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聚首，历史的必然

2020年12月21日，《环球人物》记者走出那扇陈旧黑色木门的一刻，脑海里有两张街景照片不断闪回。一张是现在：2020年末，上海市兴业路76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一大”）会址。冬日阳光下，有年轻人穿着短袖在附近的马当路跑步。会址北面是繁华的上海新天地广场，南面临着一排店铺，人群熙熙攘攘。一张是从前：1921年，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一幢旧式沿街石库门住宅，业主姓陈，沿街并排的房屋被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租住，人称“李公馆”。那时望志路一带还是偏僻的城郊接合部，“李公馆”房前有一片农田，放眼望去，颇有些荒凉。

相同的地点，不同的景象，这中间跨越了近百年。对中国来说，这100年间发生的变化，更可谓地覆天翻、换了人间。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博文女校迎来“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

1921年7月，党的一大是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但大部分参会代表住在法租界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楼上，今太仓路127号。

那年7月，博文女校放暑假时迎来一个“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9位“团员”陆续来到。学校里为他们做饭的是个校工，而他身负一个任务——不能放任何一个生人进来。校工眼里的“团员”是这样的：个个斯文有礼，说话也不大声，总是客客气气，对一日三餐从不挑剔。他们讲的都不是上海话，有的说湖南话，有的说湖北话，还有几位讲北京话。他们的真实身份是国内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和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派出的代表，此次聚首是为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除住在博文女校的9位代表，还有4位代表自行住宿。他们是上海代表李汉俊和李达，代表上海14个党员;张国焘和刘仁静代表北京16个党员，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8个党员;毛泽东、何叔衡代表湖南6个党员;陈公博代表广东4个党员;王尽美、邓恩铭代表山东的3个党员;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学生中的两个党员。合计代表13人。加上周恩来等5位旅法中共早期组织成员，共计党员58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体则约在350人左右，这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夕的全部阵容。

7月23日一大开幕，除了13位代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也在现场。大会在“李公馆”进行，当时楼上是主人卧室，会议在楼下客厅里举行。客厅约有18平方米，内部陈设很简单。“房间不大，中间摆着一张餐桌，四面摆上十五张椅子，靠楼梯处放着一张长条茶几。小小的房子，十五个人坐下来，差不多挤得满满了。”

包惠僧记录了开幕会议的情况，他写道：“第一项是马林的报告。马林当时大概是40岁上下的年纪，身材高大，胡须刮的放亮，只留下短短的一字胡子，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声音笑貌，对人很有吸引力。据说他原是一个荷兰人。他报告的内容是：（一）国际形势;（二）第三国际的使命和工作状况;（三）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他是用英语做报告，由刘仁静、李汉俊轮流担任翻译，报告的时间很长。他报告完了。接着尼克尔斯基报告赤色职工国际的任务和工作。他好像是工人出身，说话很慢，声音很低，但很朴素。报告完毕，已经是很夜深了，即宣告散会。”

7 月 24 日，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7 月 25 日和 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7 月 27 日、28 日和 29 日，连续3天举行3次会议，对党的纲领和决议作了较为详尽的讨论。

大会前4天比较顺利。陈潭秋曾回忆：“张国焘被选为主席，秘书为毛泽东和周佛海。大会共开了4天，讨论以下问题：目前政治状况，党的基本任务，党章和组织问题。”当然，代表们也就一些问题产生了分歧。美国作家尼姆·威尔斯1937年访问陕甘宁边区时，董必武同他谈话时就提到一点：“我记得辩论的一个观点是党员可以不可以当官和做技术工作。一些人反对这样做。通过的决议是一个‘关门’政策，保持党员的秘密和纯洁。我们还决定党员不能参加别的政党，像孙中山的党。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发展党。”

一大的召开有历史必然性

《环球人物》记者对一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徐云根的采访在馆内一间会议室里进行。纪念馆正在修缮，我们的谈话不时加入电钻的“嗡嗡”音。这样的环境并没有影响徐云根，谈起100年前上海的情况，他有些激动。在他看来，一大在1921年召开有其必然性。

“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自身已经走到这一步。”早在1921年以前，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独立探索和思考建立共产党的问题。1920年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从北京到天津，途中二人商讨了组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到达上海的陈独秀开始积极准备创建共产党的各项工作。1920年6月，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等5人在环龙路老渔阳里陈独秀寓所里开会，首先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上海发起组成立后，发函至全国各地，请各地共产主义者成立党的支部。紧接着，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等地的共产主义者相继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这些活动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同中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一批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在这个过程中成长起来。这样，在中国建立统一的共产党的条件就基本具备了。

另外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运动是在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展，所以列宁等人最开始都是把目光聚焦在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后来共产国际遭遇了比较恶劣的国际环境，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了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就是要在一些东方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共产党，增加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

1921年6月初，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经过几次交谈，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徐云根总结说：“内因是主要的，即便当时共产国际不来帮助，我们也会成立共产党组织。但是，无论从国内环境，还是国际环境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都是历史的选择，时代的选择。”

一大召开地点在上海，也并非偶然。

1921年，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开埠城市，很多国外先进的思想最先传播到上海。上海印刷业发达，知识分子汇聚，“具备新思想传播的条件”，徐云根说。

由于独特的“政治条件”——租界，上海的政治环境相对有利一些。租界是三方四界，互相之间有“缝隙”，即便有巡捕来查，也可以尽快离开，不被抓捕。上海作为一个移民城市，五方杂处，人员复杂。“当时，在上海的俄国侨民就有5000人。所以，两三位共产国际代表混在里面，根本看不出来。”徐云根说。

1920年，上海产业工人约有50万人，占总人口的20%。当时，工人阶级在全国的比例还不到5‰。上海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大本营，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准备了阶级基础。除了以上因素，上海也是当时东亚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1920年5月，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在上海成立。“所以上海具备这样一个建党的条件和氛围。”同时，上海地理位置适中，交通发达，对来自南方和北方的代表来说，到上海的行程都可以接受。

“一千余万工人能担负起社会革命的使命”

当然，即便是在各种条件都比较理想的上海，一大还是遭遇了事故：第四天开会时，一个陌生人闯了进来。关于当时的情况，包惠僧在回忆录里做了详细叙述：“会议进行到第四天，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参加了。宣布开会不到半点钟的时候，突然有个穿灰色竹布长褂的陌生面目的人跑上楼来把门帘揭开，一只脚跨进门内，就进到了我们的会场，说一句：‘对不起走错了’，忙匆匆地就走了。马林很机警地问这是什么人？都说不认识。马林说：‘一定是包打听，我们即刻解散。’在一分钟内我们都从前门走了。”

此后，过了约两个钟头，包惠僧又折回了会场。李汉俊对他说：“你们走了不过十分钟，陈公博还没有走，有十几个巡捕和包打听来搜查一番，并没有搜去什么，他们问我们开什么会，我答应是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谈谈编辑新时代丛书的问题，并不是开会。好在他们都知道这是阿哥（李书城）的公馆，最后还说了几句道歉的话走了。”

陈潭秋在自述文章《回忆党的一大》中也清楚地提到此事，“可疑人物的闯入发生在会议的第四天。通过党章在这一天的日程上。”但是他对此事的回忆与包惠僧略有不同：“可疑人物，问他是谁，他回答说找社联组织的主席王某，后又说找错了，很快溜了出去。对的，相距李汉俊房子三幢房子的地方，有一个社联的组织。但大家都知道，这一组织没有主席，更没有姓王的人。因此，我们认为这非常可疑，大家很快收集文件，隐藏了起来。只剩下李汉俊和陈公博。”

当夜，他们一行到李达家里会谈。大家的意见很统一，开会地点要改。陈潭秋曾回忆说：“我们计算七天完结大会工作，但是因此不得不缩短到五天。同时在上海找不到继续进行大会工作的适当地点，后来一度决定到杭州西湖去。但是在出发前，又做出判断，西湖不是适当地点，因为那里游人太多。随后，决定改在嘉兴的南湖举行。这里虽然有游人，但较少。到那里以后，我们即租了一条大船，买了食物、酒，好像游人一样，在湖上的船中进行大会的工作。”

几位代表对最后一天会议议程的回忆一致，包惠僧曾说：“当时李达的爱人王会悟是嘉兴南湖人，带她去当向导。”“把船开到湖心，就开始开会。通过了党纲和劳动运动的计划，便进行选举，选出三个中央委员即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两个候补委员即李大钊、周佛海，并决定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任组织、李达任宣传，陈独秀未返沪以前，书记暂由周佛海代替。”

刘仁静在《一大琐记》一文中也有相似回忆。但在出席这一天会议的人数上，大家产生了分歧。包惠僧曾回忆说：“第二天，大家就从上海南站搭火车出发到南湖。陈公博没有去，马林、尼克尔斯基因不方便也没去，所以共去12个人。”张国焘回忆道：“代表中只有陈公博未来……其他代表不将这件事（指巡捕搜查）放在心上，身当其冲的李汉俊也满不在乎。”陈谭秋则回忆说：“这是大会的最后一天。李汉俊和陈公博没有出席，因为在搜查后，他们就有人盯梢了。”刘仁静也曾表示，陈公博、李汉俊都没参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