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英是我一生的痛……”

1950年5月1日上午，北京中山公园露天音乐堂，5000多名首都各界青年代表在这里欢迎以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米哈依洛夫为首的苏联青年代表团。米哈依洛夫讲话时，一名中国青年站在一旁，担任他的俄语翻译。青年瘦瘦高高的，头发浓密，眼睛细长，深色上衣的左前胸口袋还别着一支笔。

这是毛岸英生前唯一的活动影像。在他离开后的漫长岁月里，遗孀刘思齐、弟弟毛岸青、妹妹李敏、侄儿毛新宇，也许会反复观看这段影像，怀念这位家人，也重温那些带着颜色和气味的记忆。

“他非常纯净热情”

刘思齐生命的最后几年，一直在赶时间。军旅剧作家、电视剧《毛岸英》的编剧张丽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道：“2020年我们见面时，思齐大姐说，‘我现在身体特别差，已经快撑不住了，正急着把我的回忆录赶出来。我想告诉大家一个有血有肉的毛岸英’。”但她终究没赶得及。回忆录还未与读者见面，2022年1月7日，92岁的刘思齐在北京病逝了。

她与毛岸英的婚姻关系只有一年。在她近一个世纪的生命旅途里，这个时长似乎微不足道。可直到耄耋之年，刘思齐仍说：“岸英是我一生的痛，也是我一生的骄傲。”怎么就刻下了如此深重的痕迹呢？

时间回到1946年的延安。那年7月，16岁的刘思齐和妈妈张文秋及两个妹妹，被党中央从新疆反动军阀盛世才手里营救回延安，母女4人结束了长达8年的囚居生活。此时，从苏联回国的毛岸英已在延安“劳动大学”学习开荒种地好几个月了。

张文秋早年便是毛泽东的革命战友，与杨开慧也相识，所以刘思齐常去毛泽东的窑洞做客，和李讷一起玩。一天，刘思齐与李讷正走着，迎面来了一名高个子青年。听到李讷喊对方“哥哥”，她才意识到，这就是毛主席那个刚从苏联回来的儿子。

“他们说主席儿子从苏联回来，是吃面包的，我想这个人一定很洋气，穿着西装。结果一看，跟延安的‘土包子’一样的。”多年后刘思齐回忆起当时的场景，笑着说：“他穿主席的旧军装，灰的，因为瘦，晃荡晃荡的。”

两人冲对方点了点头，算是问好。后来刘思齐又一次在毛泽东家中碰到回来看望父亲的毛岸英，彼此才熟悉起来。“我把他当成大哥哥，对他的第一个印象是很随和，虽然相差8岁，可是能玩到一块儿。他的中国话讲得很好，不像是从国外回来的。我们小孩子的语言他也懂。”刘思齐说。

1948年5月，毛泽东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会合。毛岸英也在完成山东的土改工作后回到了西柏坡。这里距离刘思齐就读的华北育才中学不远。暑假期间她去看望毛泽东时，再次见到了毛岸英。

刘思齐是下午到的，晚上毛岸英回来，一起吃了饭。在李讷的房间里，毛岸英开始兴致勃勃地给她们讲自己土改工作中读过的马列主义理论。这可不是什么浪漫的开始。“我从平山骑了匹马去的西柏坡，走了一天，很累，就想睡觉，他就不走，我困得不行。”刘思齐看到一旁的李讷也困得直点头，“跟公鸡叨米一样”。

刘思齐在西柏坡住了近一个月，与毛岸英接触较多，“关系渐渐改变了”。一天早晨，蔡畅来喊刘思齐出门散步。走到一排平房前，蔡畅先进屋，刘思齐后进去，看到毛岸英也在。蔡畅借口有事走开后，毛岸英向刘思齐表明了爱意。

“我觉得很吃惊，根本没想到。”刘思齐直截了当地提出，你是吃洋面包的，我是坐监狱的，你文化程度比我高那么大一截，我们两个将来在一块儿都没有话说的。毛岸英却回答：“你的爸爸为革命牺牲了，我的妈妈为革命牺牲了;你小的时候十来岁坐监狱，我8岁跟我妈妈坐监狱。我们两个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苦瓜，为什么会说不到一起去？”刘思齐被这番话打动了。他们约定，先通信一段时间，相互了解看看。

毛岸英“非常纯净热情”。刘思齐说，在信中，他总是坦陈自己的缺点，努力打消她的顾虑：“我没有任何特殊感，不能认为自己是毛泽东的儿子，生活上就跟普通人不一样，应该把我当作一个普通翻译来考虑，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野心’，生活水平也不是太高的，一般过得去，我就是这个条件。”

刘思齐回忆，毛岸英想得很多，很细致。比如，将来的家庭应该是以感情为基础，在政治上、生活上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另外，绝对的男女平等是难以做到的，如果他的工作忙一些，他也要把一些家务活推给她。“我也确实不会搞家务”，他诚实地写道。

一封封信让两名年轻人的心越靠越近。1948年9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约张文秋见面，提出两个孩子的婚事，双方一拍即合：现在订婚，将来结婚。

第二天，毛岸英骑着马来到张文秋住处。他身着一套深灰色军装，脚穿一双黑布鞋，礼貌地叫张文秋“妈妈”。张文秋送上一杯茶，毛岸英连忙站起身，用双手接了过去。他向张文秋道歉：“可惜我不知道妈妈要到我家，昨天没有在家奉陪，实在对不起，请妈妈原谅！”稍稍停了一下，毛岸英又红着脸问：“听爸爸说，妈妈谈了我和思齐订婚的问题，是吗？”

“是的，谈过了，你们要订婚吗？”张文秋微笑着回答。

“是的，我有这个要求！”毛岸英说：“我非常喜欢她。我们已经通过一段时间的信了。她也喜欢我。昨天听爸爸说，妈妈也同意我们订婚。我今天特意来表示感谢。”

张文秋很喜欢这个诚实亲切的孩子。1949年10月15日，毛岸英和刘思齐在中南海丰泽园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那天大嫂穿的是咖啡色灯芯绒中山装搭配黑呢裤，大哥的中山装则是藏青色，头发也是新理过的。所有人里面，数他这个新郎官看着最高兴！”

“这是我此生最大的愿望”

“婚后，毛岸英每次出差回来，先去他的爸爸那里报到，然后就去找刘思齐。”张丽对记者说。2009年前后，为撰写电视剧《毛岸英》剧本，她曾与刘思齐多次长谈。刘思齐告诉她，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岸英总是考虑工作，常常聊着聊着就不说话了，问他考虑什么呢？他就说，考虑下一步工作我应该怎么安排，不能事事都去问爸爸，我需要自己拿很多的主意。

对此，刘思齐从未抱怨过。“思齐大姐说，他到农村学农，能学得跟农民一样;当兵，能在苏联参加卫国战争。他学什么像什么，干什么热爱什么。”每每谈起这些，刘思齐言语之间满是佩服。

那时一大家人，毛岸英、毛岸青已经参加工作，李敏、李讷还在读小学，平日里大家各自奔忙，星期六则齐聚丰泽园。“岸英、岸青和李敏都是留苏的，他们之间谈话用俄语，叽里咕噜的，我们都听不懂。爸爸学过一点英语，用英语插话，更乱了，大家都笑翻了！”刘思齐回忆，那是家里最欢乐的时刻。

1950年10月1日国庆节，刘思齐因急性阑尾炎住院手术。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后，毛岸英成为“第一个志愿兵”。10月13日，他随彭德怀从东北回到北京，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情况，结束时已是14日下午6点多。按计划，第二天他又要返回东北，准备跨江入朝。他必须把所有事情赶在这一个晚上完成。

“那天晚上很晚了，9点多了，岸英突然来了，说‘我要到很远的一个地方去，那里交通不方便，可能你收不到我的信，但是你不要担心’。”刘思齐隐约察觉到不寻常——以往出差，总是说走就走，可这次却叮嘱了她3条：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坚持完成学业;每个星期六都要回家看爸爸，不要他不在就不去;多多照顾岸青。“后来我想，他这完全就像是遗嘱一样的。”

最令她犯嘀咕的是毛岸英的告别。10月中旬的北京夜晚，已泛起阵阵凉意。刘思齐本打算陪他走过前面的院子，一直送到医院大门口，可刚到楼下，毛岸英说外边很冷，不肯让她再送，硬把她留在住院楼门口。

“我站在楼门口看着他。他走下台阶以后，突然又转过身来，向我鞠了一个躬。他把腰弯得很深很深，很久才抬起头。”刘思齐清楚地记得，毛岸英看向自己的目光，充满了叫人难过的惜别和留恋。次日，毛岸英离开北京。这一天，也刚好是两人的结婚周年纪念日。

“思齐大姐每次聊到这里都会哭，说要知道他是上前线，肯定争取多留他几天;结果自己还催他快走，去为出差做准备。他们两个没有孩子，这是思齐大姐特别遗憾的事情。那会儿因为还年轻，她觉得有的是机会和时间。”张丽说。

毛岸英牺牲后，考虑到她的情绪，毛泽东对她隐瞒了这个消息，而且一瞒就是3年。毛岸英刚到朝鲜时曾给她写过一封信，看不到尽头的等待里，她将它收了又展，把信纸看得起了毛边，后来因为翻了太多次，纸张烂掉了，刘思齐又把它粘起来继续看。“我确实以为他为着革命工作的需要去执行任务了，几年没音信也很正常，所以我不打听也不问。”刘思齐曾这样告诉张丽。

1953年，《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签署，志愿军开始分批回国，毛泽东这才亲口把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了儿媳。当巨大的痛苦袭来时，她“脑袋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了”，身体急速地消瘦、衰弱。她向张丽描述自己当时的心境，“每天恨不得都做梦，而且都能梦到岸英”。

“3年的时间，她都没缓过这股劲儿来。”张丽说。直到1962年2月，毛岸英牺牲11年后，在毛泽东的敦促下，31岁的刘思齐才和时任空军学院教员杨茂之重建了家庭，生育了4名子女。刘思齐说，毛主席的关心并不带有任何的压力，他只是写信说，要考虑自己的生活，不要固执了，应该考虑要重组家庭了。

人到晚年，刘思齐害怕毛岸英会被遗忘，开始致力于宣讲毛岸英的事迹。她出现在电视台、地方研讨会、社区街道等几乎每一个向她发出邀请的场合。“思齐大姐想告诉大家，世界上曾经有过毛岸英这样一个青年，为了保卫祖国、世界和平，永远地留在了异国他乡。”

2009年，张丽来到刘思齐家中，打算商讨电视剧《毛岸英》筹备事宜。刘思齐虽然很兴奋，却也心里打鼓。张丽知道，“一拨又一拨的人来找过她，由于资金等各方面原因，都没拍成。她一遍遍地失望，已经有些疲了。但她还是打起精神：‘你们叫我怎么配合我就怎么配合，授权书我现在就写。’写完她抓起笔就签字。她想在有生之年看到这部电视剧的播出，最怕来不及。”那时，刘思齐已年近八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