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飞”的总设计师

“首架国产大型客机C919即将于12月交付。”“国产大飞机C919获签300架订单。”近来，人们期盼已久的国之重器C919干线飞机（后文简称C919）好消息不断，次次都冲上热搜。

这不禁让人想起5年前的春天，C919首飞成功，举国为之欢庆。那一天，C919总设计师吴光辉罕见地红了眼眶。事后面对媒体，每每被问及如何走上飞机设计之路时，他的思绪都会飘向1978年的一个冬夜，在武汉的乡村，刚满18岁的少年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在中国大飞机和C919的研制之路上，每位参与者都是一部鲜活的历史书。而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光辉这本书，开篇很早，也更加厚重。书里记录的，是一位航空人面对国家重托，不断坚韧跋涉的故事。

不会把问题推给别人

为什么叫C919？吴光辉说过：“C是China 的首字母，也是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后文简称中国商飞）COMAC的首字母，同时还有一个寓意，就是我们立志要跻身国际大型客机市场，要与Airbus（空中客车公司）和Boeing（波音公司）一道在国际大型客机制造业中形成ABC并立的格局。”后面的第一个“9”寓意天长地久，“19”则代表最大载客量为190座。

C919首飞那天，天气条件并不好，阴沉，铅灰色的云层覆盖天空，能见度不理想。那架有着蓝绿色涂装、尾翼标着“C919”字样的庞然大物，从上海浦东机场的第四跑道腾空而起，冲向了茫茫的天际线。

1小时15分钟过去了，时针指向2017年5月5日15时15分。临时搭建的地面观礼台上，聚集着4000多人。吴光辉就站在人群中，紧盯着飞机消失的方向，双手紧握着对讲机。突然，他一抬手，大喊道：“我看到了！来了！”

人群顿时沸腾起来，顺着吴光辉的手指看过去，只见雾蒙蒙的天空上，一个小点正逐渐变大。很快，飞机的轰鸣声越来越清晰。观礼台上开始有欢呼声传出，但吴光辉没有放松下来。“反推，反推。”他轻声念叨：“飞机落地以后，要把反推力装置打开。如果装置打开了，加上刹车能刹住，这个飞行就没有任何问题。”

15时19分，冲出云层的C919平稳而流畅地擦着地面着陆，完成了一次堪称完美的首飞。舱门缓缓打开，吴光辉小跑着跃上舷梯，和首飞机长蔡俊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良久，他回过身，对舷梯下的“长枪短炮”比出了一个“V”形手势——那颗悬着的心，总算落地。

随着C919首飞成功，吴光辉的名字逐渐为公众所熟知。其实在此之前，他已担任过多个飞机型号的总设计师。担任预警机总设计师时，他切实体会到，“总设计师，就是要承担责任”；担任ARJ21支线飞机（后文简称ARJ21）总设计师时，他更是以“能解决问题”闻名于整个团队。

ARJ21，中文名“翔凤”，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民航规章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短程新型涡扇支线客机，被视为C919的探路者。

新华社记者在《一个国家的起飞 ： 中国商用飞机的生死突围》一书中写到这样一个细节：在ARJ21的总装现场，只要吴光辉出现，任何问题都可以报到他那里。很多时候，现场工程师甚至会直接把吴光辉拉去看问题。吴光辉经常一言不发地听完工程师的意见，然后现场点将，把相关设计人员一个个叫过来，告诉他们应该如何解决问题。就连一名普通的装配工人都知道，吴光辉从来都不会把问题推给别人，有情况找他，“是最快速而有效地解决问题的途径”。

2008年5月11日，为了实施国家大型飞机重大专项中大型客机项目，中国商飞成立。吴光辉被任命为C919总设计师，面对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更是层出不穷。

C919首飞前，曾在浦东机场进行长达数月的地面试验。吴光辉基本上每天都在现场，以便及时掌握试验情况，协调解决出现的问题。有时候熬得晚了，他就住在试验基地的宿舍里。

2017年2月初，飞机在滑行试验结束后出现了一些问题。当晚，吴光辉和机务保障人员一起排障。机库四面透风，凛冽的寒意冻得年轻人都直打哆嗦。大家劝吴光辉先回去休息，他不管，披着军大衣蹲守在飞机旁。凌晨3点，问题解决了，吴光辉才回去打个盹。早上7点，他又出现在试飞中心的监控大厅里。

C919是一个全新的机型，除了大量的核心技术攻关外，还要进行飞机总体的顶层设计，要“无中生有”地设计出一架飞机。“现在回过头看看，哦，很简单，C919就是那个样子。但在最初阶段，没有人知道。我们必须要一步一步探索。”吴光辉说。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商飞始终面临技术、经济、进度的三维决断。比如，选择单通道飞机还是双通道飞机？150座还是200座？选择哪一个供应商？机翼选择金属还是复合材料？作出每一个决策都很艰难，因为每一次选择不仅关系到大飞机的安全性、经济性、舒适性，关系到它的成败存亡，还决定着中国民航工业未来相当一段时间的发展，决定着民航飞机“以后往哪个方向走”。“如果我们一味追求技术的先进性，那么研发费用肯定要水涨船高，研制周期也要变长，最后可能并不划算。如何在这几个方面进行平衡，形成一个‘恰到好处’的组合，对主制造商来说是最困难的，也是最大的考验。”吴光辉说。

“我们是一个团队，会大量地依靠团队的力量，但不管怎么样，作为总设计师对技术是要进行决策的。”这意味着，对于每一个决策，吴光辉都要承担重要责任。他甚少对媒体谈及责任背后的压力，但头发颜色的变化已说明了一切——从2008年被任命到2017年C919首飞，他的一头黑发几乎全白了。

“越来越有总设计师的风范”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文简称南航）退休教授魏志毅的家里，保存着一枚首飞纪念章——这是C919成功首飞之后，吴光辉送给他的礼物。从上世纪70年代末算起，两人的师生情谊已延续40多年。

与南航及飞机设计结缘，对吴光辉来说实属意外。1977年，17岁的他高中毕业，到武汉蔡甸区的农村插队当知青。白天出工，晚上回家对着一盏小电灯，这也是屋里唯一的电器。国家宣布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吴光辉没想太多，他当时考虑的是“在农村好好干，能够招工当工人”。还是在队长的劝说下，他才开始认真复习备考。

次年的元宵节，吴光辉收到了来自南京航空学院（南航前身）的录取通知书。当时，南航属于军工院校，学生被录取后再填专业。吴光辉从小喜好钻研电子设备，自己动手组装过收音机，本想读电子类的专业。不过，在看到学校有飞机设计专业后，他改变了主意——他记得，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总理出访，租用的是外国飞机，不仅要花费有限的外汇，安全问题也令人担忧。“学飞机设计，将来可以当总设计师。”抱着这样的想法，吴光辉见到了老师魏志毅。

魏志毅早年毕业于南航飞机设计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今年已经85岁高龄的他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说，吴光辉这批年轻人入学后，学校马上有了新的气象，大家如饥似渴地学习，“图书馆和教室的灯每天晚上都亮着”。“当时中国的航空事业发展还比较缓慢，但我们师生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让祖国的航空事业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的特殊和艰苦，会特别珍惜能安心学习、实现梦想的机会。”回忆大学时光，吴光辉也感慨颇多：“我刚进校的时候，学习基础不是特别好，物理、化学、英语等课程还行，但是高数明显感觉吃力。”为了赶上其他同学，他把大量课余时间花在高数题目上，有时做完题一抬头，发现整个教室只剩下自己。

时任南航飞机系团总支书记、1977级指导员王中银负责学生的管理和教育工作，平日与吴光辉接触较多。他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以他的观察，吴光辉在校时就表现得十分突出。“他为人随和，在集体活动中协调力强。77级学生的年龄跨度很大，他本来是年龄比较小的，但同学有事都喜欢找他出面。他爱好摄影，每年系里组织登山活动和运动会，摄影都由他包了。有时候教室里的电灯坏了，他也帮忙修理。”

1982年，南昌飞机设计研究所找到魏志毅和他的同事钱智声，请他们协助开展强-5定寿工作——强-5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是中国第一种强击机；所谓“定寿”，就是确定飞机的使用寿命。

南航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两位老师的指导下，吴光辉围绕着强-5定寿展开了毕业设计。他和另外6位同学组成一个小组，其间还到南昌飞机设计研究所参观学习。“看到真实的强-5飞机，他们很受鼓舞，感觉到自己所做的工作将对祖国的国防起到作用。”魏志毅说。

做毕业设计，学生们要使用TQ16计算机来进行数据运算。这种如今已被淘汰的计算机，在当时属于前沿科技设备，只有个别单位才有。大家最常去的单位是宏光空降装备厂。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颁发《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新中国航空工业自此创建。同年，宏光空降装备厂诞生。

南航和宏光空降装备厂相距大约7公里，在交通不便的年代，这已是一段相当遥远的路程。同学们上机计算的时间要与工厂错开，有时得晚上去厂里。这时已没有公交车可以乘坐，吴光辉就和大家一起步行过去，计算完毕再披星戴月地步行回来。

“他的性格非常好，从来不生气。”魏志毅说，毕业设计任务繁重，困难不少，但吴光辉总是“笑眯眯地迎接工作”。“他做事时有说有笑，使大家都轻松下来。”

吴光辉毕业后，仍和魏志毅保持联系。每隔几年见面，魏志毅都觉得吴光辉又稳重了不少，“越来越有总设计师的风范”。他也发现，担任C919总设计师之后，吴光辉的头发渐渐地全白了。

“领导这样一个团队把大飞机做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当然大飞机不是他一个人的成果，但他起到了关键作用。C919的成功，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我们掌握了大飞机的核心技术，还培养了人才团队，提高了重大项目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这不简单啊！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增强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外国能够做的事，我们中国也能做到，而且一定做得更好！”魏志毅动情地说。

从南航毕业后，吴光辉被分配到航空工业部第603研究所（后文简称603所），成为一名技术员。

603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距离西安市中心大约65公里，条件艰苦。吴光辉的同事、后来在中国商飞担任营销委技术总监的任和曾回忆，当地井水的矿物质严重超标，不能饮用，外来引水又时断时续，家家户户都要准备一口大水缸储水。单位没有住房，员工结婚后只能租住在附近农民的家里，房顶的天花板是用苇席编织而成的，再用报纸糊上。冬天房间没有暖气，生一个蜂窝煤炉子取暖，鼓风机一吹，“满屋都是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