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70年来，美国朝野对朝鲜战争有一种“集体遗忘”的倾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家吕祥对此有切身体会。因为父亲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老战士，吕祥一直对抗美援朝有着浓厚的研究兴趣。前些年赴美访问时，他想请美方学者推荐一些关于朝鲜战争的学术著作，然而几名教授都告诉他：“这方面美国没有特别出色的研究。”这与美国各界对越南战争长久的集体反思形成了鲜明对比。

“对美国来说，朝鲜战争是趾高气扬地开始，稀里糊涂地结束。”吕祥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当声名赫赫的麦克阿瑟信誓旦旦地提出朝鲜战场‘速胜论’时，白宫高层觉得何乐而不为？美国人仍然沉浸在二战胜利的骄傲中，他们不曾料到，会在新中国面前遭遇惨痛的失败。”

在“集体遗忘”的背后，朝鲜战争又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美国延续至今的、面对中国时的微妙心态。吕祥访问美国时，常与美方人士探讨战争史上的各种问题，但从来没有一位退休或现役军官谈起朝鲜战争。“他们不愿意回顾这段历史，但他们明确知道中国的力量，知道中美再次发生战争是不可想象的。”

麦克阿瑟，彻底低估了对手

1950年10月15日，在就任美国总统5年半之后，杜鲁门终于在太平洋的威克岛见到了所谓“联合国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存档的会议纪要表明，双方的谈话主要围绕中国展开。

过去一个多月，美国拼凑起来的所谓“联合国军”不仅跨过了“三八线”，还侵入中国东北，轰炸扫射平民目标。对此，中国政府已在各种外交场合给出一系列明确信息：美国侵略朝鲜严重威胁中国的独立自主，中国人民绝不会袖手旁观。但杜鲁门和白宫还在举棋不定：这些话是不是外交辞令？有多大的可信度？

如果麦克阿瑟可以正确预料中国参战的坚定决心并如实报告给杜鲁门，美军或许可以避免当年冬天的惨败。但麦克阿瑟不可一世的傲慢和对中国的严重蔑视，让他不可能做出正确判断。

“他们没有空军。现在我们的空军在朝鲜已经有了基地。如果中国人试图推进到平壤，他们一定会遭到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伤亡。”麦克阿瑟乐观地估计，美国将在感恩节前结束战争，让士兵们回家过圣诞节。他向杜鲁门保证：“我们将在朝鲜获得全胜。”

仅仅过了两周，战场局势就陡然生变。11月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云山城发起进攻。激战3天后，有着“开国元勋师”之称的美国陆军第1骑兵师损兵1840人，第8团第3营被全歼。美国陆军在这场侵略战争中第一次遭到灾难性的失败。

11月3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致电麦克阿瑟，要求他对这次失利做出解释。麦克阿瑟本人也对来自中国的正面交锋十分吃惊，但他仍有意淡化危险信号，继续挥师北进，妄图吞并整个朝鲜。

随着中朝军队发起第二次战役，麦克阿瑟的“圣诞节攻势”被彻底粉碎，所谓“联合国军”退回“三八线”。越来越多的坏消息传到了白宫，但麦克阿瑟仍不断叫嚣：“联合国军”的军事失败是因为受到美国政府的约束，如果允许他把战争打到中国去，中国“就注定有立即发生军事崩溃的危险”。他不理会杜鲁门的命令，擅自接受媒体采访，批评政府阻止美国第8集团军越过“三八线”。

多年后，美国战地记者大卫·哈伯斯塔姆在《最寒冷的冬天》一书中写道：“麦克阿瑟有许多错误，包括狂妄自大，爱慕虚荣，但最大的罪过莫过于彻底低估了对手。麦克阿瑟脑子里的中国，还是那个大革命之前的中国。对于毛泽东如何统一中国和为什么能成为这个国家的领袖，他似乎一点也不关心，对革命造就出来的解放军，他更是一点不感兴趣。他对敌人到底是谁，以往何以能取得胜利一点好奇心都没有，这真是不可思议。”

艾奇逊，像猎狗般寻找线索

就在麦克阿瑟执迷不悟地主张扩大战争时，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正在为自己参与策动的战争如此迅速地陷入失利而焦头烂额。艾奇逊是杜鲁门的得力助手，也是冷战初期美国外交决策的核心人物之一。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坚定支持杜鲁门派兵入朝，以维护美国“国际公认的南朝鲜保护者”的地位。

在战争之初，艾奇逊和麦克阿瑟一样，没有正视中国的警告。1950年10月，周恩来紧急召见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明确表示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进行干预。艾奇逊竟然离谱地认为，周恩来的谈话“不是一个官方政策的声明”，不应该被用来动摇美国的决心。他坚信，自己知道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中国与美国这样的敌人作战毫无意义。对此，大卫·哈伯斯塔姆评价：“尽管艾奇逊能力非凡，但还是缺乏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能力。”

直到目睹了麦克阿瑟在1950年冬天的惨败，艾奇逊才确信，美国错失了避免与中国大规模开战的机会，陷入了一场“很不光彩的国际灾难”。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美军北上鸭绿江时，麦克阿瑟的运气和美国的运气“都已经完蛋了”。

1951年3月，美国政府与盟国达成一致意见，试图通过联合国的外交努力达成停火。麦克阿瑟得知后频频公开反对，包括擅自接受媒体采访，发表强硬言论，一度搅黄了美国政府的计划。据杜鲁门的女儿玛格丽特回忆，杜鲁门当时愤怒至极：“他的声明让我们无法向中国人传递任何信息，阻止了即将开始的停火和谈进程。我真想一脚把他踢进黄海。”4月11日，杜鲁门将麦克阿瑟撤职。

在发觉难以通过联合国的公开程序结束交战状态后，艾奇逊自称，他和同事们开始“像一群猎狗那样”到处寻找与中国接触的线索。他们先后找到了驻德国的苏联顾问、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动用了美国和瑞典通向莫斯科的渠道，甚至还派人去了一趟香港，结果都无功而返。最后，有人想到了“苏联通”乔治·凯南。1951年5月，凯南奉艾奇逊之命约见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以私人身份表示：“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其他委员会或是以其他方式与中国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

这次试探终于得到了响应。经过多轮电文往来，中、朝与美方商定，于7月10日在朝鲜开城举行停战谈判。杜鲁门批准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的政策建议——在恢复战前“三八线”的基础上进行停战谈判。

战场上的节节失利，使挑起战争的杜鲁门政府威信扫地。1952年3月，杜鲁门宣布不再谋求总统连任，艾奇逊也未能在任期内完成结束朝鲜战争的任务。

在战争结束几年以后，艾奇逊说：“无论是从政治角度还是从军事角度来讲，如果让全世界最为高明的专家找出一处这场糟糕的战争最不应该发生的地方，他们一定会异口同声地说，这个地方就是朝鲜。”

李奇微，学着了解和重视中国

1950年12月，55岁的美国陆军副参谋长马修·李奇微抵达朝鲜战场，接替翻车而亡的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

李奇微是二战后期冉冉升起的美国军界新星，曾成功指挥美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夜间空降作战，连一向刚愎自用的麦克阿瑟都对他青睐有加。他的外号是“老铁蛋”，在战场上总是将手雷和急救包挂在胸前，传递出“我随时准备战斗”的信息。

李奇微在战争爆发之初就密切关注着朝鲜局势，并对麦克阿瑟的北上感到忧心忡忡。与傲慢的麦克阿瑟不同，他一来到朝鲜就通过细致的情报工作认真了解中国军队。到底有哪些指挥官？他们一个晚上能走多远？他们执行命令的弹性有多大？在李奇微的带领下，从第8集团军司令部到最前线的作战部队开始学会重视对手。

李奇微确实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难缠的对手。1951年初第四次战役中，他抓住中国的补给弱势发起“霹雳作战”，一度把志愿军逼到几乎弹尽粮绝的境地——除夕之夜，战士们没有饺子，只有冻成“冰疙瘩”的土豆和敌人一波更比一波猛烈的进攻；而所谓“联合国军”却有荤素搭配的罐头，甚至是糖果、火鸡腿和葡萄酒。

关键时刻，彭德怀敏锐捕捉到了李奇微排兵布阵上的疏漏。东线志愿军发动横城反击战，两天歼敌1.2万余人，迫使东线的所谓“联合国军”后撤26公里。横城反击战重创了所谓“联合国军”的反扑势头。

麦克阿瑟被杜鲁门撤职后，李奇微接任了所谓“联合国军”的总司令。1951年6月25日，李奇微“很是欢迎”地从参谋长联席会议处得知了可能要展开谈判的消息。30日，他奉命发表停战谈判声明，向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提出举行停战谈判的建议。

谈判期间，两军仍不时交火，美军每天都有新的伤亡。李奇微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感谢上帝，与发动几次大规模攻势时相比，现在的伤亡还是小得多了……要不是我们拥有强大的火力，经常得到近距离空中支援，并且牢牢地控制着海域，中国人可能已经把我们压垮了。”

“李奇微没有麦克阿瑟那么张扬，在当时的美国主战派看来，他打仗没有气势，很是憋屈。但实际上，李奇微恰恰是理智的。他从自己的经历中意识到，中国将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动员能力和中国人民的精神力量都是不容小觑的。”吕祥说。

克拉克，饱尝失望和痛苦

1952年5月，李奇微被调往欧洲，美国陆军上将马克·克拉克接任其职务。克拉克出身于军人世家，和李奇微是西点军校同期生，踌躇满志地想在朝鲜赢得荣耀。

当时，停战谈判双方在战俘遣返问题上严重僵持，谈判已徒有形式。美方又开始“打打谈谈”，动辄用逃会、休会来拖延谈判。10月8日，所谓“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谈判代表哈里逊宣布无限期地中断谈判。与此同时，克拉克希望用一场胜利挽回所谓“联合国军”的颜面，他授意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发起“金化攻势”，就这样，上甘岭战役打响了。

但上甘岭成了克拉克和美军的“伤心岭”。这场持续43天的大战以美军的败退告终。新任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沮丧地承认，金化攻势“损伤了美国对外的威望”。克拉克则说，金化攻势“发展成为一场残忍的挽回面子的恶性赌博”，“这次作战是失败的”。

克拉克差点步了麦克阿瑟的后尘。在金化攻势失败后，他提出过一个疯狂的“8—52战争方案”，旨在通过扩大战争、投入更多兵力来迫使中国屈服。他甚至建议必要时可动用核武器。这一方案始终未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批准。

1953年7月27日，在汶山的美军帐篷里，克拉克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在他40年的戎马生涯中，所谓“联合国军”总司令是他的最高职位，但是“没有光荣”。“我感到一种失望和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和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具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