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的抗美援朝电影”

9月30日，电影《长津湖》上映首日票房破3亿，打破中国影史历史片首映日票房纪录、战争片首映日票房纪录、国庆档影片战争片首映日票房纪录、国庆档影片首映日场次纪录和国庆档影片历史片累计票房纪录等5项纪录，第二天又打破5项新纪录。截至记者发稿，《长津湖》票房已超过44亿元。

这是一部震撼心灵之作。有人感慨于战士们在出国作战的火车上看到巍峨的长城，有人将指导员梅生的一句话铭记在心：“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有人回家后真的啃起冻土豆，发现根本无法下嘴……

这也是一部特效十足的商业大片。全片投资13亿元，是中国影史上投资规模最大的电影;全球数十家特效公司参与制作;招募群演7万余人，仅片尾出现的人名就有1.2万个……

影片上映前后，片中一些技术细节引起军迷的争论。对此，影片历史顾问、著有《朝鲜战争》一书的军旅作家王树增说：“这种争论很正常。我们需要明白，他们之所以成为军迷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们对我们的民族历史有相当的感情，没有感情，他争论什么？有这些对我们的民族历史注入了相当情感的青年，不是我们民族的幸事吗？”

成为一部现象级影片，《长津湖》凭什么？

出品人于冬：这不是简单的故事，而是一部史诗

“这部电影是中宣部电影局交给博纳影业的一个任务，接到这个任务时，我的想法就是8个字：责任重大、使命光荣。”《长津湖》出品人、总制片人、博纳影业董事长于冬说。在他看来，能够把长津湖战役搬上银幕，是这一代电影人的荣幸。“我们这一代人，要有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抗美援朝电影。”

在于冬和影片总监制黄建新的印象中，反映抗美援朝这段历史的电影并不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甘岭》和《英雄儿女》两部黑白电影，在他们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银幕形象，但是距今已经有半个世纪之久。

“之前表现抗美援朝的电影集中关注的是西线战场，东线的长津湖战役其实是比较残酷的一场仗，我们牺牲的人员很多，但是从战略意义上讲，这是一场价值非常高、意义非常大，甚至对整个战争起了重要作用的战役，打碎了美军北进的想法，守住了三八线。”黄建新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我们要告诉观众，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天气下，美军的装备和补给是世界一流的，他们有厚棉服、厚靴子;他们吃火鸡，喝热咖啡。而我们的志愿军是秘密入朝，白天要躲避敌人的侦察机，所以都是夜间行军。志愿军在没有空中支援、缺少后勤补给的情况下坚持战斗，一把炒面一把雪，即使是煮过的土豆在极寒天气下也是硬邦邦的，只能在胳肢窝里焐热了再吃。在这样的对比之下，我们如何追击、如何取得胜利？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而是一部史诗。”于冬说。

再现这部史诗，剧本至关重要。“在这种千头万绪又宏大又庞杂的历史面前”，于冬遇到了创作过《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的原北京军区战友话剧团职业编剧兰晓龙。他花了整整5年创作了一部13万字的剧本，塑造了伍千里、伍万里两兄弟以及七连的形象，每个人物都很鲜活。剧本原名《冬与狮》。“狮子是不属于冬天的，但是冬天的狮子还是狮子。”兰晓龙这样解释这个略显文艺的片名。

近日，兰晓龙的同名文学著作《冬与狮》出版。他在序言中提到一个年轻人：“总想起来是第一次看到他的照片，出现在最最正经的官媒。照片上的他有点懵懵然，跟他别的照片一样总在憋着乐，手上托着一个剥了皮还没来得及吃的橘子，但也许是某种金黄色包装的糕点。身后是他用18岁生命保卫的古老而又年轻的世界。”兰晓龙没有写明这个人的名字，但人们一下就联想到去年为保卫祖国西部边疆而牺牲的陈祥榕，那个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陈祥榕。70多年前，同样有许多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为保家卫国牺牲在异国战场。《冬与狮》的故事就围绕年轻人伍万里的成长展开。

2019年10月，《长津湖》立项。“我们要通过电影，呈现出战争的残酷，呈现出牺牲背后的意义。只有这样，年轻人才会知道，新中国的胜利来之不易，而这些情感是美国电影没有的。电影除了展现我们志愿军的英勇牺牲之外，也告诉美国人他们是怎么失败的，为什么失败，为什么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役。”于冬说。

然而，一切准备就绪时却遭遇疫情，剧组只能解散，还没开机就损失了1.5亿元。2020年10月重新开机后，为了保证影片质量又持续追加预算。博纳影业行政总裁蒋德富借用志愿军“钢少气多”这个词，来形容《长津湖》的拍摄：“面对这个厚重的题材，可能兜里只有5块钱，但我们敢花8块钱去拍，是带着这样的决心和信心完成的创作。”

2020年，整个中国电影市场票房相较于2019年蒸发了440亿元。但好在2019年，博纳靠《中国机长》《烈火英雄》《决胜时刻》《叶问4》等影片的票房，到账接近30亿元，足以支撑《长津湖》。于冬说，“博纳是把压箱底的钱拿出来”拍一部大片。

导演陈凯歌：抗美援朝犹如一颗照明弹

决定要拍这部电影后，由谁来执导成为一个关键抉择。对于这样大体量的电影，任何导演都难以在一个冬天内拍完。“我几乎谈了所有国内的一线大导演，每个导演都有自己的理解，也有自己考虑的角度。最终决定由陈凯歌、徐克、林超贤3个大导演执导。他们各有所长。陈凯歌有非常宏观的历史维度，知识储备是最强的;徐克擅长现代电影的技术、特效和对整个商业片的把握;林超贤是这些年中国拍战争片和动作戏最好的导演。”于冬说。

最初接到于冬的邀请，林超贤“非常担心”，因为当时正在准备电影《紧急救援》上映的事，《长津湖》要在一两个月内开机，时间紧张，而且他虽然知道抗美援朝，但对其中很多故事和背景比较陌生，就婉拒了。后来于冬再三邀请，林超贤“没办法推辞，所以就答应下来”。

徐克也感到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考验”。“我一直以来都没有碰过这种很写实而且跟历史有关的内容。但我认为这个事情很值得做，因为抗美援朝是一个很特殊的历史事件，是近现代史里面关于中国人怎么去面对很强大的军火，怎么去面对很强大的国家，怎么去建立起中国在世界上坚强而有民族精神的形象的一个历史事件。”徐克说。

陈凯歌曾在1971年参军，当时19岁。他当了5年的兵，对抗美援朝的历史更加熟悉一些。他说：“抗美援朝战争可以说是上世纪50年代我们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对于中国几十年来的和平起到了关键作用，犹如一颗照明弹或者一颗信号弹，升上了我们50年代的夜空，照亮了这个国家的前途……百年以来，西方对中国是不尊重的，觉得我没有什么可以尊重你的地方，但是我们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胜之后，我认为他们这个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改变。”

陈凯歌记得，在拍摄志愿军第9兵团大军到达东北辑安（今吉林省集安县）车站准备入朝这场戏时，北京的气温突然降到了零下18摄氏度，是入冬后最冷的一天。所有七连战士的扮演者却兴高采烈，他们穿着和当年第9兵团战士一样的薄薄夹衣，不畏严寒地拍摄了一整天，双手冻僵了，哈气成霜。他们说：“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才能拍出真实，我们现在终于明白志愿军战士们该有多冷了。我们才坚持了一整天，他们坚持的是整整一个冬天！”

“我觉得中国的战争片一定要区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要明白这场战争对我们中国有什么价值和意义，要明白这场战争对我们今天享受的和平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都是我们希望通过《长津湖》这部电影来表达的。”陈凯歌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战争与和平之间，长城是一个纽带。在前往朝鲜的路上，伍万里突然打开了火车门，万里长城犹如油画般出现在眼前。这山河无恙、岁月静好的样子令人动容。有人说，这很“陈凯歌”。

电影的第一场戏讲的是连长伍千里回家探亲，可当天就接到命令，紧急出征。“回家与为国出征，加起来就是家国。”陈凯歌说。

为家国而战，为正义而战，这战争便有了意义，便无往不胜。

演员胡军：除了生死，其他都叫擦伤

在陈凯歌看来，战争电影若不能创造出让观众印象深刻的人物，这个电影是很难成功的，因为在我们不知道为何而战、与谁作战的情况下，创作者和观众都是没有情感寄托的。如果没有鲜活的人物，战争场面拍得再多，观众可能都不太在意。只有当观众觉得电影中的人物值得追随，这样的战争电影才有意义。

人物的塑造要靠演员来实现。

饰演伍千里的吴京起初也拒绝了于冬，因为当时他还有伤在身。看完剧本之后，他哭了好几次。他说，当了父亲之后，心越来越软，眼眶越来越浅。“中国男人都有一种死扛的劲儿，中国男人都愿意把自己温情、脆弱的一面放在心里，把坚强的一面展现给别人。中国男人嘴笨，但是中国男人肩膀能扛。中国男人表面是一块铁，其实心里是一块糖。”

饰演指导员梅生的朱亚文，有一次和父亲打电话聊天，讲到《长津湖》剧组在找他。朱亚文的祖父、父亲都是军人。父亲听了十分激动地说：“你必须要接这部戏！”朱亚文说：“我已经决定要接这部戏了，您别激动。”父亲很爱看他穿军装，一直都希望能在军旅题材的作品里看到儿子。“他对于这段历史远比我了解。他迫切希望我参演的状态，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军人这个身份，始终没从他身上消失过。”

饰演雷公的胡军，也在军人家庭长大，父亲是一名文艺兵。“我父亲在海军，我母亲在空军，我大姑在陆军。我虽然没有当过兵，但从小在部队家属院长大，周围全是解放军官兵。”胡军说。

胡军觉得，能参演抗美援朝题材的电影是一种荣幸。小时候他搬马扎看露天电影《上甘岭》《英雄儿女》，就有了一种英雄情结。“现在我可以去演了，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所以还没拿到剧本，只听了对雷公的简单介绍，我就应了下来。”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胡军还即兴哼唱起《英雄儿女》插曲，“风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侧耳听……”

据胡军介绍，父亲胡宝善18岁时也参加过抗美援朝，并因为背伤员立过三等功。“他还背过朝鲜人民军的一名战士，那名战士为了感谢我父亲，把自己的勋章摘下来送给我父亲。”而这些故事，父亲并没有给胡军讲过，胡军还是从母亲口中得知的。

影片中的雷公是一名老兵、炮排排长，连队中的战士们都称他“雷爹”。“雷公这个角色，我自己看着很亲切，因为在我当兵的时候，差不多每一个连队都有这样一个人。他不是连长、指导员，但是他得到的尊重甚至比连长、指导员更多。”陈凯歌说。

“起初，陈凯歌导演、徐克导演对雷公的人物设置并不是现在看到的，而是个话很少、非常冷酷的人。但是后来我一想，觉得雷公不是很鲜活。大家都很勇猛，怎么能够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拿出来？甭管多大的战争场面，最终还是要回归人物，让观众看到一个很鲜活的人，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胡军因此对剧本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最终呈现在观众面前的雷公显得更加幽默、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