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高山”

作者: 冯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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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7日,张桂梅在同事的搀扶下进入高考考点。考场外,华坪女高的学生们正抓紧看书。

“姑娘们,考出去,别回头。”年复一年,张桂梅校长这样教导华坪女高的学生。15年来,2200余名女孩飞出大山,有人在大城市安家落户,过上了祖辈从不敢想象的生活;也有人回到家乡的群山之间,似乎“违背”了张老师的期望。

在华坪,《环球人物》记者找到了回归家乡的华坪女高毕业生和基层公务员。他们以华坪女高和大山为起点,看过了“外面的世界”,也经历过“思想的挣扎”,最终决定回来。他们称呼张桂梅“老妈”“榜样”,希望追随她,成为一束光,照亮家乡的明天。

见到了他们,才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张桂梅那句“考出去,别回头”。这殷殷的嘱托,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标准答案,与女孩们如今身处何地无关。它真正关乎的,是更开阔的眼界,是持续的自我成长,是挣脱贫困的束缚后终于有能力掌控自己的人生。

容慧:华坪女高是生命中的“桃花源”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女高的毕业生里,当老师的人尤其多。这些曾被“校长老妈”温柔庇护的女孩展开了双翼,正在努力将更多的大山孩子送上青云。

《环球人物》记者寻访的首站,便是一处乡村小学。晚上8点多,在这里当老师的华坪女高2015级学生容慧来了,她盯着低年级的学生们睡下后才有空接受采访。

容慧戴着眼镜,头发随意地扎着,讲话不徐不疾,于娴静中散发出一种胸有乾坤的气场。她还有个姐姐,两人从小生活在重男轻女的环境里,但读书争气,都考上了华坪女高。后来姐妹俩又考上大学,分别当了医生和老师。

我们家一直挺难的。毕竟是两个女孩,父母不想让我们当留守儿童,始终没出去打工,就靠着山上那几块薄地。听说姐姐小时候感冒了,10多元的打针钱,母亲都得先到街上借。我上一年级的时候,张老师给村里的完全小学捐了一批鞋子,我和姐姐各领到了一双,穿了好几年。

村里的大环境是重男轻女的,没办法,种地干活,都要男劳力啊。我们这种家庭就容易被人看轻。父母决心要把我和姐姐供出来,特别是母亲,她小学毕业,在山上已经算是“知识分子”了,19岁的时候还到村里的小学代过课。老一辈人不支持,非让她回家放羊。母亲一直为此感到遗憾,不希望我们重复她的命运。

考上了华坪女高,我心情又期待又激动又害怕,因为听说张老师很凶嘛。华坪女高是不允许带手机的。进校两个星期后,我太想家了,就跑去跟张老师试探性地提要求,能不能带手机来。她没同意:“想家了,可以借任何老师的手机打电话。你来华坪女高,最重要的任务是学习,别的同学都能适应,老师相信你也能。”

她也有破例的时候。华坪女高不能吃零食,我们顶多就是吃水果、喝牛奶。有一次下课后我饿得嘴唇发白,她见了,马上塞了块饼干到我手里。她最常讲的就是,好好读书,没饭吃、没钱花就告诉她,家里有啥事儿她来解决。她的温暖是通过无穷无尽的细节给到我们的。

高考后,班主任指导我申请了助学贷款,村里也给了1万多元的补贴。我发自内心地说,真的很感谢政府,不然父母供我和姐姐上大学可太难了。我们乡里有个家庭很出名,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老大老二考上了同济大学和云南师范大学,结果先后因为交不起学费退学了,回到家里精神出了问题(注:国家助学贷款制度于1999年试行)。原本大好的前程被贫困葬送了,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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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梅(右一)在山区家访。( 华坪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

我的大学在福建,和家乡相距2300多公里。别说我了,我家祖祖辈辈都没去过这么远的地方,好在我上学时已经有高铁。听师姐说,她第一次去的时候坐了40多个小时的火车,下车时人都是飘的。

我在福建看过了大海,但我还是怀念云南的高山。华坪女高就是我们生命中的“桃花源”。这里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没人说脏话,大家待人一片真心,而且普遍道德感比较强。都说云南人是“家乡宝”嘛,所以我毕业后就回来了。张老师虽然总念叨着“不许回来”,可我们真的回来了,她还是认可和祝福,说既然选择了这个工作岗位,就要真正地为人民做些实事。

我工作的小学是寄宿制的,有的村子距离远、交通不便,所以学生周末才回家。在学校,我要同时照顾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许多一年级的孩子不会刷牙和穿衣服,需要从头教起。谁有了心事,我要去疏导。方方面面都掌握了,才能因材施教,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这些都是在华坪女高获得的宝贵经验,当然,我跟张老师差得还很远。

我们姐妹俩上班后,家里每年过年都要放烟花。以前也不是说完全放不起,但父母就会觉得炸的都是钱嘛。姐姐工作的第一年硬要买烟花,母亲说着“不要不要”,却开心地发了朋友圈。她以前炒菜就一个锅,现在学会了网购,花样可多了,还烤饼干给我们吃。亲戚邻居对父母的态度也变成了羡慕:“两个姑娘都读出来了,以后享福了。”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回校的时候,看到师妹们齐声朗读这段誓词,我依然觉得无比震撼。是张老师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高山。

晓阳:病人好了我就开心

除了教师,女高毕业生的另一大职业选择是医生。在一所乡镇卫生院,我们见到了女医生晓阳。她有张肉嘟嘟的娃娃脸,声音轻快悦耳,配上一身白大褂,让人不自觉地产生亲切和信任之感。

晓阳是2010年入读华坪女高的。和容慧家类似,晓阳家所在的村地处高寒山区,过去交通不便,制约了经济发展。高考时,晓阳本想来北京念大学,最后因提前批次录取进入了大理大学,念了优势学科医学。她觉得“歪打正着”,很满意现在的生活。

我初中时成绩很差的,读了5年都没考上高中。但是我又不想去读中专或技校,也不想去打工。初中班主任说华坪女高不要求成绩,就看家庭条件,我就这么被录取了。全班50个人我排第四十八名,能想象我成绩有多差了吧。

进了华坪女高,我还是玩心重,对学习没重视起来。什么考大学啊,飞出大山啊,有个好前途啊,我根本就没有概念。张老师三天两头地把我拎到她办公室教训,可我都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第一学期结束,我的成绩依然吊车尾。张老师找我谈话,让我叫家长来:“你被学校开除了,赶紧让你爸来把你接走。”我一下子吓哭了,这时候才感到巨大的恐惧和失落。我哀求了张老师很久,她只是板着脸摇头。

那段时间我天天睡不好觉。父亲来了学校,我跑到办公室外偷听。“她挺聪明的,就是没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好好学,很有希望上一本。”……听了半天,我明白了,张老师是吓唬我呢。我心里的石头落地了,从此转了性子,努力学习,最后高考在班里排到前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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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空俯瞰华坪女高,“共产党人顶天立地代代相传”的标语清晰可见。

张老师很严厉的,我们哪里做得不对,她会毫不留情地骂。那时候学校资金紧张,经常交不上水费,我们就到隔壁的民族中学借水。有一年实在是太热了,我和舍友在宿舍地上洒了些水降温,她认为不该这么浪费水,狠狠地批评了我们。

不过,她严厉归严厉,我们心理上都很依赖她。谁不舒服了,谁情绪低落了,她总能第一时间发现。我们平时在食堂打菜,她会一直盯着,发现阿姨给菜少了就说她们。等我们全部吃完了,她才随便吃上几口。

我们山里挺闭塞的,父母没文化,在学习上给不了什么指导。分科时读理科、高考后报志愿,都是张老师帮我做的决定。不得不说,她比我自己还了解我。我原本想读北京理工大学,分数也够了,但是读不了优势专业。学医后,我觉得这条路是对的,不用交学费,我也学得乐在其中。

父亲说,高中和大学都免费,大大减轻了家里的压力。小时候我常常听到父母的交谈中出现“没钱”这两个字,“这个做不了,那个没法做”,现在很少听到了。这些年来,我们家的条件肉眼可见地逐步改善,以前上学时我得走着下山,大学期间家里买了摩托车,现在又换成了小汽车。

当年村里跟我同龄的女孩子,不少已经是两三个孩子的妈了。男生要么在外面打工,要么结了婚在家种地。在农村,不读书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张老师以前说:“等你考上大学出来,你说你加班了,她说猪下崽了,根本聊不到一起去。”当时觉得有点搞笑又有点残忍,怎么这样讲,现在才知道她说的是现实。

毕业后我回去看张老师,她还是那些话:“都读书了还回来干吗?别老惦记着起飞的地方。”我能理解她,她认为她有她的责任和使命,让一个女孩带动一个家庭三代人摆脱贫困,去过好日子。但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我们回来也是为了向前看——我工作的医院,每天都在宣传张老师的精神,我作为跟张老师亲密相处过的人,更应该向她看齐。

现在山区脱贫了,但村民们省吃俭用的习惯还没改变,经常等到病痛难忍时才下山来治疗。在我们卫生院里,许多人拿到处方,第一句话就是:“医生,这药多少钱?”然后我就看着他们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5角、1元的纸钞,一张张地摊在桌子上数药费。

我一看,眼泪都快流下来了。这场景简直太熟悉了,张老师以前经常在办公室里这样凑钱。我尽量选一些性价比高的药给他们,价格不贵,效果又好。有时候病人的病情较重,已经走不动路,我也要进山去治疗,争取能在他们家里处理好。超出我们能力范围的需要打120接去华坪县城的医院,大概要700元的费用,一些病人可能就放弃抢救了。我肯定还是要劝他们,生命是第一位的。

作为医生,最开心的还是帮病人解决了问题,得到他们的认可。有的人第二次、第三次来时,一见我就会说:“医生,上次就是你给我看的病,你开的药我吃了就好了。”他们的语气和表情让我觉得,一切都值了。

文珍:张老师给了我妈妈希望

女“村官”文珍是华坪女高的首届学生。文珍高鼻圆眼,肤色偏深,是典型的傈僳族姑娘。她记得许多关于华坪女高的细节,说到兴起时咧嘴大笑,眼神闪闪发光。看她朋友圈,也是欢呼雀跃,几乎每条都以“~”结尾。不工作时,她喜欢和丈夫去山上挖菌子,看花花草草和蓝天白云,这是只有在云南才能享受的“限定浪漫”。文珍家所在的村子曾是典型的深度贫困村,全村约有60%的人口是傈僳族,2020年实现脱贫攻坚目标。

2008年7月,我初中毕业,中考成绩还不错,班主任说有望进入华坪一中的重点班。父母支持我读书,但发愁学费的事。我家在山上,方圆几公里都没有人烟,受地理条件限制,也没多少地能种。多年来,爸爸打零工,妈妈放羊、种花椒,勉强维持全家人的生计。靠着政府的补贴,我才读完了初中。

要是读一中的高中,一年学费要上千元,听说还有书本费、试卷费。初中班主任知道我家的情况,就推荐我报华坪女高。那是华坪女高第一年招生,我懵懵懂懂的,也没考虑什么师资、升学率,觉得有学上就很好了。

9月开学,我和考上了一中的朋友一起去县城报到。天蒙蒙亮我们就出发了,走了3个小时到镇上,再坐小巴车到学校。父母忙着种地、干活,没来送我——山里大多数父母都这样,知道读书很重要,但也没有时间和心思操心孩子的学习。

现在说起来,大家都觉得华坪女高初期的条件挺艰苦的,但我也没觉得很苦。大概大部分苦都被老师承受和消化了,没有传导到我们这儿。每天做题、看书、考试,很纯粹、很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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