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梅”香自苦寒来

在创办女高之前，张桂梅来到华坪已有12年；在来到华坪之前，张桂梅在云南工作21年；而在来到云南之前，她在遥远的、冰天雪地的东北长大。

一个小女孩，如何成为改变几千个女孩命运的人？一个遭受了无数苦难的凡人，是怎样走向了伟大？这是张桂梅的故事，是值得我们永远记住的故事。

“我一定要站起来”

1957年6月14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一个屯子里，张桂梅出生了。那是一片辽阔的平原，满语叫做“赤玫火笼”，意为“野玫瑰盛开的地方”。

父亲原本要为小女儿取名“玫瑰”，上户口的同志不会写，“玫瑰”就这样成了“桂梅”。

父母都是农民，又养育了7个子女，一家人日子过得清苦，常要靠树皮磨成的“榆皮面”充饥。张桂梅自幼瘦弱，脖子细细的、脑袋大大的，活脱脱一个“小萝卜头”。她偏偏喜欢到处疯、到处野，被大家叫做“五猴子”。

张桂梅后来说，自由快乐的童年，是她的“人生能量源泉”之一。钻高粱地、捉毛毛虫、看野花山草……在大自然里尽情玩耍和探索，为“五猴子”绘就了乐观开朗、热爱生命的人生底色。

上了学，“五猴子”显露出读书和文艺天赋。她当班长，在语文课上领读，还在老师的支持下，从二年级直接跳到四年级。中学时期，学校组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抽出各班的文艺尖子排练大型歌剧《江姐》。亭亭玉立、能歌善舞的张桂梅当上了女一号——女高创建后，她带着老师们唱《红梅赞》，正是源自这段经历。

从瘦弱女婴到活泼少女，张桂梅的成长路其实走得不易。“命硬”，亲人和乡亲们的这一评价背后，饱含祈愿和心酸。

6岁那年，张桂梅和姐姐同时得了腮腺炎。父母无力支撑2个女儿的手术，思来想去，把姐姐送进了医院。眼看张桂梅的脖子溃烂流脓了，家人在她的脖子上贴上铜钱，再用烧红的烙铁去烙钱眼里的疮口。烙铁吱吱作响，焦糊的臭味弥漫开来，张桂梅的腮腺炎好了，脖子上却留下一块永久的疤痕。

上中学时，张桂梅跟父亲去山里买柴，在路上走得好好的，突然被一股猛烈的气流掀倒。铺天盖地的土石砸下来，张桂梅头昏眼花，用尽全身力气才拱出土层。日军侵华期间，在这里埋下了众多炮弹。刚才，一颗炮弹在不远处的山坡上爆炸了。

还有一次，张桂梅在山间采蒿草时受了惊吓，回到家就病了，陷入昏迷。二姐夫把奄奄一息的张桂梅抱进城，跑了好几个医院哀求，终于有一家部队医院同意收治。10多天后，张桂梅醒了，却发现双腿不听使唤，走不了路了。

医院没有更好的法子，张桂梅只好跟父亲回家。“我一定要站起来！”在锥心蚀骨的疼痛中，张桂梅咬着牙下地走路，不知道摔倒了多少次。有时候父母不在家，她只能趴在地上，等父母回来。就这样不断练习，终于有一天，张桂梅的腿有了知觉，能扶着墙走路了。

迎着苦难的风雪，殷红娇艳的玫瑰长成了凌霜傲雪的桂梅。

林场的“文化教员”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中甸林业局，这个已于20世纪末被撤销的单位，曾经在最红火的“三线建设”年代，迎来五湖四海的年轻人。1975年，中学毕业后，18岁的张桂梅来到这里参加工作。

中甸县（现为香格里拉市）位于川、滇、藏三省份交界之地。与家乡一望无际的平原相比，这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群山聚涌，树木入云，无论身在何处环顾四周，映入眼帘的都是巍巍山峰。因为海拔高，气候也变化无常。

张桂梅被分配到红山林场一工段，平日就住在这深山老林里。原始森林阴暗潮湿，冬天最低气温可达零下30摄氏度。职工们每十来个人共享一顶二三十平方米的帐篷，中间是取暖的炉子。夜里睡觉时，大家要轮流值班往炉子里添柴，否则就要被冻醒——老同事说，张桂梅的类风湿骨关节痛，十有八九是在林场落下的病根。

张桂梅是修路的计量员，还兼任炊事员。林场的主粮是耐保存又好加工的土豆，张桂梅用东北厨艺尽量粗粮细做、荤素搭配，让大家吃得好一点。到云南的第一个春节，工友们都回家过年了，她在林场独自守着17顶帐篷度过。很快，为人和气、办事干练的张桂梅在林场小有名气，当上了团支部书记。

这天，工段出了重大伤亡事故：几个淳朴的青年工友被倒下的大树砸中了。其中一位19岁的彝族小伙跟张桂梅很熟悉，不久前递交了入团申请书。

血的现实让张桂梅悲怆良久。“工人大都是少数民族，他们憨厚朴实，能吃苦，可90%的人是文盲，缺乏劳动经验和相关知识。”张桂梅提出办一个文化夜校，获得了批准。她成为林场的“文化教员”。

时间进入20世纪80年代，此时的张桂梅已被调到林业局机关多年，成了同事朋友眼中的“事业型女人”——她担任行政办公室文书兼秘书，还兼行政管理员、行政团总支书记、机关妇女主任。

是该考虑个人问题了。朋友介绍了一位叫董玉汉的大理老师，说是为人正派，不过“岁数有点儿偏大”。

一段时间的书信往来后，两人见面了。张桂梅这才发现，董玉汉不仅年龄大，右眼还受过伤，几乎只能看见眼白。她五味杂陈地回了家，没有继续给董玉汉写信，他也没再写信来。

正当张桂梅以为两人的关系就此结束时，董玉汉突然来信了。他告诉张桂梅，分别的第二天，他去省城的医院做了眼球复位手术。医生说不打麻药效果更好，但非常疼，他没打麻药，挺了2个多小时。“护士问我，为什么能这样忍着疼坚持？我说，是为了我的女朋友。”信中写道。

张桂梅请了几天假，拿着信去了大理：“我们结婚吧！”

帮学生“展开双翼”

“老师，我叫什么名字？”

考场上爆发出哄堂大笑，老师也无奈地笑了：“你叫张桂梅，张桂梅！想起来了吧？”

这是张桂梅第三次参加高考。第一次高考，她过了本科录取线，却因凑不出学费又不愿向他人借钱，与向往已久的大学失之交臂；第二次高考，她过了录取线，可档案莫名丢失，学校没法录取；这是第三次，也许是因为太紧张，连姓名都想不起来该填啥的她落榜了。

苦涩之际，张桂梅接到丈夫递来的一颗“糖果”：“学校缺老师，你愿不愿意去试试？”董玉汉说的是中甸林业子弟学校，他被调到这里当校长有段时间了。就这样，张桂梅意外走上了讲台。

第一次上课就闹了笑话。张桂梅在黑板上写课文标题《谁是最可爱的人》，第一个字在黑板中间，最后一个字已经顶到了黑板右上角。上着上着课，两个座位空了，她走过去一看，两个男孩坐在地上玩石子，嘴巴上挂着两行鼻涕，袖口黑得油亮亮的。她发了火，吼着让他们坐回去。下课后，学生们叽叽喳喳地议论：“老师的字写得像高射炮一样，真难看。”“这个老师脾气好大。”

张桂梅泄气地回到办公室。“还当不当老师了？”正纠结着，6个学生送来一个饭盒，说家长特意为她做了午饭。孩子们七嘴八舌地告诉张桂梅，他们已经1个多月没上语文课了，好不容易才盼来新老师。

林业局的职工大多是当地的少数民族，附近的一些藏族同胞也把子女送来上学。听着孩子们的讲述，张桂梅意识到，他们从小生活在封闭的高原上，只能通过老师了解外面的世界。心生愧疚的她暗下决心：一定要做个帮学生“展开双翼”的好老师。

苦练板书，旁听其他老师上课，拉着丈夫求教，课外帮学生们洗衣服、缝扣子……学生们感受到了变化，同事们也说，“张老师干什么像什么”。一晃到了毕业季，张桂梅带的班中考成绩优异，她被评为州里的先进教育工作者。

“不读书深造，我知识不够用。”第二年，在董玉汉的支持下，张桂梅再次冲击高考。她考上了丽江教育学院，决定脱产读书。为免离愁，张桂梅打算悄悄离开。她在晨曦中走出学校大门，却看到几十个不知道等了多久的学生和家长。他们没有华丽的临别赠言，只是拉着张桂梅的手，微笑着把鸡蛋、糌粑、酥油茶塞到她的怀里。

“老师，我们会想你！”她走出很远，孩子们仍呼唤着。

张桂梅的眼泪止不住地流。

伤心的人

两年的正规学习，为张桂梅的教育事业夯实了基础。毕业后，夫妻二人被一同调到了董玉汉魂牵梦萦的故乡大理，进入大理市喜洲一中任教。

学校背靠苍山，面向洱海，风景秀丽。学生以白族和回族居多，张桂梅负责教两个班的语文。她爱讲笑话，上课气氛活跃，课间会放音乐，教学生跳舞，引得其他班的学生羡慕地张望。喜洲一中举办首届运动会时，张桂梅给班上每个学生做了浅蓝色的裤子和白衬衣。统一着装的学生们，成为学校里亮丽的风景。

在大理，她就有家访的习惯了。一名“学霸”女孩家里条件困难，张桂梅去了三四次。女孩发烧，张桂梅带她去城区看病，怕女孩走丢，上厕所也牵着她，还给她买了一双皮鞋。

董玉汉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但十分呵护张桂梅。外出开会回来，他总会带回大包小包的零食和衣服，笑眯眯地看着张桂梅边吃零食边一件件地试穿。张桂梅喜欢去歌舞厅，有时候喝醉了，董玉汉就背她回家。不上课的时候，夫妻俩常常坐在宿舍阳台，一个弹三弦，一个唱歌，让美妙的合奏在洱海上空飘荡……

厄运来得猝不及防。1993年12月，董玉汉确诊患胃癌晚期。他们去昆明的医院治疗，医生说只有2个月的生存期。

曾经美丽的苍山洱海，在张桂梅眼中成了“灰蒙蒙的一片”。她跟学校请了长假，尽心尽力地照顾丈夫，听说哪种药有用，无论多贵都要买来。

连丈夫的家人都说别治了。“钱都花光了，你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以后可怎么办呢？”董玉汉红着眼劝张桂梅。她不同意，“能活一天算一天呗”。家里能卖的东西全都卖了，总共筹了20多万元，全部花在了治疗上。

1995年2月，医生判断的日期过了一年多后，董玉汉还是走了。囊中羞涩的张桂梅跟姐姐借了5000元，用作丈夫的殡葬费。在殡仪馆，她最后一次抱着董玉汉放声痛哭：他再也不能为自己买零食和衣服，再也不能在窗外看自己上课，再也不能弹着琴听自己唱歌了……

抱着骨灰盒回到大理后，张桂梅失去了所有生命的活力。关系要好的女老师们轮流来陪她，拉她去歌厅，让她买裙子穿，可不管走到哪里，张桂梅仿佛都能看到丈夫的身影。

一年后，她决定离开这块伤心之地。

“让我来做一次妈妈吧”

1996年，带着丈夫留下的一件毛背心，坐了两天的车，张桂梅把自己“放逐”到丽江市华坪县。

丽江是闻名全国的旅游城市，华坪却是一个交通不便的经济落后县，人少山多，全县97%的土地是山区，狮子山、豹子岩、蛮王寨、仰天窝、官明梁子……

张桂梅被分配到华坪县中心中学，承担起4个毕业班的政治课教学任务。

她在大理也教过家境差的学生，可大山里的贫困超出了她的想象：有家长走了五六个小时的山路，带着一包钢镚和角票交学费；有学生冬天只穿一双一两块钱的塑料凉鞋；有学生没钱吃饭，睡前抓一把米放到暖水瓶里，作为第二天的早点；班上男生多女生少，“一些女生读着读着就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