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大街上的秘密交通站

中央大街位于哈尔滨道里区，长约1400米。这条始建于1898年的街道，因大批俄国人来到哈尔滨修筑中东铁路而逐渐形成。大街两侧排列着巴洛克、古典主义、折衷主义等风格的建筑70多栋，银行商铺、饭店旅馆、影院酒吧应有尽有，是市区最为繁华之处。

百年来，中央大街作为哈尔滨的城市名片，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其中就包括中共党组织在东北地区的一次次绝境重生。在中央大街东侧的西十三道街14号，有一栋三层小楼，淡黄色的外墙、简约欧式风格，看起来并不太起眼，但门口那块黑色铭牌证明了它的历史价值——“东北地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遗址”。

95年前，东北地区的14名共产党员代表正是在这里开会，成立了中共满洲临时省委。当时，这栋房子既是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也是共产党员阮节庵的家。

从“3名党员+6名团员”起步

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成立的，但东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直到1923年10月才正式成立，东北地区第一次党代会又过了4年才召开。此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已经发生，全国革命形势极其严峻。

对于这段历史，东北烈士纪念馆研究员贠（音同运）占军研究了多年。在他看来，中共在东北地区开展革命活动的时间并不晚，但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东北地区第一次党代会的召开经历了非常曲折的过程。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李大钊就派罗章龙、马骏来过哈尔滨，对东北地区的工人运动做过调研。当时东三省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所控制，同时也是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觊觎已久的地方。相比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东北地区的革命环境更为复杂，反共势力也更强大，因此直到1923年初，中共才正式筹建东北地区党组织。”贠占军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1923年3月，李大钊根据罗章龙的建议，派遣中共党员陈为人、李震瀛来到哈尔滨筹建党团组织。7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哈尔滨支部成立;10月，中共哈尔滨组（又称中共哈尔滨独立组）成立。这是东北地区最早的党团组织，当时有党员3名、团员6名。

据贠占军介绍，中共哈尔滨组成立后，直接隶属于党中央，承担了整个东北地区的建党任务。

“刚开始，由于党团员人数比较少，党组织发展得不太快。1925年，中共北方区委派吴丽实到东北进行党组织的整顿和发展工作，在中共哈尔滨组的基础上成立了哈尔滨特支，1926年又扩建为中共北满地委，吴丽实任书记。在此期间，中共大连市委、中共奉天（今沈阳）支部也相继成立。这几个党组织有的由中共北方区委领导，有的由党中央直接领导，彼此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明确。”

到中共五大召开前，东北地区的党团组织已经有地（市）委2个、支部30余个、党团员500余名。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大会结束后，中央召集东北地区代表，专门开会讨论东北地区党组织问题，认为应建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定名为中共满洲省委，任命邓鹤皋为省委书记兼大连市委书记，负责具体的组建筹备工作。

邓鹤皋是进步学生出身，五大之前就在大连领导党组织工作。回到大连后，他迅速落实会议精神，派王立功到北满传达中央的决定，并约吴丽实到大连共商筹建中共满洲省委事宜。1927年7月，大连党组织遭到破坏，邓鹤皋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省委筹建工作被迫中断。

8月，八七会议召开，中央决定重新筹建中共满洲省委，这一次将之前参与组建中共哈尔滨组的陈为人派回了东北，负责筹建工作。

10月，陈为人同夫人韩慧芝从天津出发，先到奉天，14日抵达哈尔滨。他很快与吴丽实取得了联系，在后者的协助下又联系了在哈尔滨、长春、奉天、大连等地的其他党员。24日，陈为人主持召开了东北地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地点就选在阮节庵的家中。

“最热闹的地方最安全”

“阮节庵是一名地下工作者，因为长期从事秘密工作，关于他的公开资料不是很多。1925年到1929年，他一直在哈尔滨从事革命活动，曾任共青团哈尔滨县委委员、书记。”贠占军说。

东北地区第一次党代会召开时，阮节庵入党已近2年，虽然还不满20岁，却是一名老地下交通员了。他的公开身份是哈尔滨广播电台职员，妻子沈光慈在电话局做打字员，夫妇二人从事的职业都比较稳定，也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这对于他们从事地下工作也是有利的。

“阮节庵夫妇的家，其实是他们租的房子，在平时就是党组织的一个秘密联络点。之所以将开会地点选在这里，主要是因为房子的位置在中央大街附近。这儿是哈尔滨最繁华的地带，人流密集，而且南来北往、形形色色的人都有，不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贠占军说。

当时的哈尔滨有“东方小巴黎”之称，汇集了全国各地的人，外国人也很多，中央大街又位于核心地带，看似鱼龙混杂，反而是最安全的地方。

党代会召开时，参会代表共有14人，主要来自哈尔滨、大连、奉天和长春，代表了东北地区200多名党员。

“这次会议开得非常及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长春和奉天的很多党员都联系不上了，党的活动几乎陷于停滞。如果再不建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东北地区的党组织就有涣散的危险。”贠占军说。

为了保障会议的顺利召开，阮节庵夫妇承担了后勤工作。开会时，阮节庵负责在外边放哨，沈光慈负责烧水、做饭。

在参会代表中，阮节庵只认识几个主要负责人，他曾回忆：“开会的人是来自东三省各地组织的代表，我认识的有吴丽实、陈为人、李纪渊等。”李纪渊当时在哈尔滨工作，任共青团北满地委书记，北满地委撤销后改任共青团哈尔滨县委书记，而在他之后的继任者就是阮节庵。

撤销北满地委的决定正是在这次党代会上宣布的。会议当天，陈为人首先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然后通过了几项关于满洲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决议案，之后决定成立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选举陈为人、吴丽实、王立功等7人为省临委委员，省临委机关设在奉天，这主要是考虑到交通问题，奉天相对来说离关内更近一些。

党代会结束后，发布了《满洲省临委临字通告（第一号）》，宣告中共满洲临时省委正式成立，负责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党务，并要求各地迅速整顿和恢复党的组织，努力工作，壮大革命力量。

“中共满洲临时省委的成立，让东北各地党组织有了统一的领导。此后东北地区党组织不断壮大，在异常艰苦险恶的环境下领导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等斗争，开启了东北人民革命斗争的新阶段。”贠占军说。

“炉筒子都烧红了”

东北地区第一次党代会结束后，为了安全起见，阮节庵按照党组织的要求退掉房子，搬了家。新房子仍在中央大街附近，只是从大街东侧搬到了西侧的外国四道街14号（今哈尔滨画院所在地）。

1928年初，国内白色恐怖笼罩，形势更加紧张，党中央决定将中共六大安排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举行。从4月下旬起，100多位六大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除小部分代表从上海乘船到海参崴再到莫斯科外，大部分代表走陆路，先到哈尔滨，再兵分两路：一路由绥芬河过境，另一路经满洲里出境。为确保安全，党中央在哈尔滨设立了一处秘密接待站，地点还是阮节庵的家。

“承担接待和护送任务的是中共哈尔滨县委，县委指派李纪渊和阮节庵夫妇负责接待工作，同时中央又派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到哈尔滨协助。”贠占军说。

李纪渊当时在中央大街也租了一处店面，开了家估衣铺，表面上做买卖旧衣服的生意，实际上是地下接头点。六大代表到哈尔滨后先与李纪渊接头，暗号是从一盒火柴里抽出几根一起折断，接上头后再由杨之华和阮节庵夫妇安排食宿，一般只停留一两天便被护送出境。

杨之华当时还带着年幼的女儿瞿独伊，都住在阮节庵家里。每当有单独的男同志到来时，杨之华便带着女儿接送，对外假扮夫妻。有一次完成接待任务后，瞿独伊好奇地问：“我怎么有这么多爸爸？”

“阮节庵的家面积不大，有时一下来了好几位代表，家里实在住不下，只能安排到外边的旅店，这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为了保证安全，代表们尽量不出门，以免外地口音引起注意。住在阮节庵家里的代表，上厕所也不敢外出，吃喝拉撒都在室内进行，阮节庵夫妇承担了所有的后勤工作。”贠占军说。

这项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据阮节庵回忆，完成六大代表接待和护送任务后不久，李纪渊来到他家，总结说：“这些日子大家都很辛苦，但我们完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为中共六大的召开作出了贡献。”接着，李纪渊要求阮节庵烧掉所有相关文件，再次转移住处。这仍是出于地下工作的安全考虑，因为一旦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有人变节，就可能牵连所有的同志。

阮节庵根据指示，将所有文件都烧掉了。因为文件数量多，“炉筒子都烧红了”。随后，他和沈光慈再次搬家，离开了中央大街。

“当时的哈尔滨是连接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交通枢纽，同时又站在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最前沿。‘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党人既要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又要抗击日本侵略者，东北地区的党组织对领导东北人民抗日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与东北地区第一次党代会的召开、与中共满洲临时省委的成立有密切关系。在此基础上，党组织带领东北人民创立了抗日武装，并发展为东北抗联，这个历史功绩应该被一代代后人铭记。”贠占军说。

阮节庵后来一度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天津市民政局工作。就像千千万万地下工作者一样，他的事迹鲜为人知，但贡献永远不会被忘记。

阮节庵

1908年出生，天津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中共哈尔滨电台支部书记，1928年任共青团哈尔滨县委书记，1929年调到营口工作，后与组织失去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在天津市民政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