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开冬奥制服里的传统文化密码

大雪后的北京气温骤降，一夜之间从五彩斑斓的深秋跨入银装素裹的寒冬，仿佛在提醒人们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临近。

10月27日，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制服装备正式亮相。据冬奥组委介绍，作为工作人员、技术官员和志愿者的专属身份标识，制服装备将功能性、民族性和艺术性相结合，可以实现温度变化和场景转换下的自由穿搭。冬奥制服主创设计师、北京服装学院教授贺阳，则用一句话概括了自己的设计思路：“用最少的颜色和元素表达最丰富的意境。”

11月初，《环球人物》记者来到北京服装学院，听贺阳详细讲述冬奥制服设计的幕后故事。

在“命题作文”里找到新意

对贺阳来说，冬奥制服的设计工作持续了3年。早在2018年，北京服装学院就成立了奥运服饰文化研究中心，开始为2022年冬奥会做准备。贺阳带领团队从了解冬奥会历史、模拟人体站姿入手，研究相关资料、预测北京冬奥会可能使用的图形元素……2020年5月，当北京冬奥组委面向全球公开征集制服装备视觉外观设计方案时，贺阳及团队已经做了充分准备。

“制服是为参加冬奥会与冬残奥会的工作人员、技术官员和志愿者设计的服装，一方面要彰显举办国的文化特色，另一方面要具备很多功能性。”贺阳说。

据冬奥组委介绍，此次征集活动累计收到602套、1万余件作品。贺阳团队的设计方案在进行了8轮版型优化后，成为最终方案。

在色彩上，3套制服的主色为霞光红、天霁蓝、瑞雪白、长城灰。霞光红象征工作热情与奉献精神;天霁蓝源于传统陶瓷工艺霁蓝釉，符合年轻志愿者朝气蓬勃的特点;瑞雪白取自“瑞雪兆丰年”的俗语，不仅寓意吉祥，也契合冬奥会的举办时间;长城灰则可唤醒群体记忆，体现北京作为“双奥之城”的特色，同时这一中性色彩也代表着技术官员的客观公正。

“设计奥运制服是一个命题作文。”贺阳说，“冬奥组委会给出一些基本款式、标准色，以及服装上必须使用的图形元素，比如北京冬奥会徽、‘北京2022’的标准字体等。”

在一些人的观念中，命题作文对设计师来说意味着有限的发挥空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贺阳告诉记者，在标准色的基础上，设计者可以适当发挥，比如在红色里加一点粉、在绿色里加一点黄，但从远处看，同一色系的变化是很不明显的。为了让图案更加鲜明，她在工作人员和技术官员制服中运用了黑色。

“中国人偏爱红色，但在实际中，制服上的红色面积不宜过大。因为在高山滑雪场中，工作人员经常站在旗门旁边，旗门的颜色通常是红、橙、蓝，如果制服上的红色面积过大，容易与旗门颜色混淆。一旦运动员没看清，过旗门时冲着工作人员去了，会造成危险。”贺阳说。她之所以选择黑色，除了与红色相映衬，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外，也因为黑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寓意。

“中国古代把颜色分为正色和间色，正色是指青、赤、黄、白、黑5种纯正的颜色，间色是由正色混合而成的，因此正色的地位更高。黑色作为正色之一，在方位上代表北方，在五行中代表水，象征着庄重、尊贵。”贺阳说。为了平衡红与黑的冲撞感，她同时运用了大面积的灰色、白色。

现在回想起来，贺阳坦言这个方案有点冒险，毕竟绝大多数运动装是五颜六色的，大面积使用黑白灰的比较罕见。但或许正是这种新意，让她的方案显得独树一帜。

“为了体现中国特色，我们使用了水墨画的笔法、线条、构图，将山水意象融入其中，形成重峦叠嶂的视觉效果，也符合冰雪运动的主题。”贺阳说，“虽然3套制服看起来有所区别，但在纹样布局、比例搭配等方面是一致的，在满足不同工作类型需求的同时，实现了视觉效果的统一。”

除了文化内涵和视觉效果外，冬奥制服的功能性同样重要，既要吸湿排汗，又要具备保暖性、轻便性。据冬奥组委介绍，此次发布的制服装备包含服装、鞋品、配件三大类，其中制服的填充絮料选择的是拥有国内专利技术的多层结构新型保暖絮片，并进行了针对性改良，以满足寒冷环境下的保暖需求;保暖靴使用了防水膜，防水、防风雪，透气，可回收;手套的手心位置增加了防滑颗粒，在形态和颜色上借鉴了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手心的红色爱心图案。

与此同时，制服装备也非常重视环保性：装备收纳包所使用的纱线，都是回收利用废旧塑料制品生产出的环保纱线;包装袋采用生物可降解母粒制成，180天降解率可达90%以上;鞋靴皮革加工工艺采用了专利节水技术。

“一些特定的限制更能激发创新”

在冬奥制服发布之前，贺阳的另一套设计作品已经在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展示过中国文化了。

今年7月23日晚，中国体育代表团穿着“开门红”礼仪服装亮相东京，再次让“中国红”惊艳了一把。这套入场礼服就是贺阳设计的。其中女装的牡丹花图案连衣裙，灵感源自明代洪武釉里红缠枝牡丹纹;男装外衣面料采用锁甲纹提花织造工艺，锁甲环环相扣，寓意出征战士坚不可摧。

在贺阳看来，传统文化是隐藏在中国人血脉中的，平时可能感觉不出来，但到了关键时刻，那种力量自然而然就会喷涌而出。

“就像中国人对红色情有独钟一样。无论是在节庆典礼上还是在国际赛场上，大家一看到中国红，某种令人血脉偾张的力量就会被唤醒。”贺阳说。她也设计过粉色和绿色的运动员入场礼服，都没能通过最终评审，“我想可能就是因为这些颜色不是正色，对中国人来说不够有力吧”。

这次设计冬奥制服，从递交初稿到最终方案确定，大大小小的修改，贺阳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了。每次修改好，设计稿交上去，又会有新的修改意见反馈回来。这些意见来自方方面面：上级领导、专家学者、试穿人员，以及团队内部。

对于这些意见，贺阳保持着开放的心态。“设计师常常会在头脑里美化自己的作品，有种不识庐山真面目的错觉，只有当别人说这个地方怎么这么奇怪，或者那个地方不舒服时，你才会发现问题。”

对冬奥制服设计者来说，标新立异的先锋艺术，在大众主流审美面前是不相宜的。贺阳坦言，特别自我的艺术家可能不适合设计奥运服装，“这是代表国家形象的设计项目，需要达成一种共识，就是要让大多数人接受它、认为它好才行”。 据记者了解，一些设计师因为受不了这种压力，自动退出了竞争。

贺阳觉得自己不属于标新立异的设计师，不过，当自己喜欢的设计细节被要求修改时，她在第一时间也会有些抵触情绪，但很快就能调整好心态。

设计冬奥志愿者制服时，有个图案的位置一直不理想，最后是一名学生无意间的失误带来了新的启发。“学生看起来是犯了错误，把图案挪得太远了，结果效果反而更好，层次更加丰富了。其实很多你认为不行或错误的修改，也未必不是一种尝试。所以不要觉得人家的意见有什么不好，符合大众审美的同时还能展示特色，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在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里，贺阳向记者介绍着来自全国各地、各民族的服饰展品。鲜艳而复杂的图案背后，是化繁为简的折叠、拼接技法，这些传统技艺也被贺阳用到了冬奥测试赛服装的设计中。

“我常常觉得先祖们的设计更好。他们都是在有限的条件里，把艺术水平发挥到极致的。反而是今天的人，总说限制太多、不能发挥，我倒觉得一些特定的限制更能激发创新。比如绣一只鸟，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为什么会有不同的风格？就是因为受客观条件限制，文化、环境、材料、工艺……如果完全没有规则，艺术会变得非常空泛，也不接地气。”贺阳说。

在贺阳看来，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艺术设计是遵循规则而又突破规则，乃至创造新规则的，正如博物馆里的艺术品，历经岁月的洗礼，仍能彰显出跨越文化隔阂的美与时尚。

“传统服饰里有我们的文化基因”

贺阳的服装设计师之路，其实也是一个“在限制中突破自我”的故事。

5岁时，贺阳随父母从湖南长沙下放到湘西南的农村，中间多次转学，高中时随父母调到湘潭，才发现英语等课程是自己从没学过的。重读了高一后，贺阳考中专还是差了好几分。家里人觉得总要有个学历，贺阳也打算继续复读，但对于未来的专业毫无概念。

“我父母的一些同事回城后调到了潇湘电影制片厂，经常来我家。他们告诉我，现在改革开放了，需要拍摄大量的电影，但会做服装的人非常少。我一想，人不管什么时候都得穿衣服，所以后来就报考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就是现在的清华美院，学了服装专业。”贺阳对记者回忆道。

虽然小时候一直崇拜科学家，从没想过搞艺术，但贺阳在大学里渐渐喜欢上了服装设计。1988年，大学毕业的她被分配到北京服装学院，在专家前辈的指点下开始从事服装设计和研究工作，领域涵盖传统服饰、当代服饰、民族服饰。

2005年至2008年，贺阳参与了北京奥运会制服的设计，包括志愿者、工作人员、技术官员、裁判员服装。此外，奥运会火炬接力制服、残奥会中国运动员入场式制服也出自她手。2010年，贺阳担任民族服饰博物馆馆长，截至目前，馆内已经有1万多件藏品，成为全国10家特色博物馆之一。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是贺阳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节点。16天的时间，中国要向世界展示5000年的文化积淀，对参与者而言是难忘的经历。在此之前，贺阳更关注国外的服装潮流和动向，但北京奥运会之后，她的注意力开始向中国传统服饰倾斜。出任民族服饰博物馆馆长后，她带领学生去了很多少数民族地区考察，深入研究刺绣、蜡染等传统技艺，越来越被民间艺术和智慧折服。

“最初去考察蜡染技艺时，我让学生临摹民间艺人创作的图案，结果怎么画都不如当地人。我心想人家农村妇女没上过学，画得那么好，我的学生都是硕士了，怎么照着临摹都临摹不下来？”经过了解才发现，这些技艺都是有固定程序的，一辈辈传下来，把其中的规矩搞清楚以后，才能创作出千变万化的图案。

“真的是高手在民间。我们是去学习的，不要觉得自己是个教授就怎么样。你要有谦卑的态度，人家才会告诉你一些东西。”贺阳希望这些传统技艺能够很好地传承下去，但在现实中，很多手工艺品渐渐失去了生存空间。“大家都不用了，手艺就传不下去了。当地的年轻人要么出去上学，要么出去打工，愿意继承手艺的不多，因为真的很苦，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随着地区之间的融合，很多特色技艺面临着消失或被同化的风险。除了进博物馆外，国家的支持是延续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

“要给传承人足够的物质条件，让他们体面地生活，创作的手工产品也能卖掉。这样做是值得的，因为那些传统服饰里有我们的文化基因。”贺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