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毛泽东的儿子合格吗？”

毛泽东是伟人，也是一位普普通通的父亲。晚年时，他一面拒绝运回儿子的骨灰，一面常常看着儿子的遗物发呆。

在毛岸英短短28年的生命当中，与父亲毛泽东其实是聚少离多的，但他一直沿着父亲的脚步追求崇高理想。他幼年入狱、少年流浪、青年牺牲，他是冲破黑暗的火炬，将自己的血肉之躯融入伟大的革命事业中，像父亲一样为党和人民奉献了一切。

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主任熊华源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毛岸英烈士二十八载的生命历程虽然短暂，却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永远难忘的记忆。他那充满阳光的形象不仅没有消逝，反而在无数中国人脑海中愈发光艳鲜活;他那平凡而又感人的精神风貌，至今仍然一次又一次感染着中国人民。历史已经并还将继续证明：毛岸英将永驻中国人民心中，中国人民心中将永驻毛岸英。”

“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直到儿子出生3天后，毛泽东才见到他。

1922年10月23日，毛泽东正带领湖南长沙县成百上千的泥木工人罢工游行。而他的妻子杨开慧预感即将临盆，已被家人送进湘雅医院。24日凌晨，毛泽东急匆匆地赶到妻子身边。他头发湿漉漉的，眼睛布满血丝，身体裹在一件破旧、肥大的对襟衫里，但一开口，语气就非常兴奋：“要好好休息，攒足劲，你就要当妈妈了！我那边你放心，斗争会胜利的！”说完，他又跑去写檄文、促谈判了，接连忙了三天三夜，压根儿不知道就在他走后，他和杨开慧的长子已经来到了人世。

待到忙完罢工运动，他终于赶到杨开慧身边，依然穿着那件对襟衫，激动得说不出话。杨开慧先开口：“快给孩子起个名字吧。”“岸英，伟岸的岸，韶山南岸的岸，英俊的英，毛岸英。”

这段出生经历预示了毛岸英的童年。长沙杨开慧纪念馆副馆长胡小红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毛岸英从小就跟随父母辗转在广州、上海等地。他童年的基调就是颠沛流离，尤其与父亲毛泽东相聚甚少。”

1923年4月，时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为躲避军阀赵恒锡的捉拿，第一次与杨开慧母子分别。临行前，毛泽东依依不舍，杨开慧为了他的安全，咬牙催促他赶快走。犹豫间，毛泽东发现半岁的毛岸英正眨着眼睛望向自己，于是对杨开慧说：“这么晚了，这伢子还没睡，看来与你意见一致啊。”毛泽东离湘，后辗转参加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9月16日，毛泽东回到长沙，一家人重新团聚。此时毛岸英已开始摇摇晃晃地学走路，毛泽东心中感慨万千。两个月后，毛泽东再次南下赴粤。离别时，已满周岁的毛岸英拉着毛泽东的衣襟嚎啕大哭。

一年后，身在上海的毛泽东写信让杨开慧带着家人来沪相聚。待杨开慧带着老母亲和孩子们（二儿子毛岸青已出生）抵沪时，毛泽东发现两岁的岸英已跑得飞快。

转眼间到了1925年春节。“那是伯父毛岸英童年里最快乐的一个新年。”很多年后，毛泽东的孙子、毛岸英的侄子毛新宇如此形容那个新年。“爷爷一家本在长沙板仓的杨宅过年，几天后，他将伯父毛岸英带回了自己的家乡湖南韶山冲。”

板车拉着毛泽东等人走过了湖南乡下的山水，很快，毛岸英眼中出现了云霞掩映的韶山冲。毛泽东牵着毛岸英的手踏进毛家老屋，发现里面的陈设与自己离家时几乎一样，黑色的饭锅、方形的地炉，触景生情的毛泽东眼眶逐渐湿润，毛岸英就在一旁安静地陪着。

随后的日子里，毛泽东依旧为革命在全国奔走，杨开慧带着孩子辗转相随。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毛泽东决定前往湘赣边界组织秋收起义。为不再让杨开慧母子奔波，毛泽东将家人留在长沙。没想到，他与毛岸英这一别竟长达19年，与杨开慧更是永诀。

“1930年10月，湖南军阀何键派人在长沙板仓杨宅内带走了杨开慧，一同被捕的还有8岁的毛岸英与家中保姆陈玉英。”胡小红向《环球人物》记者介绍：“在狱中，杨开慧时常受到严刑拷打，最重的那次酷刑，杨开慧昏迷三天三夜。醒来后，她对毛岸英说：‘我们这里的情况，你记住了吗？你将来要怎样告诉爸爸？’毛岸英回答：‘我记得住，我要好好告诉爸爸，我们一定要报仇。’”夜深后，小岸英就躺在妈妈和陈玉英中间，依偎着妈妈身上的伤痕睡着了……

在狱中，陈玉英成了陪伴毛岸英时间最长的人。陈玉英的外孙女孙晖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当杨开慧被敌人折磨时，就由我外祖母照顾毛岸英。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被枪杀于长沙识字岭。走出监狱前，她将毛岸英和狱外的毛岸青、毛岸龙托付给了我外祖母。”陈玉英一直鼓励着毛岸英：“我们一定会得救的，你爸爸不会不管我们，再坚持一下！”几天后，在社会名流蔡元培、章士钊等人的施压下，陈玉英带着毛岸英出狱了。后来为了躲避军阀追捕，陈玉英告别毛家。待到两人再次相见，已是新中国成立之后。

1931年春节前后，毛岸英与兄弟由舅母李崇德护送，经武汉换船到达上海，在叔父毛泽民的安排下，交由专门收养中共烈士子女的大同幼稚园抚养。

寄往苏联的家书

1932年，因叛徒出卖，大同幼稚园被迫解散，此时小弟毛岸龙已经不幸病亡，毛岸英、毛岸青两兄弟则被党组织托付给幼稚园创办人董健吾。后来因革命需要，董健吾撤离上海，遂将兄弟俩交给家人抚养。一开始，董健吾家人非常重视两个孩子的安全问题，经常搬家。但长期的东躲西藏与经济艰难，让董健吾家人对两兄弟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1935年秋，毛岸英带着弟弟离家出走，过上流浪生活，直到1936年才被党组织在上海街头发现。那年夏天，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兄弟两人往苏联国际儿童院。此时，经过艰苦长征的毛泽东已率领红军到达陕北，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938年，在父子阔别11年后，终于有人从苏联带回了毛岸英两兄弟的照片，毛泽东看后欣喜万分。他迫不及待地提笔写道：“亲爱的岸英、岸青，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的欢喜。现因有便，托致此信，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啊！”

一个月之后，毛泽东又忍不住托朋友向苏联捎信，信件里还捎上了自己的几张照片。信中他略带焦急地写道：“早一月给你们的信收到没有？收到了写点回信给我。”

“这是一位老父亲写下的家书，信中饱含失而复得的喜悦。后来，在伊万诺夫市上中学的毛岸英写了一封长信，将他在苏联学习、生活的情况向父亲作了汇报。毛岸青也写了一封短信。”熊华源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毛泽东在延安的工作过于繁忙，接到两个儿子来信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在1941年1月31日写了回信。这封回信字数虽然不算长，但字字句句都反映了父亲对儿子的真情与厚意，时时处处都呈现着父亲对儿子的牵挂和喜爱。而且，他不是以长辈居高临下的命令口吻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而是以平等协商的恳切态度袒露自己的心声，希望儿子通过努力学习，成为有坚定理想信念、真正学问，奋发向上、脚踏实地的青年。”

在信中，毛泽东认为，年轻人记忆力好，精力充沛，应该“多向自然科学学习”。他说道：“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他强调：“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他还告诫道：“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

一封封家书不仅让毛岸英感受到沉甸甸的父爱，更指引着他人生的方向。

“送你去读劳动大学”

1946年1月，毛岸英回到阔别十年的祖国，毛泽东抱病前往机场迎接。当身穿苏联陆军军服的毛岸英快步走下来，毛泽东走上前去，紧紧地握住了毛岸英的双手。距离父子上次见面，已过19年。当初缠在父母身边的“伢子”，如今已长成英俊的青年。毛泽东凝望着儿子激动地说：“你都长得这么高了！”毛岸英则以苏联式的热情奔放，紧紧抱住了毛泽东，不断呼喊着：“爸爸，爸爸，我多想你啊！”

过了几天，毛泽东的身体情况和精神状态都好了一些，立马开始“改造”毛岸英。

因长期在苏联生活，毛岸英已经习惯了苏式着装。毛泽东先是让他脱下苏军制服和大皮靴，换上自己穿过的旧棉衣棉裤;然后又让他与战士们一起吃大灶。一个长年接受苏式教育、习惯喝牛奶吃面包的苏联上尉，从此开始就着黄土高坡的烈风，喝上小米粥、啃上硬窝头。

改造还远不止这些。一天，毛泽东对毛岸英语重心长地说：“你在苏联的洋学堂读书，我们中国还有个大学，就是农业大学、劳动大学。过几天，我给你找个老师，送你去读劳动大学。”毛岸英欣然答应。

1946年4月，毛泽东将一位农民劳模带到了毛岸英面前，告诉他，“这就是你的老师，你要跟老师学会如何耕地、打粮食”。4月8日，毛岸英来到那位老农家里，同吃同住，学会了开荒、铺场、碾场、扬场等农活，每天晚上则抽时间教村里的青壮年识字。

由于军事形势变化，毛岸英提前结束了“农村大学”的学习课程。1946 年 9 月 25日，老农亲自送毛岸英回到延安。毛泽东接过毛岸英递上的金色小米，看着儿子黑里透红的脸庞，高兴地说： “好啊，一个白胖子变成了一个黑铁塔。”又摸了摸儿子的手，发现起了一层厚厚的老茧，欣慰地笑了。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建教研室教授王涛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劳动大学’的朴实原理——始终保持同劳动群众有着血肉联系，自觉与最大多数的中国人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后来，毛岸英又就读于“窑洞大学”，跟随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等人学习中国历史、文化与哲学。1947年，毛岸英参加了中央土改工作团，并出席了在西柏坡举办的全国土地会议。参会的周恩来称赞道：毛岸英同志在土改运动中的一些意见是正确的，很有学问，他攻读了不少马列著作，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但毛泽东还是专门写信鞭策儿子：“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