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甘露，为千里江山写一封情书

“孙甘露当然是最好的，他的书面语最精粹，他就像是上帝按着他的手在写，使我们对书面语重新抱有尊敬和敬畏。”

这话是王朔说的，很难想象他会如此肉麻地赞美一个人，一个与自己的写作截然不同的人。

上世纪90年代初，两人第一次见面。王朔问 ：“你为什么不考大学？”孙甘露回答 ：“我再也不想坐在学校的教室里了。”“没错。”王朔深以为然。

在“叛逆”这一点上，他们是同道中人：王朔是以狂笑的语法，颠覆了一切“伪崇高”;孙甘露是以臆想的语法，对纯文学进行一场离经叛道的实验——他是当代中国文学里最险峻的风光，让批评家技痒，让学生肝颤。

80年代文学场的过来者们，为他写下种种浮想联翩的片段：会谈钢琴、能唱歌剧的才华，穿着彩色皮夹克、戴着小呢帽在自行车上漫游的身姿，从金庸小说中走出来的文侠，中国的普鲁斯特……

2016年夏天，《环球人物》记者第一次在上海作协见到孙甘露，灰色Polo衫，第一粒扣子敞开着，足蹬凉鞋，手拿折扇。那几天，他忙着策划多场活动和讲座，神色疲倦。问他最近的写作计划，他无奈笑笑，坦言还拖欠着一部签约已久的长篇。

2022年，这部小说——《千里江山图》——露出庐山真面目，一出版即有争相阅读之景象看过的人大多惊讶，“谍战、悬疑、英雄主义，怎么也没想到这些词有一天会用来形容孙甘露的作品”。这种变化，就像抽象深邃的普鲁斯特突然有天觉得，像大仲马那样单纯讲一个精彩的故事，也挺好。

这不是孙甘露第一次让人意外。一个骑单车穿行街巷的邮递员，在80年代的文学探索浪潮中跻身先锋，后来几乎离开了纸上的语言王国，在作协机关做具体繁琐的日常工作——从“先锋派”的精神漫游到“实干家”的辗转腾挪，这样的转折，难道不意外吗？

这样看来，孙甘露就像他小说中的地下工作者，不断变换身份，每一张脸既像假面，又似真身。

逆流而上，行走江山

《千里江山图》的诞生，也像一场旷日持久的谍战，上个世纪布局，这个世纪收网。

学者毛尖在饭桌上第一次听到这个题目，“浮想联翩”。后来一次活动中，孙甘露透露，《千里江山图》的发生和画家徐累、孙良有关。受徐孙二位影响，他也喜欢去逛博物馆，彼此见面，常聊画史，因此有了关于王希孟的想象。又过了几年，媒体透露，孙甘露新作讲述了一个男人在错失一生中最珍贵的感情后，重新认识了女人、家庭、国族的意义。

时间流淌，每个人都对《千里江山图》有了自己的想象，朋友聚会都会问一句“快了吧”，得到孙甘露神秘一笑。

然后，2021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重点出版介绍中，《千里江山图》“画风突变”。所有人都有点蒙：一个关乎青绿山水、十里春风的故事，怎么成了一幅惊心动魄的革命图景？

这一次，“千里江山图”是上海地下党组织撤离的行动计划。主角陈千里如同侦探，穿引长卷全景，又见证图穷匕见;行动小组的成员，充当长卷里一帧一幕，以传递式的牺牲换来真相的拼图。他们在漆黑深夜逆流而上，在焦灼乱世大步行走，在至暗时刻，以肉身直面生与死的钢刃。

为了还原1933年那一个多月的历史图景，孙甘露排出了一张时间表，“阴历的、阳历的，以及在这前一两年上海是不是发过大水，包括当时的报纸广告”。小说中的一条马路、一件大衣、一出戏、一部交响曲、一道菜抑或是穿街走巷的脱身路线，都是他结合历史和现实设计的。那些地名集合起来，上海就有了自己的五官四肢：鲁迅、冯雪峰、陈赓去过的水沫书店、辛垦书店，孙中山到过的扆虹园，挂着玛琳·黛德丽大头像的大光明大戏院，萧伯纳下榻过的华懋饭店……在这实打实的地图上，主人公们虚虚实实地出场，请读者享受猜谜的乐趣 ：曾信仰“无政府主义”的特务头子叶启年后来是否去了台湾？女作家凌汶身上有丁玲的影子吗？转移“浩瀚同志”是“千里江山图”计划的重要一环，他到底是谁……

这是孙甘露的草蛇灰线，伏笔千里。他讲起小说里的一个细节，陈千里在卡尔登大戏院等待接头，“我查过当时《申报》的广告，说意大利的一个歌剧团在这里上演歌剧。但是剧目被我换成了《图兰朵》。《图兰朵》开场时，合唱队唱：‘在图兰朵的故乡，刽子手永远忙碌。’”

30年代的上海滩，忙碌着多少殖民者、反动派，就奔跑着多少个陈千里。他们要守护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守护百姓饭桌上的咸菜、什锦菜、狮子头，要跑在特务前面为这个世界遮风挡雨。孙甘露塑造了一个别样的上海，没有旗袍、酒吧、咖啡厅的摩登，没有纠结、煽情、撕扯的市井，那是一个明亮、澄澈的空间，革命、理想、信仰与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血肉交融，彼此辉映。

小说最后，陈千里目送着自己的弟弟和战友们走向敌人。不用再多说什么，历史自会补足其中热泪。就像他们那一封用肉身写下的上海情书 ：“三四月间，桃花开时，上报恩塔，替我再看看龙华，看看上海。还有报恩塔东面的那片桃园，看看那些红色、白色和红白混色的花朵。我们见过的，没见过的。听你讲所有的事，我们的过去，这个世界的未来。”

“汉语中的陌生人”

上海，是孙甘露生于斯、长于斯、成于斯的城市。少年时随父母四处搬家，辗转住过漕河泾、浦东高桥、吴淞、东长治路、田林新村等八九处地方——相较于弄堂里的孩子，上海在他的个人索引里是另一副面影。

对孙甘露来说，那是一段孤寂的日子。父亲作为高炮部队的军人，曾赴越南作战;四处搬家的游荡状态，更加剧了种种不确定感。他转而向文艺寻求安慰。四大名著，雪莱、海涅的诗歌，苏俄文学，革命历史小说……或是朋友间私下传阅，或是家里、图书馆的存货，一本《安娜·卡列尼娜》只剩半截，翻到卷末，也不知道结局。

1977年，孙甘露中学毕业，在邮政技校读了两年后，成为一名邮递员。这让他有机会在一辆自行车上漫游、观察这个城市。工休时，他坐在邮局的折叠椅上，在窗外电车导流杆与电线的摩擦声中读加缪;送电报的间隙，他和同事们将幸福250摩托车一溜停在路边，站着抽烟，或者到对面的书店买一盒磁带，看看有什么新书。

“文学的春天”降临于改革时代。古典文学不断重印，外国文学纷纷解禁，南京路新华书店门口经常排起长龙。作家、编辑、批评家结成精神共同体，文学圈子遍布全国，彼此激荡，持续发酵，最终迎来1985年的文学爆炸。这一年，上海作协举办青年作家讲习班，20来个学员，孙甘露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在“西宫”（沪西工人文化宫）上班的金宇澄、在商业站搬卸货品的阮海彪、在纺织厂搞机修的程小莹……大家每周过来听讲座，讨论各自写的东西，3个月，全脱产。

此前，孙甘露已停止写作很长时间。鲜明的人物、典型的形象、起承转合的故事……从开始码字起，他就没写过这样的常规小说，也自然难入编辑法眼，烦闷时，烧掉了屡投不中的二十几个小短篇。讲习班结束时，每人要交一篇作品，样式、篇幅不限，孙甘露交了《访问梦境》。

1986年，《访问梦境》发表于《上海文学》第九期，开头就是一些打破阅读常规的句子：“此刻，我为晚霞所勾勒的剪影是不能以幽默的态度对待的。我的背影不能告诉你我的目光此刻正神秘地阅读远处的景物……”它们像谁也听不清楚的低语和臆想，优雅、纯净，又混沌、疯狂。

这篇把梦境和现实混为一谈的小说，连同随后的《信使之函》《请女人猜谜》《我是少年酒坛子》等更为极端的实验性作品，使孙甘露与同时期的马原、余华、格非、苏童、残雪一起，作为“先锋派”的代表作家，为现代汉语写作开辟了一块别样的园地。

在这场向传统小说发起的革命中，孙甘露无疑走得最远。他像一个“汉语中的陌生人”（汪民安语），游牧者一般闯入语言定居者的王国，创造出一些前所未有的、不能被别人模仿的句子。即便在“先锋”阵营内部，也不是所有人都理解他。作家马原说：“一下子把小说写进了死胡同，为什么有意和读者过不去呢？”评论家陈晓明则更为直接：“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孤独的语言梦游症患者，孙甘露无可救药，毫无障碍地走向小说墓地。”

真正的“风华绝代”

比孙甘露更早走向“小说墓地”的，是先锋文学本身。

80年代末，昔日的先锋顽童开始抖落技术的衣冠。苏童、余华的作品被改编为电影走俏文坛，获得可观的市场效益;格非转入学院后写作的“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在2015年摘得茅盾文学奖桂冠。丢盔弃甲的先锋试验田里似乎只有孙甘露流连忘返，固执地保持着自己讲故事的方式，与争分夺秒的外部世界格格不入。

而与“比缓慢更缓慢”的创作相比，这些年，他广泛地参与上海的文艺生活，从“国际文学周”到“思南读书会”，沪上媒体加封外号，“带头大哥”或曰“文艺教父”。日记体随笔《上海流水》是这段生活的产物。孙甘露记录下各种阅读书单、文艺活动、雅集聚会、酬唱往来：去季风书店买书，到小贩处搜罗盗版DVD，看孟京辉的《我爱XXX》“笑得差点岔过气去”;与沪上友人聚会，“大闸蟹伴古越龙山，彻夜长谈”;到北京找刘索拉、阿城聊天，“夜豪雨，天亮散去，院内道路积水，阿城老当益壮，领头援墙而过”……

在某种程度上，他还过着80年代的精神生活，从而使这趟“上海流水”没有并入当代都市生活的现实洪流。然而，这毕竟只是他一个人的上海。时代正在改变主题，大众文化兴起，消费主义弥漫，世俗热望交织着小资情调。“坦率地，负责地，而且是毫不矫揉造作地说，这是一个我所不认识的世界。”孙甘露说。他期待在上海发现某些永恒的东西，希望它是一个“复杂而有深度的城市”，“配得上在淞沪抗战纪念馆里认识的那些勇士，配得上他们赋予命运的意义，配得上我们对生活的谨慎展望，配得上那个感情奔涌的词：风华绝代。”在《新上海流水》中，他如此写道。

《千里江山图》的故事，或许就在此时来到他的笔底。如同毛尖所说，先锋时代的孙甘露，小说中的主人公是翩翩少年，背对观众，拒绝历史。世纪转换，这个男人转过身来，他叫陈千里，“不仅有真名实姓，有确凿身世，有组织关系，有兄弟女友，还有了一个世纪的履历。这个男人，干的每一件事情都及物，都掷地有声，都进入历史。”

转过身来的还有孙甘露。他扔掉了过往所有装备，从忧郁的先锋诗人变成潜入历史的探秘者，打捞起那些“隐秘而伟大”的故事，重塑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上海，正如多年前，他创造出的那些独一无二的句子。

上海，于他有如一位爱人，“她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名字，但是，和你的爱人一样，她还有一个只有你才会叫她的名字，这是属于你个人的。”对孙甘露来说，写作就是找到这个特殊的名字，一如陈千里，在黎明前的黑暗里突奔，只为找到同行者的星星之火。

孙甘露

1959年生于上海，祖籍山东荣城。作家、媒体人、策展人，上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访问梦境》《我是少年酒坛子》《信使之函》等。2022年4月，出版最新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