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的守望
作者: 猪小浅
2010年,我爸来南京看我。那一年,我26岁,他48岁。走在路上,人家都以为他是我哥,因为他年轻又帅气。
我爸爱美,年轻的时候就是。我妈说:“当初看上你爸,就因为相亲的那几个男的里面,只有你爸搽了雪花膏,香喷喷的,可招人喜欢了。”
那时候我爸真是一穷二白,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也不过分。我爷爷去世得早,家里两儿一女。姑姑比我爸大4岁,早早嫁人了。大伯结婚后分了家,要走了房子。我爸16岁就被扫地出门,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里。那时他在胶鞋厂上班,生产解放鞋和农田鞋。
不过,穷并不能阻止我爸的爱美之心。没钱的时候,他买最便宜的蛤蜊油搽在脸上。后来,为了相亲,他花了1.2元的“天价”买了友谊牌雪花膏。
我妈在国营饭店做服务员。
她家里人都不看好我爸,觉得他“油头粉面”,靠不住。可是,谁让我妈就喜欢长得好看、收拾得干净的男人呢。
1983年,我妈嫁给了我爸。我爸的厂子分给他们一个两室的宿舍。第二年,我就在这间小房子里出生了。
我家在辽宁一座靠几个大厂撑起的小城。许多人说起童年,都说自己经历的是“丧偶式教育”——妈妈包揽一切,爸爸撒手不管。可我家不是。
他特别热衷搞家庭活动,每年都要攒一点钱全家人出去旅游。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堂课讲长城。
老师问:“谁去过?”
只有我一个人举手,还叽里呱啦地讲了长城的历史。老师夸我见多识广。那时候我真的是无比自豪。我心里特别感谢我爸。因为从小到大,他都在向我科普一堆稀奇古怪的知识。别说是长城,如果那天老师问的是UFO,我一样能答出来。
那时候,电视台还有一档叫《评书联播》的节目。每天放学回家,我就跟着我爸听评书,比看《大风车》还有意思。田连元的《杨家将》、单田芳的《童林传》……我听得高兴了,还和我爸比画比画。
在我的记忆里,整个童年仿佛只有夏天。阳光灿烂,浓绿新鲜,橙色的橘子汽水,飞散着欢乐的泡泡。
我妈说:“哼,还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呢。”
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的东北,大家的日子并不好过。好多人下岗了,我爸妈也不例外。但我从来没觉得苦,因为没少过吃,也没少过穿。
长大后,我妈才会和我说说当年。
那时,我爸妈被工厂用几万块钱买断工龄后,我妈去了一家保洁公司干活,我爸到洗澡堂子给人搓澡。但我爸从不让我妈在我面前说一个难字。
每年暑假,他们都会带我去旅行,近一点也会去葫芦岛转一转。大概是我上初一那年,我爸突发奇想,带我们去了郊区的一个大公园野餐。
我妈做了好吃的,我爸背上汽水,还带了一条大床单当野餐布。我傻傻地玩了一天,可开心了,还说比爬长城省力气。
其实,那是我们家最苦的一年。我奶奶患脑梗,舅舅跟别人打架,赔了好多钱……家里是真没钱了。有时想想,我成长的路上,好像从来没有阴云。因为爸妈把所有苦难都隐去了。
我上高中后,我家的条件才有起色。我爸在搓澡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大爷,大爷有独门的烧鸡手艺。我爸百般讨好,要给人家当徒弟。
大爷也喜欢听评书,和我爸很投缘。我爸就在家里背好段子,给人家边搓边讲。有一次讲得激动,滑倒了,摔了个仰面朝天。大家都笑他,可大爷觉得他可怜。
大爷问我爸:“你都快40岁了,还当啥学徒?”
我爸说:“我闺女还没长大,还要考大学。不能因为我没本事耽误了她。”
大爷被我爸感动了。
我爸在大爷家干了一年活儿,得到了真传。出师的时候,大爷把自家几十年的老卤分给我们,只立了一条规矩——不许在他家附近开店。
就这样,我爸在马路边上支起了小摊子。我记忆里,都是他冬天卖烧鸡的样子。因为东北的冬天太冷了,人站一会儿就能冻透骨头。我爸穿得像个皮球,围着厚厚的围巾,脸上涂着一寸厚的蛤蜊油。
有时候烧鸡卖不完,我下晚自习回家时都能看见他站在路灯的光晕里,黑色大皮帽上结着一层霜。
他从来不让我陪他。他说:“路口的风太硬,把脸都吹坏了。”
我妈说:“看你爸这个爱美呦,不担心他闺女一个人走夜路,就担心闺女被吹丑了。”
好好的一个温暖片段,被我妈一秒破坏。
其实,我们家一直都是这样的,所有的苦情戏,都能变成喜剧。
那几年,我爸的烧鸡越做越好。他用料实在,人缘也好,口碑慢慢就传开了。后来,我们租了店面,第三年开了分店。等我读到大二的时候,我们家就买了新房。
我在南京读的大学,交了男朋友。他叫梁城,南京本地人,个子不高,但帅帅的。
梁城是个干什么都一本正经的摩羯座男生。我们恋爱一个月时,他就认真地问我:“你毕业是留南京,还是回老家?”
我说:“当然留南京,回去能有什么好工作。我爸巴不得让我出来闯!”
这一点,我无比确定。
寒假的时候,我带梁城回东北玩,我爸热情地招待了他。
临走的时候,他对梁城说:“我们这个小城你也逛了,太闭塞了。将来你有了孩子可能就会明白,越是爱闺女,越不想把她拴在身边。我希望她活得比我们好。”
梁城说:“叔叔,你放心,我这辈子一定会对她好的。”
那时太年轻,还不懂得我爸和梁城这简单的对话,其实是达成了某种契约。我爸妈尽足了做父母的义务,却放弃了做父母该享有的福利。
梁城的爸爸是大学教授,妈妈在一家国企做财务。他们蛮喜欢我,觉得我懂事又漂亮,梁城这么死板的男生和我在一起都变得活泼了。
工作的第二年,我做了南京媳妇,日子过得蜜里调油。
翌年我生了宝宝,我妈过来帮忙伺候月子。家里请了保姆,可我妈全都要自己来。
梁城说:“妈,你歇歇,别累着了。”
我妈神采飞扬地说:“我不累。这些年我姑娘不在家,我都要闲死了。有儿孙烦你,那是福气。”
出了月子,我妈又陪了我一个月,才恋恋不舍地回了家。
没多久,意外发生了。家里维修门面灯箱,工人把扳手落在上面,后来刮风掉下来,正好砸在我妈的脑袋上。开始没当回事儿,结果第三天我妈后脑肿起拳头大的包,并伴有呕吐。
我爸连忙送我妈去医院,但有些晚了。
我爸刚开始瞒着我,说我妈感冒,嗓子疼,不能接电话。直到有一天我爸给当医生的表哥发图片错发给了我,我才知道情况。
我妈的命是救回来了,但留了后遗症,偏瘫,连话都说不全了。
是梁城陪我回老家的。儿子刚过百天,我们没有带在身边。梁城问我爸有没有追责,是哪个工人干的。
我爸说是老同事的儿子,人家都上门磕头了。
梁城气愤地说:“磕头能治病吗,能当钱花?”
我爸拍拍他的肩膀说:“你不懂。各家活得都不容易,心意到就行了。他赔个倾家荡产,也换不回你妈的健康。”而我只会拉着我妈哭。
回南京的路上,我第一次感到不想离开家,不想离开那个封闭的、慢吞吞的、用磕头当赔款的小城。你可以说它不现代,法治观念欠缺,但也可以说它盛着一碗垂暮的夕阳,满满的人情味儿。
有了孩子才知父母恩。我脑子里想的都是我妈和我爸,想我妈怎么样了,想我爸能不能应付得来。电话里,他是什么都不会说的。我只能见缝插针地找时间回去看一看,却没法待太长时间。这让我很愧疚,却毫无办法。
2010年,我爸突然来南京看我。他还是那么帅气。走在路上,人家都以为他是我哥。可一见面,我的眼睛就没离开过他脸上的伤,很明显是挠的。我一直不敢问。
晚上,我和梁城陪他喝酒,两瓶下去,梁城就躺下了。
我爸的脸,隐隐泛着红。
我说:“爸,我都当妈了,有些事真的不必瞒我。有什么难处,让我帮着分担一点。”
我爸红着眼圈,终是开了口。那段时间,我妈的情况不太好,身子没有好起来,脑子也不行了,常常发脾气、砸东西,还打我爸。
我爸说:“爸爸不是怕累,我是不忍心看你妈这个样子。她最爱美了,最后落得这么不体面。爸爸过来,一是散散心,二是想看看你。你们俩是我这辈子最爱的人,你妈救不回来了,你可要好好的呀。”
我听着,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心里痛得要死,却帮不上任何忙。
我爸住了三天就回去了。他舍不得我妈,也怕朋友照顾不好我妈。
回去之后,他仍然是报喜不报忧。电话里,不是说我妈吃了一碗饭,就是说上厕所知道喊他了。在他的描述里,我妈日渐好转。可每次等我回去,我就知道,那只是假象。
2013年,我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她是晚上走的,安安静静走的,脸上带着笑容。
我爸说:“睡觉前,你妈忽然清清楚楚地和我说,辛苦你了。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半夜起来,你妈就没了。”
那一年,我爸刚过50岁,头发全白了。我好自责,可我能拿什么补偿呢?钱吗?我爸可能最不缺的就是钱。在这座偏远的小城里,物价不高,平时爸妈省吃俭用,攒了不少。
陪伴吗?他可能也不需要。他有朋友,有自己的圈子,带的三个徒弟比我还孝顺。其实,他只是需要我。他一生最爱的两个女人,一个已经离开,一个与他相隔千里。
这几年,我会组织全家旅行。有时梁城没有时间,有时公婆不想去,但我必定会拉上我爸。像小时候他带着我去玩一样,现在我带着他去看看世界。只是每次离别时,我都好怕看他的背影。别人说他年轻、帅气,其实他已经开始驼背了。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想我不会远嫁。我会陪着爸妈快乐地开店,他们想我了,我就回家吃饭;他们想外孙了,就来我家看看……
有一次,我和我爸在微信上聊起这些。
我爸说:“从小《杨家将》你都白听了?人家一门女将,没有缩头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都是一代一代往上奔的。你闯出去了,我外孙子以后就不用再遭那些罪,对不对?”
说实话,我不知道对不对。我只是想到儿子,理解了我爸。做父母的,都希望孩子踩在自己的肩膀上,去看更远的风景,见更大的世面。
(梁衍军摘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谁不是第一次做人》一书,马明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