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霸唱，少年子弟江湖老

2015年，天下霸唱去北京拜访一位老大哥，听对方讲起当年顽主那些事，想起了也曾叱咤风云的天津“玩儿闹”，决定写写他们的故事。

玩儿闹，不走正路，打架斗殴，争夺地盘，但行事自有规矩体系：单挑，而不是群殴;遇到事，先扎自己大腿一刀，摆出视死如归的谱儿，对方就服了。玩儿闹的头儿叫“大耍”，耍的不是别人，一腔狠劲冲自己招呼。越是大耍儿越得讲理，以人缘、规矩、道义，遏制不必要的争斗、流血、暴力。

小说《大耍儿》里，天下霸唱将一群十六七岁的玩儿闹，安放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天津。他采访了许多当年混迹江湖的老大哥。主人公墨斗的原型魏爷，少年时凭一把看似拐棍、内藏尖刀的二人夺，撂倒了校门口站点儿抢钱的坏小子，从此进入玩儿闹圈子。此后的漫长岁月，历经了轰轰烈烈，折戟沉沙，归于平凡，不问江湖事。

这是天下霸唱写过最“现实主义”的故事。这个本名张牧野的天津人，一直以说书人讲故事的方式，描绘着被纯文学殿堂拒之门外的复杂世相。

2005年，他以“天下霸唱”的笔名在网络上连载《鬼吹灯》。胡八一、王凯旋和Shirley杨“三人组”跋涉茫茫沙漠，深入瘴疠之地，走进深山老林，用八部曲构筑起一个庞大的“盗墓帝国”。最近十年，他又把讲故事的背景搬到天津。从《河神》《火神》到《崔老道捉妖》，从“七绝八怪”到“四神三妖”，在奇人奇事里，铺陈旧日天津卫的历史掌故、民风民俗。

21世纪走过了20年，中国人的文化空间已被深刻地改写。网络文学引爆了一场伴随媒介革命的文学革命，从犄角旮旯渐渐登堂入室，以IP的形式引发影视行业的资本狂欢。天下霸唱是亲历者。2015年至今，他笔下的胡八一以不同的形象——赵又廷（《九层妖塔》）、陈坤（《寻龙诀》）、靳东（《精绝古城》）、阮经天（《黄皮子坟》）、潘粤明（《龙岭迷窟》《云南虫谷》），在大小荧幕上穿梭来往。

在热闹却纷乱的IP时代，天下霸唱对自己的定位依然是“说故事的人”。对他来说，纯文学给予的熏陶，远不如说书艺人的传授精彩丰富——怎么开脸，怎么拴扣，怎么留悬念、甩包袱、埋沟，还有江湖上文武各行的规矩学问。

写《大耍儿》，也是重新打捞起那个七零八落的情义江湖。“上个世纪，《教父》示范铁血和子弹，本世纪，《大耍儿》重新为我们召唤梦里号角和大雪弓刀。”学者、书评人毛尖说，“虽然江湖儿女江湖死，但兄弟在侧，我们就能起死回生。”

以下是天下霸唱的自述。

玩的就是“造型”

魏爷比我大10岁，家在老城里，土生土长的天津孩子。

1983年，天津第一次“严打”。魏爷16岁，蹲了劳教。那时候管得松，表现得好，逢年过节能回家探亲。魏爷在回家的车上，认识了一个女孩儿，俩人聊了一路，互相留了联系方式。出来后，他和女孩儿结了婚，生下一个女儿，去了工厂干水暖，不再掺和江湖事。

前些年，魏爷写了一些自己的故事，但差点意思。出版社找到我，让我给他写个传。我说没法写，太平淡了，不够传奇。我要写，首先故事要刺激，得有人和人之间特别强烈的冲突。

我请魏爷介绍一些以前天津城里的玩儿闹，我自己也找，挨个采访他们。收集了很多故事，都融到了主人公墨斗身上。

写了这些年，我发现什么人最不好写？坏人。其实每一个人，就算是普通人眼中的“坏人”，在自己的世界里都是唯一的主角，他的选择是不可替代的，把这个想明白了才能写。

那个年代（上世纪80年代），年轻人之间比斗打架，原因无非两个。第一是搞对象;第二是有这么一号人物，不露真名，互相不服气，憋着劲比试一下。玩儿闹一不劫钱，二不劫色，图什么？其实玩的就是“造型”，得标新立异，不能泯然和众人一样。

哪怕在最匮乏的年代，年轻人也会想方设法出风头。六七十年代，大家一色的军褂或蓝色工作服，北京的顽主就非得把斜挎包挂脖子上。天津的相反，把包带儿顶脑门上，挂在后面。总之得与众不同，骑车必须拿两个脚尖去踩，不能拿脚丫子蹬。

后来，全国一阵风，看完《上海滩》，一人一条白围脖;看完《陈真》，都是学生帽，皮带上有星星。还有草蜢裤、太子裤，肥得跟面口袋似的，穿着蹦迪。包括纹身，不像现在都是机器纹。那时候是拿针，三根绑在一起扎，用鸽子血在眉心纹两条小龙。鸽子血平时看不见，喝了酒才显，眉心再点个红点儿，就是“二龙戏珠”。

采访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群体，叫“马路吉他队”。80年代，邓丽君、刘文正的歌正流行，一些年轻人开始自学吉他。这帮人留着大长头发，扛着大录音机，骑着车，背着吉他，一帮一伙，凑到一起比琴。谁输了，就把自己的吉他踹了。

其中有一位“虎爷”，那时都60多岁了。他有一个绝活儿，脖子下架个口琴，一边弹琴，一边吹，一边唱，就会一首歌，但打遍天下无敌手。

还有一位天津大哥，当年号称“马路吉他队大队长”，现在整个人萎靡不振，佝着身子，不停地抽烟。我说大哥，听说您琴玩得好，给我们露一手。他一拿琴，整个人就发光了。唱的是谷村新司的《星》，嗓音低沉，依稀可以看到当年的风采。那时候，天津城有头有脸、有名有号的玩儿闹，都到他那儿学琴，吉他挂满一墙。后来，那些琴都落了一层灰——人都没影了。

天津混混儿·码头文化

玩儿闹身上，有旧社会天津卫底层人群的文化基因。

过去，法制不健全，民间社会靠江湖上的行业帮会维持。官府管不了的事儿，自有行规约束。每个行业，都有一群混混儿把持。他们是光棍一条，几人凑在一处，支一口锅，形成一个“锅伙”。哥儿几个抽死签，谁抽中了，就拿一个空鸟笼，到店门口踹碎了，和掌柜的商量：以后您这一条街，进货拿货我全包了——秤在他手里，每天给定价，挣一份佣金。

有的生意人希望有人给定个行规，防止同行间恶意竞争，可能就同意了。不同意呢？混混儿任你打，吭一声就抱着脑袋滚;但如果他咬住了牙，你又不敢打出人命，从此有这个店一天，就得给他一份钱。

这就是码头文化，一切靠规矩套路行事。打得头破血流，那是最低级的。《大耍儿》里受人尊敬的江湖前辈们，从不和人打架，凭的是一套“提提讲讲”和为人处世的能力，靠一派言语降人。两边掰扯不清时，他们从中说和，主持公道。

墨斗和他身边的兄弟，没有为钱财、私欲打架的，就是血气方刚、年轻气盛，有混混儿那种豁出命去的好汉情结。又赶上那个年代，看了《少林寺》，都想剃光头，学绝世武功;看了金庸的小说，恨不得去闯荡江湖。

我很喜欢这个小团伙的友情。年轻的时候，我跟你好，恨不得拜把子，替你挨刀。等人到中年，一个个饱于世故，也开始保温杯里泡枸杞。岁月一点点把锐气带走，人保守了，也通透了。

时代在变，置身其中就像温水煮青蛙，一天一天，不知不觉就沧海桑田。《古惑仔》的故事推后十年、二十年，山鸡和浩南可能也会城府越来越深，话越来越少。

所以《大耍儿》写到第二本，我不知道后面该怎么写了。再接着打架动刀子，或单挑或群殴，那不写成武侠小说了吗？

那段时间，我做了几个采访，集中找了一些最早下海当个体户的人。《大耍儿》前四本，写发生在天津的故事。再往后写，一众角色将离开天津，在秦皇岛当个体户、闯荡缅甸、去俄罗斯当倒爷，有的发了大财、有的落魄潦倒，最终梦断他乡。

我想写的是改革开放40多年，这帮胡同里一起玩起来的孩子，怎么在时代大潮里走出不同的轨迹，写他们的友情和义气，怎么对待爱情，对待金钱，对待背叛和信任。

就喜欢通俗的

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天津。

我是1977年生人，父母在地质勘探队，小时候和姥姥住。据老人的回忆，最开始我们还住在临建棚——唐山大地震，天津倒了好多房子，正忙着盖楼。

上小学时，我去了地质队的机关学校，在内蒙古赤峰的山里。我们家在物探分队，队员们背着电话线，把两根铜签子凿进山里，再摇电话机。我觉得特别神奇，这是给山里的谁打电话呀？其实是看地下的物理反射，据此测定有没有矿。

有时也会探测到坟地，但都不是古墓。倒是在老乡家里，我看到过好多从古墓抠出来的砖，带着画像，都被用来盖猪圈、盖厕所了。

上了两年学，我又回到天津。邻居三教九流，干什么的都有。老人们一肚子陈芝麻烂谷子的故事，提起天津卫的老事儿，滔滔不绝地讲一大堆。

刚回来时，印象最深的是身边的男孩子满嘴脏话，特别扎耳朵。一开始我觉得自己肯定说不了，半个月后就一模一样了。

对那些玩儿闹的大哥，最早只敢偷着看。他们也不过十六七岁，顶替了父母到厂里上班，有工资，打扮也时髦，抽烟、烫头，穿新衣服，请小兄弟们下馆子。胡同里常有劫道的坏小子，那时就盼望着家里有个大哥，罩着我们一个班的孩子。

上中学时，我什么都爱好。听郑智化的歌，看金庸的小说、倪匡的《卫斯理》。香港电影如数家珍，还看漫画，《七龙珠》《强殖装甲凯普》《北斗神拳》。就喜欢通俗的，看不了纯文学。《水浒传》看过100多遍，书页都翻烂了。

走上社会，我干过很多乱七八糟的行业。有一段时间，我在山西帮人跑开矿的批文，天天下矿，差点没得肺结核。还得和煤老板喝大酒。我酒精过敏，也得喝，反正就一瓶啤酒的量，再多就不行了。

为了投资不打水漂，煤老板除了找地质队帮忙探测，还得请风水先生看地脉。我就去广州请这些快失业的老先生，听他们讲风水的门道，说江湖上的经历。

写《鬼吹灯》时，我还在和朋友合开的公司上班，天天混日子，泡在天涯论坛的“莲蓬鬼话”里。里面的故事都很精彩，但十之八九没结尾，看着着急，我想不如自己写写。

在这之前，我以为小说都是一天写完的。动笔才知道有多难，完全靠即兴发挥。第一个帖子里，王胖子叫王凯，后来觉得和胡八一的名字不配，才改叫王凯旋。所有人都没看出来，以为是我少打了一个字。

写了一个多月，出版社找到我，说可以出书。签了约才发现上了套，每天都要写，要日更连载。有段时间正赶上世纪杯，晚上熬夜看球，白天还得3000字，有一次一天写了1万多，是我写作生涯的最高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