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界”顶流关公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进攻樊城，曹操命大将于禁为南征将军，庞德为先锋，统帅七路大军，星夜去救。关羽得信，披挂迎敌。双方大战百余回合，不分胜负。8月，阴雨连绵十余日，汉水暴涨溢岸，关羽遂得一计，最终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

彼时轻抚美髯的关羽，虽然自得于“威震华夏之功”，但他也不会料到，自己有朝一日会被尊为“关公”，成为四海共仰的“武圣”“财神爷”，被供奉于庙宇香台之上。1000多年来，在庙堂和江湖的共同推动下，在文人墨客和民间演义的双重书写中，关羽已然从一位“千里走单骑，万世留英名”的历史英雄人物，演变为“忠义仁勇”的化身，成为中华民族广泛认同和崇拜的文化符号。

近日，山西博物院举办“天下云长——关公文化展”，汇集各地区、各时期的珍贵关公文物和史料130余件（组），以物见史，串联起关公的戎马一生和关公文化的发展脉络，力求呈现出一个更为丰满的关公形象，展示出更加多元的关公文化内涵及其当代意义。

“关公成长于山西南部的解州，是地地道道的山西人，是山西在全中国、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历史文化人物。”策展人崔跃忠说。

罕见的关公卧像

东汉末年，汉室衰微，群雄并起。关羽辅佐刘备匡扶汉室，驰骋疆场，征战天下，最终成为三国时期的一代豪杰。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关羽传》在正史《三国志》中不过900余字，陈寿曾评价他“刚而自矜”。但千载后，关羽被誉为集“儒雅、英灵、神威、义重”于一身，“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的“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并压倒群雄，成为与“文圣”孔子齐名的“武圣”，晋升“护国佑民”的神祇。

展览第一单元“灵钟鹺（音同‘锉’）海，三分砥柱”，就是从外形、人生经历到精神品格，力图还原三国时期的关公“关二爷”。

枣红脸、卧蚕眉、丹凤眼、长髯口，身着绿锦袍，胯下赤兔马，手执青龙偃月刀，是烙印在大众心中的关公形象。这一形象被寻常百姓所熟知，要归功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及一系列衍生戏曲。展厅墙上挂着的“红生”面具，正是关羽形象的艺术化展现。“红生”在京剧艺术中特指勾红脸的老生扮演三国戏中的关羽，因此红生戏又叫“关老爷戏”或“老爷戏”。

在正史记载中，对关羽所用武器并无定论，但民间传说，关羽所持正是青龙偃月刀。到了《三国演义》中，描绘则更为详尽：“云长造青龙偃月刀，又名‘冷艳锯’，重八十二斤。”还围绕青龙偃月刀设计了刀挑锦袍、单刀赴会、失刀夺刀等诸多精彩情节。在民间话本、戏曲演绎的加持下，青龙偃月刀成为关公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被称为“关刀”。展厅里就立着一把清代青龙偃月刀，让参观者不禁在脑海中浮现关羽跨马持刀、英勇杀敌的雄壮场面。

在展览中可以看到多种多样的关公像，比如明代彩绘关公铜坐像、清代彩漆木雕关羽立像，但其中最为特别的当数元代包巾关公铜卧像。现存于世的关公像，多以站姿和坐姿形象示人，或手持青龙偃月刀勇猛绝伦，或手握书卷英姿飒飒，而卧像实为罕见。这尊距今700多年的关公铜卧像原藏于山西运城解州关帝祖庙，是国家一级文物，此番为首次公开亮相。侧卧于床榻之上的关公，没有战袍也没有铠甲，只是身着便装，神情也略微放松，但眉宇之间依旧英气十足。

除了罕见的关公卧像，这一单元中展出的明朝万历年间的关娘娘（关羽夫人）铜坐像，也是首次走出常平关帝家庙公开亮相。传说关羽远走他乡之后，关夫人为了躲避灾祸，在中条山上以采药为生，救死扶伤，被后人尊称为“药娘娘”。关羽称帝尊神后，关夫人被追封为“九灵懿德武肃英皇后”。关夫人像此前仅供于原为关羽故宅的常平关帝家庙中，在其他关帝庙也难得一见。

封号长达26个字

关公由人而成“神”、成“圣”、成“帝”，被“儒释道三教并尊，市民工商四民同拜”，在华夏大地形成了独特的关公信仰文化。在第二单元“允文允武，乃圣乃神”的展示中，既可以看到释家伽蓝、道家尊、儒家武圣等庙堂之上的关公形象，也可以看到民间信仰中作为“财神”“战神”“科举神”“雨神”“城隍爷”等多种神祇形象出现的关公。

其实，关羽从一名武将变成神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他首先须从中国古代灿若星辰的名将里脱颖而出，其后才谈得上成“神”。不过，关羽迈向神的第一步并不顺利。

兵败麦城被杀后，关羽被赐予谥号“壮缪”，按照《谥法解》，“武而不遂曰壮，名与实爽曰缪”。南朝梁代著名的道士陶弘景编撰《真灵位业图》，将数百名俗世的帝王将相神格化，其中有刘备、曹操、诸葛亮、司马懿，甚至有徐庶，但唯独不见关羽。可见直到南北朝，关羽还是“默默无闻”的。

关公崇拜的孕育、形成和发展，经历了西晋至隋唐时期的孕育和滥觞，辽宋金元时期的逐步发展，在明代走向高峰，直至清代登峰造极达到鼎盛。

宋朝是关公崇拜发展的关键节点，关羽作为神的地位得到朝廷承认并且地位不断上升，由此开始。宋神宗时，传说宋军在远征交趾时曾得关羽显圣帮助，于是朝廷兴建显烈庙，后来宋哲宗还亲自题写“显烈”匾额，关羽因此成为护佑宋朝军队的“军神”。到了徽宗崇宁年间（1102年），关羽被封为“忠惠公”，宣和五年（1123年）加封“义勇武安王”，宋徽宗又为显烈庙题写了“神勇”二字匾额。自此，关羽的“成圣”之路便平步青云，历朝历代常有加封，其中清光绪五年（1879年）加封的“忠义神武灵佑仁勇显威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封号长达26字，文辞极尽赞美，可谓登峰造极。

随着关羽地位愈加尊崇，关公文化的印记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民间艺术中，展出的一轴宝宁寺水陆画便是其中代表。水陆画作为一种民间传统美术形式，既反映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内容，又包含着大量民间信仰的祈愿需求，是宗教美术的集大成者。

根据清代康熙、嘉庆两次重裱题记所载，宝宁寺水陆画为明代宫廷“敕赐”，有“镇边”的政治功用，在明清时代众多的水陆画中相当特别，现存136轴，此次展出的画轴分为两层，上层泛指为国捐躯的古代将士，下层四将中，左方青袍武将即为关羽。画中的关公赤面美髯、凤眼，身着长袍，是标准化战将图案。

清代有一副流传甚广的关庙楹联，其上联描述了当时关公崇拜的盛况：“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式詹庙貌长新，无人不肃然起敬。”

此次展出的清刻本《护国佑民伏魔宝卷》《关圣帝君万应灵签》等书籍印证了关公信仰在民间的广泛存在。在中国文化中，神人之间的沟通渠道，除了采用扶乩的方法以外，普通信众更多是以求签作为判读神意的依据。明末清初以来，民间先是尊关公为财神，后又被香烛业、描金业、烟草业、绸缎业、皮革业、木作、漆作、洋布业、纸业、米业、银钱业、面业、盐业、洋货业等30多个行业供奉为守护神，成为“全民神祇”。这个时期，民众对关公的信奉达到了顶峰，司命禄、佑科举、治病除灾、驱邪避恶、巡查冥司等问题上，无不祈求关帝。《关圣帝君万应灵签》一书应运而生，将关羽视作全能的正义之神，福佑百姓。

联结华人情怀的精神纽带

明清时期，深受关公信仰影响的晋商，把诚信、忠义当做他们最高的人生准则，随着晋商扩张的脚步，关公信仰不断向全国传播，犹如一场无声的风暴迅速席卷神州大地。之后，又随着清末民初华人不断移居海外而流传到世界各地。

展览最后一单元“万世人极，四海共仰”，便是讲述关公如何成为传承千年的文化符号、义气千秋的诚信表率、沟通华夏儿女的精神纽带。

晋商走秦陇、涉大漠、下吴越，牵车服贾，历经磨难，于明清之时，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之首。展厅最后部分的巨幅版图厘清了晋商与关公崇拜之间的密切关联——晋商正是关羽进一步神格化的推手。

晋商发迹于盐业，而关羽的祖籍正是古代重要产盐地解州，最初他是作为盐池开采的保护神而受到晋商拥护。关羽所具有的忠义精神又正对应了商贾往来的核心品质“诚信”，以及晋商“义在利先”的商道智慧。机缘之下，“关二爷”从威震四方的武将化为一尊备受晋商推崇、主持公正讲求仁义的“财神”。过年时，传统的晋商不仅要祭祖，而且要祭关公。他们在关公塑像前发誓，也在关公塑像前反思或忏悔。

古时商人常以籍贯聚合，兴建会馆，最早联乡谊，后来通商络，再后兴同业，承载道义和乡情。晋商生意做到哪里，关庙、会馆就建到哪里，并以此为中心，搭建戏楼、聚集拜祝。红脸绿袍，高腔大调，唱的都是忠义二字。每到过年时，戏唱完，便派人拿出东家赏的银子，用红线拴着挂在关公的刀上让伙计们领取，以期众皆拜服，不生二心。全国各地的会馆，很多都另取别名，比如江西会馆叫“万寿宫”，湖广会馆叫“禹王宫”，但许多地方的山西会馆，就直接叫“关帝庙”。晋商鼎盛的明清时期，全国共有637个山陕会馆，其中100多个名为“关帝庙”“关爷庙”“财神庙”。

关帝庙里不可或缺的，还有各式承载着晋商祈愿和崇敬的匾额。展览中的“普济商民”匾额就是典型代表。这块巨大的匾额长3.2米，宽1.9米，重达500多斤，“普济商民”4个大字由近代山西书法名家张鹏翼所书，匾额边框四周饰贴金和彩绘“五福临门”“明暗八仙”“福禄寿”等吉祥图案。匾额原挂于解州关帝庙午门东次间，由昆裕德、裕厚泰、庆泰和、天德元等18个晋商商号于中华民国二十年打造。解州关帝庙被称为“关庙之祖”，清末在战乱中严重受损，自民国八年开始修缮和重建。晋商此举中对关公的崇敬之情可见一斑。

随着晋商的业务走出国门，他们在开拓海外市场的同时，也将关公信仰带出国门，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关公文化圈。发展至今，已是“关公庙貌遍天下，五洲无处不焚香”。

千余载岁月变迁，无数曾经在时光长河中闪光过的人物都已化作历史烟尘，关公文化仍然广泛传播于海内外华人社会中，其中蕴藏的不仅是对神祇的崇拜，更是对关公所代表的“忠义仁勇”理想人格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