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德政府

长期以来，福岛大学教授权田次郎（化名）感到一种困惑和深重的罪恶感。

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后，权田次郎的妻子带着时年16岁、13岁的两个孩子移居东京，而他则留守家乡——按照政府制定的安全标准，福岛大学所处地区并非“强制疏散区”，想离开的居民需要自行撤离，而权田次郎作为国立大学雇员，只能按照所谓的安全标准留守岗位。多年来，他和妻儿一直过着分居两地的生活。

最让他难以忍受的还是自己负责的招生宣传工作——自家的孩子已经撤离，却还要招揽别人家十七八岁的孩子到福岛来。他为此羞愧难当、夜不能寐。

权田次郎所面临的困境，只是千千万万仍在挣扎的福岛民众们的缩影。

福岛渔民，“回到原点”

核事故发生后，福岛渔民一直拼命努力恢复渔业发展，但日本政府和东电一再说服他们接受核污染水排海的方案。2015年，日本政府和东电向福岛渔业团体许下书面承诺称，在没有得到渔民等相关人士理解的情况下，不对核污染水做排海处置。如今，他们却单方面撕毁承诺，丝毫不在乎渔民的生死。

清晨5点多，曙光初现。71岁的渔民小野春雄从海上归来，在新地町的港口卸下渔获。

新地町位于福岛县北部。得益于寒暖流交汇，福岛沿海地区原本是天然的优质渔场，盛产鲣鱼、秋刀鱼、比目鱼等鱼类。小野春雄是家中的第三代渔民，自15岁起就以捕鱼为生。半个多世纪里，他几乎每日维持同样的作息，凌晨2点多出海，5点多回港，整理渔获、修补渔网；下午1点多去市场，把鱼卖给批发商。

但人生在2011年3月11日被彻底改变。如今清洗渔获时，小野春雄总会想起那一天：9级地震引发巨大的海啸，福岛核电站发生爆炸和堆芯熔毁。正在船上的小野春雄得以幸存，但陆地上的家被完全摧毁。

小野春雄弟弟堂吉在海啸中丧生，遗体4个月后才被找到。每年3月11日，小野春雄会带着弟弟最喜欢的啤酒登船，对着大海跟弟弟说说话。

核事故发生后，福岛县的渔民活动一度被中止，为了维持生计，小野春雄只能和家人各自去打零工。2012年6月，福岛县开始允许试捕“已确认安全的海产品品种”，小野春雄重新成为渔民。按照要求，福岛县渔业合作协会对捕获的海产品进行放射性物质检测，其结果全部公开。如果检测到放射性物质超标，相关产品的运输就要被叫停。

但是，日本东京筑地市场的批发商不愿意采购福岛的海产品。听到商户说“不需要”，那种绝望的心情，小野春雄永远不会忘记。核污染就像徘徊不去的“幽灵”，令渔民们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今年2月，福岛县渔业合作协会检测发现，当地海鲈鱼所含放射性物质铯—137超标，禁止海鲈鱼上市。这一禁令持续两个月才解除。

近些年，福岛的海产品价格在逐渐恢复，但捕获量只有以前的两三成，渔民每个月只能出海捕鱼10次。做了一辈子渔民的小野春雄说，就算渔获的价格低，他也要继续当渔民。对于日本政府的核污染水排海，他感到愤怒和痛苦。“日本政府挨个儿嘱咐渔民们别说氚的事情，但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小野春雄回忆，日本首相和经济产业大臣来过福岛多次，但从未与渔民直接见面，从未倾听他们的意见。“为什么向福岛海域放水，为什么不向东京或大阪放水？” 他说，“12年过去，我们终于看到一些恢复生计的希望，但现在，一切不得不回到原点。”

有韩国团体邀请小野春雄赴韩国交流，分享福岛渔民对核污染水排海的真实想法。他很想去，但实在舍不得浪费每个月只有10次的捕鱼机会，最终还是婉拒了。

在小野春雄心中，保护大海不仅是为了生计，更是渔民们世世代代的使命。“大海不只是我们（渔民）的，也不只是日本人的，而是全世界各国民众的，政客们不能随便做出决定！”他加入了要求取消排海的原告团，计划于9月上旬向福岛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小野春雄家附近的鹿狼山，以能够边爬山边欣赏海景而闻名。现在，他每天都要去爬一次山，希望自己能活到100岁，看到福岛核电站被拆除，看到福岛渔业振兴的那天。

受灾民众，故土难寻

日本政府将灾后重建期限设为10年，但实际重建进程缓慢，至今未能完成。香港岭南大学副教授刘健芝等学者指出，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不仅是政府的信息不透明、政令不到位，还有受灾地区政府官员的腐败，6.5万亿日元（约合3200亿元人民币）的赈灾援助并没能全部用于建设，有大量资金不翼而飞。

在核污染的威胁和政府的不作为下，当地民众被迫自救。大到“坚守故土还是背井离乡”，小到留在家乡后“吃什么、要不要戴口罩”，他们要面临一连串的抉择。

单亲妈妈佐藤美香属于留守的人。核事故之后，小儿子出现低血压、进食困难、腿部无法活动等症状，辗转多年求医却始终未明确病因。2014年，佐藤美香加入了大型原告团，要求日本政府和东电查明核事故对人体的危害并作出赔偿。但法院认为原告团无法证明疾病与核辐射间的关系，判决原告团败诉。

多年来，日子虽然清苦，但儿子一直很懂事。初中毕业时，他在信中对佐藤美香写道：“母亲，您每次遇到不顺心的事，都能笑着继续努力。看到您这样，我就会想还有我在您身边支持您。”如果没有核事故，儿子会不会健健康康的？佐藤美香总是忍不住这样想。

根据核辐射污染程度，日本政府把福岛划分为多个区域，在污染最为严重的区域开展除污工作。2018年，在计划完成时间多次延期后，日本政府草草结束了除7个市、町、村之外的核污染清除工作。但福岛的核污染问题依然严峻。

这一年4月，佐藤美香所在的市拆除了核辐射强度监测牌。但据她自测，自己和孩子每天出行的必经之路，辐射量竟然是一般标准的150倍。在听取民众意见的说明会上，佐藤美香向市长提出，孩子们因此感到不安。市长竟然当众嗤笑说，核污染已经清除，一直放着监测牌会影响经济发展。“什么经济发展，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啊！”看到政府完全不顾民众的生死，佐藤美香感到寒心。

正是在政府官员“核污染已清除”的虚假宣传下，许多日本人不相信福岛存在核污染，将佐藤美香这样的上诉民众污蔑为“传谣者”。因为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佐藤美香和朋友出庭或进行抗议时不得不遮住面容。她说：“不管经历什么，我要继续战斗。”

民间团体“福岛第一核电站周边环境放射线检测队”的负责人青木正巳注意到，政府只在房屋周围20米内进行除污，“超过范围的就不管了”。福岛有大概70%的地区是山林，这些地区都被政府抛于脑后。检测队发现，多处区域在政府做过除污、解除避难指示后，辐射量仍然超标。

队伍总共有80多人，招募队员的标准之一是年龄要在60岁以上。今年77岁的青木正巳说，年轻人还有很长的人生，所以检测工作就由他们这些“寿命所剩无几”的老人来完成吧。

此外，核事故发生后，日本政府将公众可接受的辐射量从每年1毫西弗提高到每年20毫西弗，比国际标准足足提高了20倍。联合国曾希望日本将可接受的辐射量降回事故前的水平，但日本政府却置若罔闻。

留守的民众要忍受超标的核辐射，离开家乡避难的人则要面对另一番艰难景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家乡的重建越来越没有信心。

鹈沼久江的老家双叶町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仅有2.5公里。核事故后，她和家人辗转多处避难，于5年前落脚在埼玉县。如今，丈夫已经离世，孩子们也都去了百十公里之外的其他县，她只身一人在埼玉县谋生。在老家时，鹈沼久江主要养牛、种稻，现在则改种蔬菜。生计勉强能够维持，但电费从去年开始不断上涨，她舍不得开灯，夜里只能小心翼翼地摸黑行动。

去年夏天，鹈沼久江回老家看了一次。稻田早已荒废，老房子也破败不堪。随身携带的辐射量测量计不停地发出警报，让她心惊胆战。“我很想回老家去，但是就算回去了，也无法生活下去。我已经上了年纪，没有勇气回到那种环境。回家的路太难了。”

据统计，福岛县离开原住处到各地避难的“核事故灾民”人数最高峰时达到16万余人。截至今年3月，仍有约3万灾民未能返回家园。他们遭遇种种生活困境，如家庭成员长期分居、孩子遭遇校园霸凌、女性在他乡难以找到工作、老人难以融入当地社区等……

长期有家不能回、不敢回，给灾民带来极大心理压力。据主管灾后重建及核事故处理的日本复兴厅统计，截至2022年3月底，“地震相关死亡”人数已经达到3789人。所谓“地震相关死亡”，指的是在地震或海啸中未直接受害，却在之后的避难生活中因健康恶化等原因致死的情况。

为了营造福岛的“复苏”形象，日本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变相强制灾民返乡，其中之一是从2017年3月起取消自行撤离者的住房补贴。在当年4月的发布会上，有记者就此提问复兴大臣今村雅弘：“在没有国家支持的情况下，仅靠福岛县来处理灾民安置问题非常困难，会出现一些走投无路的灾民。你觉得国家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今村雅弘答道：“与其说国家该负责任，不如说是灾民自己要做判断。”在记者指出今村雅弘推卸责任后，今村雅弘竟然大发雷霆。此举引发社会哗然，今村雅弘最终引咎辞职。

救济支持措施也在缩水。2018年3月，日本政府停发民众的避难补贴。主要用于心理关怀的“受灾者支援综合交付金”年度预算已经从2016年度的220亿日元（约合11亿元人民币）逐年减少至2022年的115亿日元（约合5.7亿元人民币），减幅近一半。针对灾民实施的医疗费减免政策将于今年调整，目的是减少支持力度并最终废止。

日本政府，蓄谋已久

2011年8月，因核事故处理不当、日本国会两院对抗严重等原因，民主党的菅直人辞去首相职务。当时在野的自民党人安倍晋三抓住机会，撰文猛批菅直人指挥失当，气得菅直人下台后要状告安倍晋三“侵犯名誉权”。

而安倍晋三又做了什么呢？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周永生表示，将核污染水排放入海是日本三届政府持续推动的事务。安倍晋三执政时期就有此计划，菅义伟政府在2021年4月作出决定，现在岸田政府付诸实施。日本有更优方案却执意排海，其目的在于甩掉负担、节省成本、减少经济消耗、消除本土核污染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