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朋友、知交

1938年3月20日，延安。

21岁的萧军，经过20多天跋涉抵达这里，住进陕甘宁边区招待所，意外碰到了昔日好友丁玲。丁玲比他早到一年多。故友重逢，相谈甚欢，聊到晚上才各自散去。第二日，丁玲去见毛主席，无意聊起萧军不请自来已到延安。对萧军，毛主席早有耳闻，知他是鲁迅的大弟子，也很欣赏他的小说《八月的乡村》，当即派人前往招待所表示问候，并邀其见面。

萧军性格倔强，一口回绝了。没想到，毛主席第二天亲自登门拜访，并在招待所宴请了萧军。萧军被打动，决定暂留延安。4月1日，陕北公学开学典礼结束后，毛主席拉着萧军、陈云、李富春、成仿吾等人，在露天操场上会餐。当时的延安还有些冷，尘土飞扬的大风中，大家共用一只大碗盛酒喝，你一口，我一口，开怀畅饮，高谈阔论。

这一幕让萧军印象深刻。他晚年忆及当年的场景时说：“毛主席真是礼贤下士，平易近人，气度非凡。和毛主席相比，伟大的是毛主席，自己年轻气傲，就太渺小了。”

出身农家，但系统读过书、求过学的毛主席，这一生都十分重视、尊重知识分子，和诸多文人名士成为至交。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他深知“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不同时期将大量知识分子团结在身边，共同为革命事业而奋斗。而通过与毛主席的交往，不同的知识分子在各自心中也留下了不同的毛主席印象。

作家

“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

——毛主席给萧军的信

“我是很羡慕你那样从容宽阔的，但这一时是不容易学习的。”

——萧军给毛主席的信

萧军到达延安一年多后，1939年12月，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著名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这一专门论述知识分子问题的党内正式文件规定：“今后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整个社会主要矛盾变成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矛盾，党的工作重心也由过去主要的国内阶级斗争变为民族斗争。所以，我们党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龚云对《环球人物》记者表示：“剖析毛主席的思想文化结构，可看到对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批判，对西方文化的学习，使青年毛泽东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典范。这也影响着他对知识分子的认识。”

一大批爱国青年如潮水般涌入延安。据统计，1938年至1939年间，约有6万名学者、艺术家和知识青年投奔延安。决定下发后，更多热血青年“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

“对待远道而来的知识分子，党和毛主席采取团结尊重的态度，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龚云说。科普作家高士其做试验时感染病毒，留下终身残疾。到延安后，毛主席对其格外款待：安排他在陕北公学住下，派一位护士照顾他生活，派一位秘书帮助他工作。之后还专门去看望他。“毛主席就坐我对面的长凳上，问我有什么困难和需要？给我讲抗战形势和我们今后的任务；讲古典自然科学和自然辩证法……这与我来延安之前贫病交迫，靠写作度日的情况，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啊！我想：这不单是对我个人的照顾，而是对一切愿意革命的知识分子、科技工作者的鼓励。”高士其说。

毛主席经常与文艺界知识分子见面、谈话、通信，谈思想、谈艺术、谈工作等。很多人都留下深刻印象：艾青说“脑子里留下了永远不会消失的一个既魁梧又和蔼的身影和笑容”；老舍说“见过共产党的主席，两个党一比，便分外地明白了”；范长江说“许多人想象他不知是如何的怪杰，谁知他是书生仪表，儒雅温和，走路像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三家村学究”……

萧军1938年在延安停留数日后离开，1940年才正式到延安。一年后，他对延安的氛围逐渐感到不适，生出一些意见。1941年7月8日，他致信毛主席，借《毛主席抗战言论集》一书，并请教一些问题。他等了将近一个星期，未见回信，7月15日再去信一封，推测“不见回示”的原因，以为“自己的要求‘不可能’或有‘越级’等嫌疑”。毛主席接到信后，知道萧军误解了，便在8月2日复了信：

“萧军同志：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附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

这封诚恳坦率、推心置腹的回信，令萧军深受感动。他当天回信：“承您诚恳地指出我的病根，这是值得郑重感谢的！”“我是很羡慕你那样从容宽阔的，但这一时是不容易学习的。”之后，两人又相约见面畅谈。毛主席给萧军提了两条建议：一是针对敌人，保护革命者；一是针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目的是爱惜自己。萧军后来回忆说，“我们这次谈话是比第一次更透彻和随便一些”。

从1941年7月18日到1942年5月29日，不到一年时间，毛主席和萧军直接交往达13次之多。每次都被萧军写在日记中。晚年弥留之际，他对女儿说：“我之所以和彭真、毛主席相交，首先，他们不是按一般的作家来看待我的，我也不是按一般的政治领袖来看待他们的；其次，我不是他们的下级，我尊重他们，但也并没忘记我自己。我们是同志、朋友、知交，是半宾半友的形式相处的。”

1976年，毛主席逝世，萧军悲痛不已，写下悼念诗两首，说毛主席“一生赉志拯中国，天地为心济世穷”。

文艺家

“你要分清楚这是个别的，还是一般的，是局部的，还是全局的。”

——毛主席评华君武的漫画

“这都是后来我追求的一个方面，假如没有这些东西，我的漫画也不会这样。”

——华君武忆毛主席的点评

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主观上追求进步、追求光明，好多人是抱着追求革命的理想到来的。

“但也有不少知识分子还是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与一些工农干部产生了矛盾，面临如何与工农结合，如何为工农服务的问题。文艺知识分子表现尤为明显，一些人鼓吹要树立‘为艺术的人生观’，要‘艺术指导政治’，公开宣扬小资产阶级作家始终是中国文学运动的主力。”龚云说，根本原因是这些知识分子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在实际工作中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不适当地强调教育和艺术等领域的所谓“正规化”。

毛主席也注意到了文艺界人士中弥漫的不满情绪。在一次与鲁艺几位党员教师谈话时，他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延安， 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

1942年初，毛主席单独约见艾青，明确提出：“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

艾青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

毛主席谨慎地问道：“我说话有人听吗？”

艾青说：“至少我是爱听的。”

与艾青的这次谈话，更坚定了毛主席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想法。过了两天，毛主席又给艾青写了第二封信：“前日所谈有关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希随时赐知为盼。此致敬礼！”在“反面的”三个字上面还特意打了三个圈。

当时，艾青的文艺理论基础并不是很深厚，也不知如何收集反面意见，就写了篇文章《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交给毛主席。不久，他应邀来到毛主席的住处谈话。

对于这次谈话，艾青回忆了一个细节：“我准备记录，但是地不平，桌子有些摇晃，我跑出窑洞去找小石片来垫桌子，不料他跑得比我还快，马上拣来小瓦片垫上，桌子不再摇晃了。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不要说他是革命领袖，就连一个连长也不会那么快跑去拣石头。”

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会上，大家对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5月23日下午，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彻底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以及如何服务等问题，使整个延安的文艺界思想上得到了大解放。

“这次延安文艺座谈会，实际上也反映出毛主席当时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既要团结、尊重，又要政治引导、教育改造。但是方法上，他采取的是循循善诱的教育，并且跟知识分子交朋友，用一个真正的可接受的方式去引导。”龚云说。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艾青写信给毛主席，主动要求到前方去体验生活与写作。毛主席回信表示赞成。后来，艾青的创作也发生改变，排练秧歌剧《牛永贵受伤》深受群众喜爱，还写作《秧歌剧的形式》一文，发表在《解放日报》上。毛主席阅后，对艾青说：“你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你应该写三十篇。”后来，这篇文章在毛主席的指示下，还被印成小册子广为宣传。

1942年8月的一天，毛主席把蔡若虹、华君武、张谔3位画家请到延安枣园自己的家中吃饭、聊天。聊着聊着，毛主席和华君武谈到了《解放日报》上的一幅漫画——《1939年延安植的树》。这幅画是华君武所作，画面很简单，只是一棵孤零零的秃树。

在华君武的回忆里，毛主席先问了他的创作动机，之后说：“延河植树植得不好，应该批评。但是，要分清个别和一般。比方说王家坪植树不好，就应该批评延安王家坪植树。你不写，光画一棵树，就好像是说整个的延河植树都不好，这不准确。你要分清楚这是个别的，还是一般的，是局部的，还是全局的。”

经过这番开导，华君武开窍了，开始意识到自己漫画存在一些问题：第一，自己的漫画不是与人为善的；第二，存在片面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当时全国都在抗战，民族矛盾很突出，而自己的漫画所表现的都是人民内部的一般问题。就这样，他开始在创作中改变画风，向大众化、民族化方向发展，“这都是后来我追求的一个方面，假如没有这些东西，我的漫画也不会这样”。

后来，丁玲在给《延安文艺丛书》写的总序中概括了文艺知识分子面向工农兵后取得的成绩：新的木刻、密切结合群众、反映群众斗争的木刻在古元、彦涵等的刻刀下出现了。艾青写了对劳动模范的赞歌，李季写了《王贵与李香香》的新民歌，欧阳山等写了歌颂英雄、歌颂光明以及反映陕北新生活的报告文学。接着是短篇小说、中长篇小说以及民间说书等，都以抗日战争和曲折的阶级斗争为题材而陆续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时的秧歌经过专业的和业余的文艺工作者的团结合作，改造、提高，也从初级发展成为生动、活泼、新鲜的小歌剧。每当《兄妹开荒》《牛永贵受伤》《一朵红花》《赵福贵自新》《刘顺清开荒》等演出时，锣鼓一响，人们都从窑洞里涌出来，冲下山坡、围满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