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平平：把百年党史写进年轻人心里
作者： 陈娟
龙平平的办公室很简陋，一桌一椅一电脑，还有一张打开的折叠床。办公室不常来，因为忙，忙着讲座、接受采访、上节目、谈新剧本……前不久，他去了一趟成都，以“2021天府书展阅读形象大使”的身份出席了一系列活动。
在《细说觉醒年代》的新书发布会上，作为编者之一的龙平平做了一次创作分享。“台下坐满了人，有小学生、中学生，还有年轻人、中老年人，都来了。”他回忆说。分享结束，与读者互动，一个小孩举手，自我介绍读小学二年级，提问：“剧中的柳眉后来干什么去了？”台下人都乐开了花。在《觉醒年代》中，柳眉是陈延年的知己好友，两人一直形影不离，最后分开了。听到这个问题，龙平平惊住了，“说明什么？说明小朋友看了，而且看得很细”。他解释了一通，小孩才似懂非懂地坐下。
距离《觉醒年代》第二轮播出完结已过去半年多了，编剧龙平平感觉自己还处在这部剧的余热中。他去各大学演讲，场场爆满，结束后还被围堵，脱不开身;在红楼参加活动，几十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围着他合影，告诉他都已“二刷三刷”;在老家安徽，刚刚更名的“肥西县桃花镇延乔路小学”（原名肥西县东冠小学），小学生请他签名，签在作业本上，签在红领巾上，签在衣服上……
“从来没有和这么多年轻人这么亲近过。”他说。
线上的讨论也从未停止。豆瓣上，有人组建了一个“觉醒年代”小组，目前有8万多成员，每天都有话题更新：有人发现了一个查找历史报刊的网站，里面可查新中国成立前大部分报刊，包括《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等;有人找到了陈延年去法国后给钱玄同写的信的原件;有人求助“推荐近现代史书籍”;有留学生将《觉醒年代》做成PPT，在课堂上讲，推荐给外国同学和老师;有人补读了好多历史相关的书籍，“看着祖国沉甸甸的历史，想着自己也将成为历史重要阶段的见证人，与有荣焉”……
这一年，正值建党百年，一系列主旋律影视作品陆续推出，从《觉醒年代》《理想照耀中国》到《功勋》，从《我和我的家乡》到《长津湖》，俘获了大批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心。
“谁说年轻人不爱看红色题材？谁说年轻人不爱看主旋律？我反复检讨，是我低估了年轻人的政治鉴别力和艺术鉴赏力。”龙平平感慨道。他最早参与编辑《邓小平文选》，后来为文献片《邓小平》撰稿，编剧电影《邓小平》、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以剧本顾问的名义参加电视剧《我们的法兰西岁月》的创作，再加上编剧《觉醒年代》，一直用笔书写党史上的关键人物和故事。当这些故事转化为影视作品后，几乎每一部都叫好——在年轻人聚集的豆瓣上，这些作品的评分都在8分以上，《觉醒年代》和《我们的法兰西岁月》都是9.3分。
如何将百年党史、党史人物写到年轻人的心里？带着疑问，《环球人物》记者采访了龙平平。以下是他的口述。
每一次提笔都带着敬畏之心
人这一生，遇到什么人、经历什么事，好多都是冥冥之中注定的，比如我与党史研究、党史书写的关系。尤其是近几年，这种感受越来越深。
今年央视新闻策划了一个节目《你的名字看见山河》，走进以英雄命名的地方，致敬先烈。节目组找到了我，说要做一期关于我爷爷崔筱斋的。跟着节目组，我回了一趟老家——安徽长丰县，那里有崔筱斋烈士墓和纪念馆。纪念馆不大，一进门就有一座爷爷的雕像，他身穿军装望向远方。后来，我们还去了合肥，走了走那条以爷爷名字命名的筱斋路。
那一趟走下来，我算是走过了爷爷的一生。他1896年出生，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据资料记载，他是第三百多名党员。1926年，他到广州农民讲习所学习，之后和曹广化、胡济一起回乡，开展农民运动，成立合肥地区第一个中共北乡支部，并任书记。后来，又成立“安徽省农民运动委员会”，两次发起农民起义，1932年被国民党抓捕，英勇就义。
爷爷去世得早，很少还有人对他有印象，包括家里人。小时候，我听姑妈讲爷爷是烈士，最后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临刑前给她留下了一块怀表。那时候听这些没感觉，甚至不太相信，以为是小说和电影才会发生的场景，更不觉得烈士跟自己有多大关系。
直到多年后，我开始研究党史，才明白了爷爷那代共产党人心中的信念。
我一开始的兴趣不在党史，甚至一度想远离政治，很少提及自己是烈士家属。“文革”期间，我侥幸读了两年高中，因家庭成分问题，1973年下乡当知青。放过牛，当过生产队长，还在地质队当过工人。主要是找矿，三班倒，用钻机在野外作业，一打就是1000多米深。1978年，恢复高考第二年，我考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4年后到中央民族大学读研究生，拜在吴文藻先生门下，研究文化人类学。当时先生年岁已高，不再登讲台，都是在家里以茶叙的方式授课。
1985年，研究生毕业，我原本打算留校工作，但遇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学校不分配房子。当时我已经结了婚，需要一个住处，经人推荐，来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由此迈进了研究党史的大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毛家湾，我刚一报到，就分了任务——查报纸，1949年10月1日到1985年所有的人民日报，将里面关于邓小平的报道全都剪下来。我足足查了近两个月的报纸，之后便加入编《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的团队，大家分工合作，我分到1957年—1966年这一段。
当时，根本没有现成的资料，怎么办？自己去找，天天跑档案馆，报纸、书籍、会议记录，等等，能找到的全找来。接着就是选稿—报审—根据意见整理、编辑—报审—修改、整理，来来回回好多遍，用了将近4年的时间，一直到定稿，1989年公开发行。
文献研究最重要的是严谨，绝对不能说没有根据的话，写没有根据的字。一字一句都要经过反复推敲，甚至一个标点符号都要斟酌很久。我记得有一次，整理邓小平一个会议讲话，到最后是总结，我习惯性地加了一个“综上所述”，稿子返回后，“综上所述”四个字被圈了起来，改成了“大家都知道”——邓小平是不会说“综上所述”的。
这种训练和熏陶，一是让我的人生走向发生转折——开始研究邓小平，并将之作为终生的事业;二是对我后来为文献片、纪录片撰稿，包括创作影视剧剧本影响很大，每一次提笔写字都带着敬畏之心，写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要有依据，一句话出来会有什么反应，先在自己脑子里过好多遍。即便是艺术加工和想象，也要合乎逻辑、合乎情理，让人驳不倒。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以前，研究领袖人物是“老三样”：著作、年谱、传记。后来，随着传播平台增多，有关领袖人物的影视作品也越来越多，我也跟着转型。
1993年，我受邀给文献纪录片《邓小平》撰稿，后又编剧电影《邓小平》，这两部作品都算是本业，中规中矩。像电影《邓小平》，里面几乎没有一个虚构的人物，有人说是“人演的纪录片”。但从那次以后，我开始摸索影视剧创作的规律和语境。
我作为剧本顾问参与的第一部电视剧是《我们的法兰西岁月》。1919年至1920年间，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何长工、李维汉……数千名中国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不少人后来都成了大人物。为了写剧本，我们邀请这一群体的子女、后代开会研讨，一下子来了100多人。这么多人，怎么写才好看？
关键要把人物写活了。在塑造人物上，许多名著像《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大事件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则通过虚构故事和细节来为之添补血肉。《三国演义》里面那么多人物，诸葛亮草船借箭、借东风，关云长华容道“义释曹操”，大家都记得。
《我们的法兰西岁月》就有很多虚构。有一场戏，蔡和森在图书馆读书，被管理员误认为是日本人，深感气愤，但也不反驳。从图书馆出来，身上挂着一个板子，上面写着“我是中国人”，走到街上逢人便说“我是中国人”，既让人感动，又有些可爱。
就是在这样的片段中，一个个人物走了出来。因涉及重要人物太多，这部剧几经磨难才完成，于2012年播出。当时收视率不算高，但口碑很好，到现在还不断有人翻出来看。
接下来是《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整个创作过程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艰难的历程”。为何艰难？就人物塑造来说，在开创中国特色主义道路的工作中，邓小平同志是首功，但又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而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智慧结晶。怎么办？只能都写上去，最后剧本里至少出现了50多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这在当时是一个突破，而且很大胆，所幸剧本通过了。
2014年，电视播出后，很多人给我写信、打电话，都是那些1977、1978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当时大家都知道恢复高考了，但不知道是如何恢复的，包括我自己。到现在我还记得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的情形。当时，我正在篮球场打篮球，突然听见有人喊：“你考上北京大学了！”当时就蒙了，不知所措，在水泥地上来了两个前空翻，后来才知是被北京师范大学录取，不是北大，但依然很激动，久久不能平静。后来我写剧本，有一个知青叫夏建国，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在陕北塬上大喊大叫，其实就是我那时的心情。
这么多年，我研究邓小平得了一个真传：解放思想。我一直认为没什么题材不能写，党中央没有设禁区，关键是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观点、用什么方法来写。这种创作思维，也延续到了《觉醒年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