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留下绝笔：我想延安

“我父亲马文瑞出生于陕北一个农民家庭，他时常告诉我们，自己是陕北人民的儿子，是那片多灾多难的热土养育了他。”马晓文对《环球人物》记者说，“父亲读中学时接触到了马列主义，14岁时，经共产党员师俊伟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两年后转为共产党员，从此开始革命生涯。”

“乍一见周恩来，使人想起‘美髯公’的称号”

马文瑞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党中央入驻陕北前，他坚持发动群众开展地下斗争，为当地基层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做了大量艰苦工作，恢复了清涧、延川、安定、延长、延安等县党的组织。

然而，在王明“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下，陕北根据地内部出了问题。1935年9月下旬，新成立的中共陕甘晋省委开始了错误的肃反，马文瑞和刘志丹等人被关进瓦窑堡的监狱里。就在党组织陷入严重危机时，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及时解救了他们。

马文瑞曾回忆说：“我出狱后，住在西北保卫局。过了两三天，忽然接到通知，说周副主席要找我谈话。这意外的消息使我激动不已。在一孔简陋的窑洞里，我见到了周恩来同志。他剃着光头，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把又黑又长的胡子，乍一见，使人想起‘美髯公’的称号。”

周恩来亲切地招呼马文瑞坐下，让他先谈谈情况。谈话中，马文瑞发现周恩来眼睛布满血丝，显得非常疲劳。为了克服困倦，周恩来不断用手在头上捏，振作精神听他讲。随后，周恩来态度和蔼而恳切地对马文瑞说：肃反搞错了，使不少同志蒙受冤屈。你们是好同志，为创造陕北、陕甘苏区和建立红军，做出了很大贡献。中央到陕北后，肃反的错误已得到纠正，希望你能正确对待这一问题。“我听了他一席话，心里热乎乎的。我感到党中央对我们是了解的，党对我们是信任的，一肚子委屈顿时冰释了。我激动地表示：‘服从组织决定，请组织安排吧。’尽管我希望这次难得的交谈更长些，但怕过多地占恩来同志的时间，最后，我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告辞了。”

恢复工作后，马文瑞先后任中共庆环分区党委书记兼分区保安司令部政委、中共陇东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八路军三八五旅政委等职，他率先在陇东地区各级政府中推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工农、中间分子各占1/3），积极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作贡献。其间，马文瑞获得毛泽东亲笔书写的“密切联系群众”奖状。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做好在陕北的东北军工作。瓦窑堡会议上，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担任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随后，中共陕北省委成立了以马文瑞为书记的安塞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下设安塞、枣园两个办事处，主要工作对象是驻延安的东北军7师684团。工作的第一步是化解双方的敌对状态，马文瑞带领大家印发《还我河山》《打回老家去》等小册子广泛发散，向东北军宣传中共的抗日政策，唤起东北军的爱国激情。他还在交界地带办起贸易市场，恢复红区和白区之间的商贸往来，并让红军文工团在集市上演起抗日戏。不久，马文瑞和他领导的东工委成员打入东北军内部，和对方将领进行了沟通洽谈。

东北军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双方在陕北地区维持了长时间和平友好相处，对日后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积极作用。

100个煮鸡蛋办婚宴

马文瑞在工作中和后方工作人员孙铭结缘，并结为夫妻。“父亲和母亲的相识，是在扫盲运动中。”马晓文告诉记者。西安事变爆发后，马文瑞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当时，边区开展扫盲识字运动，马文瑞积极推动这一文化启蒙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他认识了孙铭。

“我母亲是一名进步学生，她在西安等地参加抗日宣传，被国民党关押，后来奔赴延安，成为大后方的一员。”马晓文说。在工作中，马文瑞发现孙铭工作认真，好学上进，而孙铭也觉得马文瑞有能力、有胸怀，他们渐渐走到了一起。两人在窑洞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款待宾客的喜宴上，只有100个煮鸡蛋。

“我们这些中央的孩子当时都去保育院，”马晓文说，“爸爸妈妈工作忙，我平时就住在保育院过集体生活，周六日再回家跟父母团聚。我们小孩子每天早上起来都要晨跑，一日三餐不离白菜炒山药蛋。延安的冬天很冷，小孩子手上生了冻疮，保育院的阿姨们就给我们清洗干净，再涂上药膏。”七八岁时，马晓文进入延安第一保育小学读书。在马晓文的记忆中，保小的生活非常美好而快乐。“我们每天都在操场上排好队，唱歌跳舞还扭秧歌。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来，整个延安都沸腾了，学校里放了3天假，我们就跟着大人上街庆祝。”他至今记得当年唱过的《保小之歌》：“小小芽儿哗啦啦啦，儿童好像一朵花，生在解放区好地方，唱歌跳舞笑哈哈……”

“父亲工作认真，无暇顾及子女。解放战争时期，父亲要求母亲把我们送过黄河后，就马上参加土改工作。当时我7岁，妹妹5岁，弟弟只有2岁。照顾我们的阿姨高佩莲带着我们仨躲进山村，每天只有黑豆芊芊饭吃。弟弟得了痢疾，发烧腹泻不止。高阿姨就用当地的土法，想办法弄来一点红枣、馍馍给弟弟吃，但弟弟病情每况愈下。高阿姨急了，害怕出事，就托人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让父亲和母亲回来一人看看孩子。可父亲回信说：‘高佩莲同志，现在是战争年代，一切为了革命胜利。孩子虽是革命后代，但革命工作第一，土地改革第一，陕北和西北解放战争胜利第一。孙铭同志要参加土改工作，不能回去带孩子。你尽力了，孩子若死了，也不是你的责任。’”马晓文说。

“一定要把延安精神继承下来”

1946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内战爆发。1947年春，国民党胡宗南部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做出了“暂时放弃延安，诱敌深入，分而歼之”的战略决策。西北局一分为二，组成以彭德怀、习仲勋、马文瑞等为领导的前方委员会和以马明方、林伯渠、贾拓夫等为领导的后方委员会，分别领导陕甘宁边区前线和后方党的工作。

马文瑞随战陕北，负责支前战勤。他将生活用品都舍弃了，只带上毛泽东讲授的《辩证唯物论提纲》和几本马克思列宁著作。“父亲说，这些书是精神武器，须臾不能离开身边。”马晓文说。

马文瑞和西北局前委成员发动当地群众支持前线，筹集军粮，组织运输队，救护转运伤员，安排参战和支援前线人员的家庭生活和生产，并掩护群众转移。天气严寒，马文瑞和西北局前委成员宁肯光脚穿布鞋也舍不得穿上一双支前的军鞋军袜;宁可忍饥挨饿，也不愿多吃一口支前干粮。

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西北大部分地区陆续解放。由于西北新区需要大批工作干部，马文瑞率领西北局组织部和西北局党校加紧工作，短短数月之内，分批抽调培训了两万多名干部派往新区。

同年冬季，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马文瑞到“三边”、陇东等地检查指导土改工作，纠正了一些地方出现的“极左”倾向，保证了陕甘宁边区的土改工作顺利开展。等到西安解放，马文瑞随西北局机关进驻西安，投入了接管城市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马文瑞经常告诫子女不要搞特殊化，不要有优越感。“我们家几个孩子从小在寄宿制学校读书，同学并不知道我们的家境。我们家里孩子多，除了自家的，还有烈士子弟。从陇东到延安，再到北京，我们兄弟姐妹穿的衣服、鞋子，不论男式女式，经常是改了又改，补了又补，大改小，肥改瘦，旧了也舍不得丢，穿烂为止。”马晓文说。

全国进行工资改革期间，孙铭在劳动部工作，根据她的资历，可以定为13级。但马文瑞劝她发扬延安精神，就低不就高，最后定为14级。按照当时的规定，13级以上算“高级干部”。这次工资改革，马文瑞给许多人提了级，唯独没给妻子提级。

马文瑞时刻不忘自己出身陕北，改革开放后，他被任命为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他向中央提出建立陕北能源重化工基地构想，并多次借用石油大王哈默对他讲的话“陕北地下都是宝，是中国的科威特”来宣传。马文瑞还多次回到延安，在自己工作过和住过的窑洞前看看。

“父亲病重住院之际，拉着我的手叮嘱：‘一定要把延安精神继承下来。’”马晓文说，“父亲临去世前的一天深夜，从睡梦中醒来，头脑似乎格外清醒，他抬手示意，让人扶着坐起来，几乎是用最后的气力写下了几个大字：‘我想延安’。那是父亲留给我们的绝笔，也是留给我们最厚重的一笔精神财富和遗产。”

人物介绍：

马文瑞（1912年—2004年），出生于陕西省米脂县（今子洲县），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党政治工作杰出的领导人，曾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