战谈判一刻也脱离不开战场情况的变化，战场上的情况变化，及时告诉我们。

尤其是谈判桌上的对话，李克农强调“有些话宁肯晚说一天不要抢先一分，要尽量使用已经准备好的稿子”。

每次谈判前夕，乔冠华都要主持开预备会。会上分析敌人第二天可能会提什么问题，应该怎样回答，最后由秘书处整理。待交给李克农时已是深夜，抱病早歇的李克农会立刻醒来审核，再连夜向中央汇报——周恩来办公室里有一条电话专线，可直接和代表团通话。中央的意见回复过来一般都是次日凌晨了。这样，代表团的工作基本上是连轴转，唯一的休息时间是等待中央回电的空隙。

秘书处的杨冠群对这种连轴转有深刻的印象。他说：“乔冠华有一套独特的工作方式，猛吸着烟，昂首沉思，来回踱步，时而嘬口酒，口授发言稿的内容。”这个工作习惯，乔冠华后来一直保持着，在乔松都看来：“父亲比较书生气、理想主义，和我母亲互相鼓励配合，毕生勤于工作，能为理想奋斗，他的精神是很振奋的。他工作时抽烟、喝酒，就是为了抵制困意。”

7月10日，开城来凤庄，双方10点准时步入会场。历史性的谈判就这样开始了。

第一天谈判的目的是确定谈判议程，结果，所谓“联合国军”代表一入座就擅自拿出一面联合国旗帜。“这一下将了我们的军，我们事先没有准备旗子。在谈判桌上就是这一点事也不能让步，于是我们马上回去准备。打什么旗子？当然得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旗。”解方很了解对方的花招，当天下午，一面比所谓“联合国军”旗帜大得多的朝鲜国旗就被送来，摆上了谈判桌。

在更多细节上，朝中代表事先也做了充分准备。朝中代表所坐的椅子较对方代表的高出10厘米，解方等人的脸的位置较高，形成了俯视对方的架势。这看似没有实质意义的行为，其实正是一种政治角力。“谈判的核心条件是对等。无论是谈判人员的地位、军衔、人数，还是外交技巧、礼节，包括进出场的时间，任何细节都可以是政治的延续，在谈判场上表达出自身的立场、气势。”苏浩解释。

双方争辩最激烈的是议程本身的确定。所谓“联合国军”代表在听完朝中方的发言后，提出一个特别复杂的草案，涉及非军事区的建立、停战监督、战俘问题等9项议程。但朝中代表团发现，这份草案恰恰绕开了谈判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比如，军事分界线的划分和撤退外国军队。

在议程确定上，双方争论了十几天。“我们提出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算外国军队，应撤出，美国军队也要撤出……美国对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无理地加以反对。”解方曾回忆，在划分军事分界线的议程达成后，为进一步推动谈判进度，朝中代表团决定适时变通，提出“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在朝鲜实现停战后召开双方高一级代表会议，协商撤退外国军队的问题。

对此提议，美方无法再找借口拒绝。苏浩认为：“这反映出中国政府维护世界和平和正义的决心，为了朝鲜安全和半岛和平，在谈判桌上灵活调整方略，避免谈判僵持不下。”1951年7月26日，经过半个月的舌战，双方终于就谈判议程达成一致。

就这样“坐”下去

确定议程后，朝中代表团遭遇了停战谈判的第一大难题——军事分界线的划定。

1951年7月27日，会场上，美方提出一个方案，把军事分界线建立在朝中军队实际战线后方几十公里处，解方感到愤慨：“这怎么行！他们一拿出这个方案，我们的代表脸都气黄了，简直太无道理了！”如按此方案，相当于所谓“联合国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可净赚1.2万平方公里，这也违背了马立克和凯南最初的协定：双方从“三八线”撤离。

所谓“联合国军”代表声称，他们的理由是：“联合国军”的海空军优势必须在地面得到补偿，朝中军队只有陆军，“联合国军”是三军，空军把朝鲜领空都控制了，停战时必须把双方实力体现出来。解方回敬道：“我们‘一军对三军’，就把你们从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如果是‘三军对三军’，早就把你们赶下大海喂鱼了。”另一次，解方以对方的逻辑反提议：“停战时，只让双方数目相等的陆军停火，而我方多余的陆军不停火，你们的海、空军也不停止行动。这样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