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前夜，先驱们的抉择

1920年夏，维经斯基到中国后仅三四个月就发现：“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民主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势。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绝不能推动中国革命。”

1920年，毛泽东创办的新民学会出现分裂，“在毛泽东领导下，那些热衷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这个“秘密组织”，就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间大约是1920年11月。

黎明之前，走俄国人的路，成为越来越多追求进步的中国人的目标。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党的一大召开时，陈独秀应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邀请，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筹款办学。他希望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带到广东。在党的一大上当选中央局书记后，他便向陈炯明请辞。从穗返沪途中，陈独秀对陪同人员说：“作为共产党员首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其次是发动工人，组织工人，武装工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

陈独秀早年中过秀才，曾是康梁维新派的拥护者，“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的话是有些道理”。然而戊戌变法很快失败，紧接着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各国，查看一番。”1901年，陈独秀去了日本，在那里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直到1916年11月，他在自己创办的《新青年》上发表《宪法与孔教》一文，认为中国应当“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

1917年底，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迎来了一名新同事——李大钊。他比陈独秀小10岁，曾在1907年“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李大钊仍感学识不足，乃赴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读政治本科。在日期间，李大钊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18年1月，他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并为《新青年》撰稿，还当过轮值主编，与陈独秀频繁接触起来。陈独秀经常出入李大钊的办公室。

1918年7月起，李大钊连续在《新青年》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在中国首倡马克思主义。他对比了18世纪法国革命和20世纪俄国革命的不同，认为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时代精神不同，革命性质自异，不可同日而语。“法人当日之精神，为爱国的精神，俄人之今日精神，为爱人的精神。前者根于国家主义，后者倾于世界主义;前者恒为战争之泉源，后者足为和平之曙光。”文章进一步指出，法国革命所代表的时代已过去，只有俄国革命才代表新的向上的力量。李大钊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李大钊分两期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随着十月革命的炮声传到中国、一战后巴黎和会上的耻辱和五四运动的刺激，加上与李大钊的近距离接触，陈独秀摒弃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开始转向科学社会主义。1918年12月22日，陈独秀、李大钊在北京创办了《每周评论》。后来，这份刊物成了宣扬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讲坛”。1919年12月，陈独秀在《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指出，18世纪以来的民主，是资产阶级向封建阶级作斗争的旗帜;20世纪的民主，乃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旗帜。

1920年初，陈独秀受邀到武汉演讲，因宣传社会主义革命被北洋政府盯上了，面临被捕入狱的危险。李大钊等人就在陈独秀回京后把他接到友人家中避居，并计划把他转移出北京。时值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李大钊扮作一名下乡收账的商人，驾着一辆骡车出发了。他坐在骡车外面的车把上，陈独秀坐在车里面扮作一名大厨，还穿上油迹斑斑的衣服。李大钊是河北乐亭县人，讲北方话，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他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唯恐暴露其安徽口音。到天津后，陈独秀又坐船去了上海。也就在这辆骡车上，陈独秀与李大钊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从此便有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陈独秀锋芒毕露，勇于冲锋陷阵，革命家的气质、感染力很强。上海知识青年比较多，活动余地大一些，陈独秀搞得生龙活虎。李大钊很尊重他，好多事让他牵头。”

陈独秀到上海后不久，就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4月2日，陈独秀出席上海码头工人发起的“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高度评价工人阶级的重要地位，称赞“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他希望工人群众迅速觉悟起来，认识到自己的伟大力量和历史使命。他说，劳动运动可分两步走，第一步要求改善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权。

李大钊则在北方活动。1921年3月，李大钊到郑州等地视察和指导工人运动。当时的一名工人回忆道：“他对大家讲了话，勉励大家：‘你们要好好学文化、技术，你们工人可不矮呀，工人够上天那么高呀！’说着回身在黑板上写了个‘工’字，又在工字下面写了个‘人’，两个字一连就是‘天’字。‘咱们中国四万万同胞，两万万男子，两万万女子，要并肩前进，将来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好的中国！’工人们听了很高兴。不久，郑州铁路工人组织起了工人俱乐部。”

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必然会产生无产阶级的政党。1920年3月，李大钊领导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月，陈独秀领导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陈独秀为书记。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李大钊为书记。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也先后建立起来。1921年6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李大钊除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外，还兼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他与陈独秀均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但在两位领袖的影响下，一批批先进分子成为共产主义战士。

毛泽东，“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

1921年元旦这天，长沙下了一场雪，新民学会举行了一场新年大会，为期3天。作为学会创始人，刚刚过完27岁生日的毛泽东，把当时世界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归纳为五种：一、社会政策（即社会改良主义）;二、社会民主主义;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四、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五、无政府主义。供大家讨论。

何叔衡主张过激主义，他认为“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毛泽东紧接着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似。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表决结果，毛泽东等12人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2人主张社会民主主义，1人主张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3人弃权。

毛泽东出生于湖南湘潭的一个农民家庭，曾拥护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在新军中当了半年兵。清王朝被推翻后，他觉得参军目标已实现，就退出了。后来，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了5年，各种学说涌入他的头脑。他说，这个时候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当时他很欣赏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认为温和方法最好，主张“呼声革命”“无血革命”。

1918年4月，毛泽东同蔡和森等人一起成立了新民学会，立志“改造中国和世界”。后来，新民学会成员决定筹集资金送成员赴欧求学，探索救国之路。

作为湖南青年赴欧洲求学的组织者，毛泽东自己却没有迈出国门。有人到了法国后还邀请他出洋：“润之兄啊！你是一个有志的人，是我们同伴中所钦佩的人……弟近来想及诸兄如此刻都出外求学，学他十年八载。异日回国……各抒所学以问世，发为言论作社会之唤醒提倡者。”毛泽东依然选择留在国内。他认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

当时毛泽东“正在寻找出路”，但“思想还是混乱的”。西方著名毛泽东研究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说：“当时正是中国政治思想舞台上发生猛烈变革的时期，即使博学的、成熟的学者也往往在几个月内就改变观点。当时的毛泽东被无政府主义所诱惑，想要打破旧社会的枷锁。后来他受陈独秀影响，因为陈是《新青年》的创办人，是他文学方面的崇拜对象，且陈不妥协地拥抱一切新兴事物，满足了他渴求解放的愿望。至于他在李大钊手下向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原因除了加入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外，还有他与李大钊一样，都是满怀热情地致力于让中国崛起的事业。”

1919年6月3日，毛泽东在湖南成立“学生联合会”，声援五四运动。随后，他又组织新团体、发动示威游行，声讨军阀政府和湖南省督军张敬尧。他逐渐认识到，要将代表军阀势力的张敬尧赶出湖南，就必须借助外界力量。1919年12月，毛泽东再次来到北京。这次抵京，对毛泽东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北京，毛泽东读到了《共产党宣言》和考茨基的《阶级争斗》，还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彻底树立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多年以后，毛泽东回忆道：“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驱张运动结束后，张敬尧被驱逐出湖南。毛泽东等人又发起湖南自治运动，希图通过人民制宪，实行湖南人民自决自治。1920年夏，湖南人谭延闿入主湖南，勉强答应“湖南自治”“还政于民”。实际上，他把制宪权抓在手里，召集官绅开会，决定由省政府10人、旧省议会11人起草湖南自治法。1920年冬，军阀赵恒惕取代谭延闿主政湖南。赵恒惕污蔑毛泽东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还想捣毁省议会，处处为难毛泽东，湖南自治运动宣告失败。这使毛泽东认清了统治阶级与民为敌的本质，认识到政治改良这条道路是绝对行不通的，必须“另辟道路，另造环境”，这就使他更加坚定地拥护“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

1921年6月29日，毛泽东和何叔衡一道在长沙小西门码头，趁着暮色登上开往上海的小火轮，将在那里和志同道合者共同燃起照亮昏暗中国的红色火把。

周恩来，“思想颤动于狱中”

1921年2月1日，天津《益世报》旅欧通信员周恩来给国内发来第一篇报道——《欧战后之欧洲危机》。当时，他到达欧洲仅一个多月。他在文中写道：“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影响维何？曰：生产力之匮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凡此种种，均足以使社会上一般人民饥寒失业交困于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