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工作者”钱七虎

中国工程院院士、防护工程专家钱七虎今年85岁了，一些习惯也变得不再是习惯。他曾酷爱游泳，以前每个星期五，妻子袁晖会陪他去泳池，看他游，然后俩人一起看电影、吃饭。直到两年前的一次脑梗影响了他的平衡，“手脚不协调了，不会游了”。现在，每天早上四五点钟醒来后，他就在小区里快步走，做操，放松、按摩关节，35—40分钟后回家。

他还是上午工作，下午学习，读读《参考消息》《报刊文摘》，但晚上“不敢工作了”，因为想着工作的事“老睡不着”。通常看完《新闻联播》后，他会追几集热播的电视剧，10点左右睡觉。

这是钱七虎不出差、不开会时的生活节奏。大部分日子里，他的日程安排鲜有间隙。比如7月27日“八一勋章”颁授仪式前后，钱七虎密集地接受了数家媒体采访。而在和《环球人物》记者见面前的4天里，他辗转南京、沈阳两地出差。在《环球人物》记者与钱七虎见面的社区活动室里，几乎每个认识他的人都会向记者感慨一句：“钱院士太忙了。”

饶是如此，他还能提前抵达采访现场，步履矫健，目光炯炯，白衣黑裤，手中是卷成一卷的采访回答提纲——凡事做足准备，这是他的习惯。只不过直到采访结束，他也没打开看一眼——“今天午休睡好了，脑子转得快。”他笑着对记者说。

“防护工程是一面坚固的‘盾’”

钱七虎每天需要吃调理肠胃的药，这是他三十几岁时落下的病根。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仍面临严峻的核威胁。“如果说核弹是军事斗争中锐利的‘矛’，那么防护工程就是一面坚固的‘盾’。”钱七虎说。刚受命开展某地下飞机洞库防护门的设计工作时，他发现原版防护门虽然能扛住核爆的冲击，却严重变形，无法开启。“我们国家是积极防御战略，不打第一枪，但要打第二枪。核爆炸时，防护门保护飞机不受损坏，核爆炸后，防护门一开，飞机马上飞出去，实施二次反击。”所以，洞库防护门不能正常开启的问题必须尽快得到解决。

他跑到核爆试验现场，“爆炸完防化兵检测人员说‘可以进去了’，我们就到各自项目点看试验情况。对于核辐射什么的，想都没想，最关心的是试验项目成不成功。”钱七虎发现，防护门是由于计算不精确导致了变形，这与计算理论和工具不够先进直接相关。他对着记者向上一指：“比如房子怎么能不垮？屋梁怎么能不坏？这些理论、公式很简单，用计算尺就能算。但要是防护门也用同样的方法算，结果就会出错，门就会‘憋’住。”

他对症下药，从引入先进理论开始，运用有限单元法，“把复杂的结构分成很小的单元计算，再逐一拼起来”。这样的计算过程必须通过大型电子计算机，把理论变成程序，上机操作。

当时能满足这种计算要求的大型晶体管计算机全国只有3台，都在别的单位。原广州军区空军武汉勘测设计院院长李金元曾介绍，一本上机手册就是一本厚厚的说明书，我们从没接触过这些计算机语言，看着像“天书”，钱七虎也没接触过，但两天时间他就吃透了，还自学编程，写出了程序。

钱七虎打“时间差”，利用节假日，以及别人吃饭、睡觉的空隙，蹭用其他单位先进的计算设备。冬天夜长，上完机天还没亮，他就裹着衣服在旁边的穿孔室找把椅子“歪”一下，5点钟乘头班车回去。吃饭不规律、焦虑、久坐成了常态。长此以往，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都找上门来。两年后，经历数十次试验失败，钱七虎带领团队成功设计出当时国内跨度最大、抗力最高的地下飞机洞库防护门。“我做防护工程的事，唯一能讲的就是这个，其他都不能讲。”他笑着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那些“都不能讲”的故事里，是“矛”与“盾”激烈的攻防对抗。60多年来，从防核空爆，到防核触地爆，再到防核钻地爆;从防普通爆炸弹到防钻地弹，只要“矛”发展一步，钱七虎和团队就研究“盾”如何更坚固一层，为中国铸造了不仅能防当代，也能防未来可能在研的、强敌战略武器打击的“地下钢铁长城”。

“核心科技是买不来、要不来、讨不来的”

钱七虎也因为“都不能讲”，曾经长时间隐姓埋名，无人知晓他的身世。

1937年，钱七虎出生在一艘从昆山逃往上海的乌篷船上。“我的童年是在日本兵的铁蹄下度过的。那个年代，就是国歌里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抗战胜利后，美国兵又在上海横行，这些场景我都历历在目。”当美军强奸北京女大学生、进步人士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等恶行就在眼前时，钱七虎真切地感受到，“帝国主义侵略”“三座大山”几个词的背后，是怎样的黑暗与残暴。“所以我很小就知道，要爱这个国家、救这个国家。”

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助学金的支持下，钱七虎入读上海中学。经常邀请校外人士作讲演是这所中学的传统。钱七虎先后听过卓娅和舒拉的母亲柳鲍娃，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原型、李白妻子裘慧英等人讲述的革命故事，把《绞刑架下的报告》《青年近卫军》《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些书看得烂熟于心。“好多烈士的诗抄，我都能背得起来。”说着，他向记者背诵了一段保尔·柯察金的名言：“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我的成长经历告诉我，只有把个人理想与党和国家的事业、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才能实现人生价值。”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和全国学联号召广大青年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学习军事科学与军事技术，为国防事业贡献青春。1951年，还在读初二的钱七虎应召报名，但因为年龄小，又有红绿色弱，未能如愿。3年后，当陈赓大将来沪为刚成立不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以下称哈军工）招生时，钱七虎毫不犹豫报考，走上了从军报国的道路。

再难也要靠自己，这是求学生涯给青年钱七虎上的生动一课。1954年至1960年，钱七虎在哈军工就读期间，所用教材全部由苏联教材翻译而来，但是最前沿、最急需的内容没有出现在课本上。“防护工程要防炮弹、炸弹、原子弹，但是呢，防原子弹的没有。”1961年，钱七虎被派去莫斯科古比雪夫军事工程学院深造后，这种郁闷的感觉更加强烈。

他是带着研究孔口防护的任务去的。“防护工程中的人和设备都需要孔口提供空气，但核爆炸产生的冲击波也会通过孔口对人和设备造成伤害，所以孔口要防护，这个是很机密的。”钱七虎在莫斯科就读的军事工程学院是开放的，但开展相关实验的研究所是绝密的。无奈之下，他只得修改方向，改做结构防护研究。

“我们买专利，这是对一般科技而言的。核心的科技，特别是国防科技，包括防护工程，你是买不来、要不来、讨不来的，只能靠自己。所以我很理解国家提出的科技自立自强。”在苏联求学的4年间，钱七虎几乎把所有钱都用来买书。有一次他走到列宁墓附近，看到长长的游客队伍，他走开了——“时间花不起啊，只想抓紧时间学知识，学懂、学通，时间非常紧张”。

这种紧迫感一直持续到现在。钱七虎说，今天，我国防护工程的本质、核心没有变，依然是国家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具体怎么防，是在不断变化的，武器变了，防护工程的内容也必须发展。“为什么要培养人才？我85岁了，还能搞多少年？现在具体的事情我已经搞不了了，就靠这些后辈、学生。科技强军永远在路上，防护工程科研永远在路上。”

“看着隧道建成了，心里高兴”

除了国防安全方面的工作，钱七虎还在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上有着突出的贡献。20世纪80年代后期，珠海建设决策者们提出要“抢占制高点”，推动一系列“命运工程”，其中之一就是扩建珠海机场。

珠海西区的三灶岛上有一个空置了40多年的军用机场，地理条件优越，重新修葺后，可成为一个相当优良的航空港，但不远处却屹立着一座“碍事”的炮台山。炸掉它是最佳方案，既可延长跑道，又搬走了飞机起降的“拦路巨虎”。可一拨拨团队来了又走，都不敢接这个任务，因为难度实在太大：爆破总方量超1000万立方米，要求一次性爆破成功;还要确保山外600米和1000米两处村庄安全……一筹莫展之际，时任工程兵工程学院教授的钱七虎带领团队迎难而上，六赴珠海，仅用了99个有效工作日，就完成了63个药室、1.8万米布药隧道的开掘和30万袋炸药的安放任务。

1992年12月28日下午1时50分。指挥长一声“起爆！”1.2万吨炸药在38秒内分成33批精确起爆，爆炸当量相当于二战时美国投放日本广岛原子弹的60%。“炮台山骤如火山爆发，一条巨龙腾空，土、石块倾泻而下，激起一阵阵巨浪。大地震颤刚刚平静，冲天烟尘尚未散去，围观的上万名群众爆出雷鸣般的欢呼声。”有目击者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时至今日，它还被称为“亚洲第一爆”。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既要关心增强我国国防实力，也要关心提高综合国力，站在国家全局进行前瞻思考。哪些事情对国家和人民有利，我们的奋斗和拼搏就向哪里聚焦。”20世纪90年代末，钱七虎在全国率先提出，面对城市地面建筑空间拥挤、交通阻塞、环境污染等“城市病”，城市的出路就是向地下要空间。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轨道交通建设都是他长期关注的焦点。最近，钱七虎又在琢磨“双碳”和地下空间的关系，研究“双碳”目标下的城市怎么建设。“习近平总书记说，实现‘双碳’目标，不是别人让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做。城市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地，实现‘双碳’目标，要通过城市建设来完成。怎么完成，这是我非常关注的。”

研究志趣从防护工程延展到地下工程，钱七虎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防护工程都在地下，所以地下工程相关的知识我也学习、掌握。遇到国家关注的大事要事，我应该把这些知识贡献出来，向我敬仰的钱学森钱老学习。”凡是力所能及的，钱七虎都参与其中。

2001年时，长江南京段唯一的过江方式就是走南京长江大桥，不乏有司机抱怨：“每天堵在长江大桥上一个小时，事故几乎天天出。”钱七虎提出，相关技术条件已经具备，可以在长江修建越江水下隧道。两年后，南京长江隧道项目正式获批通过。

南京长江隧道有“万里长江第一隧”之称，是当时中国已建隧道中地质条件最复杂、技术难题最多、施工风险最大的工程。隧道需要穿越13种软硬分布不均的土层，复杂程度也是世界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