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毛泽东的儿子合格吗?”
作者: 隋坤毛泽东是伟人,也是一位普普通通的父亲。晚年时,他一面拒绝运回儿子的骨灰,一面常常看着儿子的遗物发呆。
在毛岸英短短28年的生命当中,与父亲毛泽东其实是聚少离多的,但他一直沿着父亲的脚步追求崇高理想。他幼年入狱、少年流浪、青年牺牲,他是冲破黑暗的火炬,将自己的血肉之躯融入伟大的革命事业中,像父亲一样为党和人民奉献了一切。
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主任熊华源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毛岸英烈士二十八载的生命历程虽然短暂,却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永远难忘的记忆。他那充满阳光的形象不仅没有消逝,反而在无数中国人脑海中愈发光艳鲜活;他那平凡而又感人的精神风貌,至今仍然一次又一次感染着中国人民。历史已经并还将继续证明:毛岸英将永驻中国人民心中,中国人民心中将永驻毛岸英。”
“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直到儿子出生3天后,毛泽东才见到他。
1922年10月23日,毛泽东正带领湖南长沙县成百上千的泥木工人罢工游行。而他的妻子杨开慧预感即将临盆,已被家人送进湘雅医院。24日凌晨,毛泽东急匆匆地赶到妻子身边。他头发湿漉漉的,眼睛布满血丝,身体裹在一件破旧、肥大的对襟衫里,但一开口,语气就非常兴奋:“要好好休息,攒足劲,你就要当妈妈了!我那边你放心,斗争会胜利的!”说完,他又跑去写檄文、促谈判了,接连忙了三天三夜,压根儿不知道就在他走后,他和杨开慧的长子已经来到了人世。
待到忙完罢工运动,他终于赶到杨开慧身边,依然穿着那件对襟衫,激动得说不出话。杨开慧先开口:“快给孩子起个名字吧。”“岸英,伟岸的岸,韶山南岸的岸,英俊的英,毛岸英。”
这段出生经历预示了毛岸英的童年。长沙杨开慧纪念馆副馆长胡小红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毛岸英从小就跟随父母辗转在广州、上海等地。他童年的基调就是颠沛流离,尤其与父亲毛泽东相聚甚少。”
1923年4月,时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为躲避军阀赵恒锡的捉拿,第一次与杨开慧母子分别。临行前,毛泽东依依不舍,杨开慧为了他的安全,咬牙催促他赶快走。犹豫间,毛泽东发现半岁的毛岸英正眨着眼睛望向自己,于是对杨开慧说:“这么晚了,这伢子还没睡,看来与你意见一致啊。”毛泽东离湘,后辗转参加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9月16日,毛泽东回到长沙,一家人重新团聚。此时毛岸英已开始摇摇晃晃地学走路,毛泽东心中感慨万千。两个月后,毛泽东再次南下赴粤。离别时,已满周岁的毛岸英拉着毛泽东的衣襟嚎啕大哭。
一年后,身在上海的毛泽东写信让杨开慧带着家人来沪相聚。待杨开慧带着老母亲和孩子们(二儿子毛岸青已出生)抵沪时,毛泽东发现两岁的岸英已跑得飞快。
转眼间到了1925年春节。“那是伯父毛岸英童年里最快乐的一个新年。”很多年后,毛泽东的孙子、毛岸英的侄子毛新宇如此形容那个新年。“爷爷一家本在长沙板仓的杨宅过年,几天后,他将伯父毛岸英带回了自己的家乡湖南韶山冲。”
板车拉着毛泽东等人走过了湖南乡下的山水,很快,毛岸英眼中出现了云霞掩映的韶山冲。毛泽东牵着毛岸英的手踏进毛家老屋,发现里面的陈设与自己离家时几乎一样,黑色的饭锅、方形的地炉,触景生情的毛泽东眼眶逐渐湿润,毛岸英就在一旁安静地陪着。
随后的日子里,毛泽东依旧为革命在全国奔走,杨开慧带着孩子辗转相随。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毛泽东决定前往湘赣边界组织秋收起义。为不再让杨开慧母子奔波,毛泽东将家人留在长沙。没想到,他与毛岸英这一别竟长达19年,与杨开慧更是永诀。

“1930年10月,湖南军阀何键派人在长沙板仓杨宅内带走了杨开慧,一同被捕的还有8岁的毛岸英与家中保姆陈玉英。”胡小红向《环球人物》记者介绍:“在狱中,杨开慧时常受到严刑拷打,最重的那次酷刑,杨开慧昏迷三天三夜。醒来后,她对毛岸英说:‘我们这里的情况,你记住了吗?你将来要怎样告诉爸爸?’毛岸英回答:‘我记得住,我要好好告诉爸爸,我们一定要报仇。’”夜深后,小岸英就躺在妈妈和陈玉英中间,依偎着妈妈身上的伤痕睡着了……
在狱中,陈玉英成了陪伴毛岸英时间最长的人。陈玉英的外孙女孙晖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当杨开慧被敌人折磨时,就由我外祖母照顾毛岸英。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被枪杀于长沙识字岭。走出监狱前,她将毛岸英和狱外的毛岸青、毛岸龙托付给了我外祖母。”陈玉英一直鼓励着毛岸英:“我们一定会得救的,你爸爸不会不管我们,再坚持一下!”几天后,在社会名流蔡元培、章士钊等人的施压下,陈玉英带着毛岸英出狱了。后来为了躲避军阀追捕,陈玉英告别毛家。待到两人再次相见,已是新中国成立之后。
1931年春节前后,毛岸英与兄弟由舅母李崇德护送,经武汉换船到达上海,在叔父毛泽民的安排下,交由专门收养中共烈士子女的大同幼稚园抚养。
寄往苏联的家书
1932年,因叛徒出卖,大同幼稚园被迫解散,此时小弟毛岸龙已经不幸病亡,毛岸英、毛岸青两兄弟则被党组织托付给幼稚园创办人董健吾。后来因革命需要,董健吾撤离上海,遂将兄弟俩交给家人抚养。一开始,董健吾家人非常重视两个孩子的安全问题,经常搬家。但长期的东躲西藏与经济艰难,让董健吾家人对两兄弟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1935年秋,毛岸英带着弟弟离家出走,过上流浪生活,直到1936年才被党组织在上海街头发现。那年夏天,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兄弟两人往苏联国际儿童院。此时,经过艰苦长征的毛泽东已率领红军到达陕北,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938年,在父子阔别11年后,终于有人从苏联带回了毛岸英两兄弟的照片,毛泽东看后欣喜万分。他迫不及待地提笔写道:“亲爱的岸英、岸青,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的欢喜。现因有便,托致此信,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啊!”
一个月之后,毛泽东又忍不住托朋友向苏联捎信,信件里还捎上了自己的几张照片。信中他略带焦急地写道:“早一月给你们的信收到没有?收到了写点回信给我。”



“这是一位老父亲写下的家书,信中饱含失而复得的喜悦。后来,在伊万诺夫市上中学的毛岸英写了一封长信,将他在苏联学习、生活的情况向父亲作了汇报。毛岸青也写了一封短信。”熊华源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毛泽东在延安的工作过于繁忙,接到两个儿子来信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在1941年1月31日写了回信。这封回信字数虽然不算长,但字字句句都反映了父亲对儿子的真情与厚意,时时处处都呈现着父亲对儿子的牵挂和喜爱。而且,他不是以长辈居高临下的命令口吻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而是以平等协商的恳切态度袒露自己的心声,希望儿子通过努力学习,成为有坚定理想信念、真正学问,奋发向上、脚踏实地的青年。”
在信中,毛泽东认为,年轻人记忆力好,精力充沛,应该“多向自然科学学习”。他说道:“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他强调:“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他还告诫道:“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
一封封家书不仅让毛岸英感受到沉甸甸的父爱,更指引着他人生的方向。
“送你去读劳动大学”
1946年1月,毛岸英回到阔别十年的祖国,毛泽东抱病前往机场迎接。当身穿苏联陆军军服的毛岸英快步走下来,毛泽东走上前去,紧紧地握住了毛岸英的双手。距离父子上次见面,已过19年。当初缠在父母身边的“伢子”,如今已长成英俊的青年。毛泽东凝望着儿子激动地说:“你都长得这么高了!”毛岸英则以苏联式的热情奔放,紧紧抱住了毛泽东,不断呼喊着:“爸爸,爸爸,我多想你啊!”
过了几天,毛泽东的身体情况和精神状态都好了一些,立马开始“改造”毛岸英。
因长期在苏联生活,毛岸英已经习惯了苏式着装。毛泽东先是让他脱下苏军制服和大皮靴,换上自己穿过的旧棉衣棉裤;然后又让他与战士们一起吃大灶。一个长年接受苏式教育、习惯喝牛奶吃面包的苏联上尉,从此开始就着黄土高坡的烈风,喝上小米粥、啃上硬窝头。
改造还远不止这些。一天,毛泽东对毛岸英语重心长地说:“你在苏联的洋学堂读书,我们中国还有个大学,就是农业大学、劳动大学。过几天,我给你找个老师,送你去读劳动大学。”毛岸英欣然答应。
1946年4月,毛泽东将一位农民劳模带到了毛岸英面前,告诉他,“这就是你的老师,你要跟老师学会如何耕地、打粮食”。4月8日,毛岸英来到那位老农家里,同吃同住,学会了开荒、铺场、碾场、扬场等农活,每天晚上则抽时间教村里的青壮年识字。
由于军事形势变化,毛岸英提前结束了“农村大学”的学习课程。1946 年 9 月 25日,老农亲自送毛岸英回到延安。毛泽东接过毛岸英递上的金色小米,看着儿子黑里透红的脸庞,高兴地说: “好啊,一个白胖子变成了一个黑铁塔。”又摸了摸儿子的手,发现起了一层厚厚的老茧,欣慰地笑了。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建教研室教授王涛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劳动大学’的朴实原理——始终保持同劳动群众有着血肉联系,自觉与最大多数的中国人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后来,毛岸英又就读于“窑洞大学”,跟随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等人学习中国历史、文化与哲学。1947年,毛岸英参加了中央土改工作团,并出席了在西柏坡举办的全国土地会议。参会的周恩来称赞道:毛岸英同志在土改运动中的一些意见是正确的,很有学问,他攻读了不少马列著作,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但毛泽东还是专门写信鞭策儿子:“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