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张红色股票诞生在罢工后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踏上了西行的漫漫征程。行进的队列中，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有些与众不同。这支特殊编队的装备，不是长枪刺刀，也不是炸弹大炮，而是160多副扁担挑子，装着150斤黄金、840斤白银以及大量的珠宝银元、纸币，还有几台笨重的印钞机和铸币机……他们肩挑背扛的，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全部家当。一年后，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第十五大队的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14名干部只剩8名，200多名挑夫运输员，仅剩两名，其他全部长眠于长征途中。

“在极其艰险困苦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凭借智慧、情怀、斗志、信誉以及与老百姓的深厚情感，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根据地建到哪儿，银行就建到哪儿，为革命事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周卫荣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中国钱币博物馆在北京西打磨厂街另辟展馆，开设“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红色金融历史展”，通过对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创建人民银行等5个不同时期红色金融史料及货币的梳理，全面系统地回顾红色金融事业20多年里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的足迹，体现无产阶级伟大的创造精神，展示金融先辈们永葆初心、勇担使命的家国情怀。

第一个红色经济实体

展览从大革命时期红色金融的破土萌芽开始。

随着农民运动在各地轰轰烈烈展开，农民协会为活跃农村经济、方便农民借贷，纷纷开办自己的金融机构。同时，共产党开始在城市组织工人运动，催生了红色金融机构的雏形。

1922年9月14日凌晨，江西省安源镇铁路工人拉响汽笛，卸下机车重要部件，停开列车;煤矿工人砍断井下电源，高举斧头、岩尖。工人们高呼“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如潮水般从矿井、工棚、街头巷尾涌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罢工斗争——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了。

这年冬天，在大哥毛泽东影响下走出韶山冲的毛泽民投身革命洪流，来到安源展开经济工作，配合政治斗争将工人群体更好地团结起来。

为了使工人能买到便宜一点的生活必需品、抵制奸商的中间剥削，大罢工前夕，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决定成立消费合作社，最初本金仅100元，主要经营布匹和少量生活用品，相当于杂货铺。罢工斗争胜利后，为进一步保障工人权益，毛泽民提出面向工人发行股票，扩充本金的同时让工人参与分红。1923年初，工人俱乐部最高代表会议决定，在俱乐部成员中招股募资、发行股票，筹措运营资金。这是中国共产党发行的第一张红色股票。

在此次展览中，不仅能看到当年的股票，还有珍贵的历史照片记录下了扩大经营后的合作社开业的一幕：1923年2月7日，安源老街十字街口一栋砖瓦结构二层小楼前人头攒动，门楣上挂起大大的牌匾“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新开张的合作社不仅发售日用杂货，还从事银元兑换和储蓄业务。中国第一个红色经济实体诞生，红色金融事业的序幕就此拉开。

时任合作社总经理的毛泽民与矿方、资本家、地方商号展开经济斗争，降低货物价格、发放定量供应购物证、为矿工按市值兑换矿票、吸收存款和发行货币、统一社务管理……不到两年，消费合作社迅速发展壮大，不仅服务了安源工人，还成为全党活动经费的储备点，为其他地方工人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持。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举行，全国各地600余名代表前来参会。会议经费预决算工作由毛泽民负责，14天的会议结束后，经费还剩一块二毛钱，精确程度直至今日仍让专家惊叹。次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毛泽民出任行长。

当时在革命区流通的货币五花八门，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统一货币成为国家银行的首要任务。成立之初的国家银行，加上毛泽民一共只有5人，没有人能够设计新货币。福建苏区的地下党员向毛泽民推荐了福建汀州的黄亚光，说他早年留学日本，写得一手好字，会设计、绘图。但黄亚光被诬陷为“社会民主党”成员，即将执行枪决。事态紧急，毛泽民立即催马回奔瑞金叶坪，找主管“肃反”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反映情况，才把黄亚光从刑场的枪口下救了下来。

周卫荣说，当时的环境下，毛泽民这样做，有被打成反革命嫌犯的风险，但他为了红色金融事业而不顾个人安危和政治前途。

最终，黄亚光不负所望，克服缺乏绘制工具和材料等重重困难，设计出了第一套“苏币”。后来他又跟随第十五纵队长征抵达延安，成为陕甘宁边区银行第三任行长，此次展览中展出的光华代价券及陕甘宁边区银行券也都是由他参与设计的。

马背上的银行

“我们是一群经济拓荒者，在民族革命的狂潮里，激情从事祖国伟大的建设……”展览中，抗日战争时期冀南银行的史料部分，留存下一首激昂的行歌和12张不同票面的货币。冀南银行第一任行长高捷成，正是歌中所唱的“经济拓荒者”。

1932年，红军进驻福建漳州宣传抗日、筹款、扩军。当地百川银庄的出纳高捷成，为支持革命事业，四处奔走为红军筹款，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和人脉关系，协助筹得100多万银元。40多天后，红军准备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一心救国的高捷成决定弃商从戎。于是，他带着银庄的2万多银元不辞而别，只留下一封信：“我要和你们离别了，或者是永远离别了……希望家庭也无需挂念我。”

高捷成一去就是5年，其间音信全无。直到1937年4月，身在延安的高捷成才得以向家人寄去北上后的第一封信。信是写给其宗叔、百川银庄老板高开国的，他依然不忘当年“挪用”的2万多银元：“我所欠百川银庄2万多元的债，时刻铭记在心，本利至今，当在3万余。国家得救，民族得存，清债还利当不短分文。”在信中，高捷成向家人解释当年的不辞而别：“我自从‘九·一八’东北事变、‘一·二八’上海抗战之后，悲愤交集……救国才能顾家，国亡家安在。”

当年踏上瑞金这片红色土地后，高捷成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协助毛泽民草拟经济计划、筹划组建银行，逐渐在经济金融领域崭露头角。抗日战争爆发后，高捷成随八路军一二九师奔赴华北敌后，开辟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938年，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进行军事扫荡与经济掠夺，企图进行以货币为武器、以市场为战场的金融大战，“以战养战”。

“钞票能起到真枪实弹起不到的作用”是高捷成的名言。1939年10月，山西省黎城县小寨村的一间农家四合院，挂出了“冀南银行”的招牌，高捷成出任首任行长。担负货币发行任务的冀南银行，处在日寇、国民党顽固派的分割、封锁和包围之中，没有钞票用纸、油墨、印刷器材，货币印制面临巨大困难。

高捷成通过迂回曲折的关系和渠道，从日伪占领下的天津、石家庄、德州等地采购物资和设备，日夜兼程，肩挑背扛，带回根据地。钞票印制后，没有裁纸机，都用手工刀裁。由于物资设备时常要靠人背马驮，躲避敌军的围追堵截，冀南银行也被称为“马背上的银行”。

冀南银行对外号称八路军工作团，为避免暴露，印钞厂建在太行山的深山沟里，机器设备、印钞纸张、油墨也分散在崇山峻岭的岩洞中。冀南银行的3个印钞厂，一旦面临“扫荡”，可做到3小时内安全转移。“行无固址随军游，工无桌椅在炕头。有事即办无日夜，钱账随身安无忧。”这首由当年冀南银行员工撰写的打油诗，再现了抗战岁月里“马背上的银行”的工作场景。

1943年5月14日，高捷成率银行干部四处奔走，部署维护货币的斗争任务，在河北内邱县白鹿角村遭遇敌人伏击。为掩护战友携带机密文件撤退，高捷成牺牲在日军刺刀下，年仅34岁。

新中国第一套人民币

展览最后一部分，通过图片和史料讲述了中国人民银行筹建始末：为了支持解放战争和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中国共产党吹响了统一解放区财经工作的号角，创建了中国人民银行。展出的“中国人民银行”题字图片旁，正是第一任行长南汉宸的照片，而他在更早前就已投身红色金融事业。南汉宸是山西人，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长期工作在隐蔽战线上，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推动抗日统一战线发挥重要作用。1939年9月，南汉宸回到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经济封锁，外援断绝，加上灾荒，边区政府面临极大的财政困难。危局当前，毛泽东找到南汉宸，在延安杨家岭与他长谈4小时：“中央研究决定由你来当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财政厅长，想办法解决大家的穿衣吃饭问题，当一个会做无米之炊的巧媳妇。”

临危受命的南汉宸立即着手采取措施开辟财源，力图扭转困境。为解燃眉之急，他经仔细调研后，在不影响农民生活的基础上，采取征粮的办法，发动群众缴纳粮食支援革命;为解决生产的资本金问题，他提出在边区范围内禁止法币流通，由边区银行发行边币;为打破国民党的封锁，他在边区建盐务局、被服厂，又在日占区和国统区建立起商品贸易网络，打通边区与外界的物资交流通道。在南汉宸的苦心操持下，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还为日后的革命事业攒下了家底。

1947年后，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东北、华北、华东等分散的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各地区之间的贸易联系和物资交流日益增多，但各解放区当时流通的货币有300种之多，成为经济发展和贸易往来的重大障碍。中央决定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着手筹建全国统一的国家银行，发行统一的货币。

新国家银行的取名让时任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南汉宸苦思了很久。当时有建议用“联合银行”“解放银行”“全国解放银行”，但都不甚理想。一天，南汉宸找到同在金融战线多年的战友何松亭，询问他的意见。何松亭答道：“我们的政府是人民政府，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那我们银行的名字就可以叫人民银行，因为我们的宗旨正是为人民。”二人一拍即合，南汉宸把这个意见向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董必武作了报告，中央回电同意银行名称采用“中国人民银行”。

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前夕，中国人民银行于1948年12月1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宣告成立，并从即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人民币”。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新中国第一套人民币。展览最后可以看到这批伍拾元、贰拾元、拾元票面的人民币图样，票面上6个柳体楷书大字“中国人民银行”，则是在南汉宸说服下，由董必武书写的。自此，中国旧金融体系结束，新的金融体系即将开始。

“中国的红色金融事业，前后20多年，在保障民生、支持革命战争、发展根据地经济、维护人民政权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是新中国金融的根基，也是新时代金融工作者宝贵的精神食粮。”周卫荣说，“本展览是纪念、是传承、是激励，也是鞭策。不忘来时路，方能走好新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