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口上的刺青

深夜1点40分，在救护车上待命的我们接到无线电呼叫：“77岁男性，心搏骤停……”

拒绝的刺青

深夜的纽约，交通没有白天拥挤，救护车几分钟就赶到一栋看起来有点老旧的公寓大门口。我们迅速拉出担架，带着电击器和其他基本设备，往患者家中跑去。

大门开着，一名中年男子一看到我们，立刻带领我们穿过客厅，进入卧房的浴室。我们看到倒卧在浴室地上的老先生，似乎没有了呼吸和心跳。当我用随身携带的剪刀剪开他的上衣准备进行电击时，赫然看到老先生胸口上有着大大的刺青：Do Not Resuscitate！

Do Not Resuscitate，简称DNR，通常是指病人或其法定家属所签署的一份同意书，同意当病人濒临死亡或没有生命迹象时，不施行心肺复苏，也就是不急救。

这是一份需要本人、见证人及公证人共同签署，才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原始文件由病人或家属保管，医疗机构会留一份复印件存档。但是，在紧急医疗事件中，除非当场看到具有法律效力的DNR文件，否则紧急救护员还是会以抢救为优先做法。

我很确定，在身上刺写的DNR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但是，他用洗不掉的刺青写在急救时不可能看不到的胸前，就是希望在他无法亲自传达此信息的重要时刻，以此表明他的意愿。

自己的心愿

心肺复苏，是患者心脏停止跳动后，为恢复患者自主呼吸和自主循环而采取的急救方式。在急救的过程中，需要用极大的力量反复在患者胸腔上施压，有人甚至用“暴力”来形容这一过程。常听说在心肺复苏过程中有患者肋骨被压断，从而刺伤其他脏器的事件发生。这也是有些重症末期的患者或家属愿意签署DNR的原因，它实际上是为了使患者少承受一些不必要的折磨。

当时我愣了一下，随即看了一下旁边的人，并大声询问：“有DNR的证明吗？”一位老太太坐在床边，好像还没从惊吓中回过神来。带我们进来的中年人好像是患者的儿子，站在门口一脸困惑，“DNR？”他激动地大声嚷道，“什么DNR，赶快抢救！还在等什么？”

“不要急救。”突然，老太太开口了，“我们讨论过了。这几年他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病痛不断，能够这样走是他的福气。”

“病痛不断？你在说什么？”儿子一脸不可置信，“我从来没听你们说过啊，救人要紧！快救人啊！”

“你住得那么远，不清楚我们的生活状况。我们确实讨论过了，他就是希望当自己遇到危急情况时，可以不被干扰，平静地离开人世。他怕找律师签同意书要花很多钱，所以特地在胸前刺了Do Not Resuscitate。”老太太指着老先生胸前的刺青说。

“什么？”儿子显得六神无主，但还是坚持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管怎样，先救人再说！”

我再次跟老太太确认：“你们没有签不要急救的相关文件吗？”老太太摇了摇头。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别无选择，一定要急救。我一边跟老太太解释，一边着手电击。看着强大的电流通过老先生的身体，把他震得从地上弹起来，老太太转身离开。儿子目不转睛地看着整个急救过程。经过一连串电击、心肺复苏后，老先生又有了心跳。一有心跳，我们就立刻将他移上担架，送进救护车，驶往医院。一路上，我们还是得继续用人工方式帮助他呼吸。

平凡的琐碎

一星期后，我回到老先生所在的医院。询问后得知，当天急救后，老先生虽然恢复了呼吸和心跳，但再也没有醒来。在加护病房住了数日，最后家人还是决定放弃。我想，假若这位老先生生前能利用住院的机会，询问一下医护人员或社工，获得关于“不要急救”的正确信息，事情也许会有不同的发展。

现代社会中，许多子女都住得离父母有段距离。但生活常常是由许多琐碎的细节组合而成的，若是双方分居两地，要了解对方的生活，确实很有挑战性。

我有个朋友住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虽然平常忙着工作跟照顾孩子，但还是常常惦记住在国内的父母。有一次我回国，他要我帮他带些东西回去，有训练记忆的小游戏，做运动时用的各种器具，等等。

当来到他父母家时，我看见大大的房子里只住着二老，有一间房里堆满了子女托人带回的各种东西。我有些迟疑地将朋友委托带回的记忆游戏拿出来讲解，却注意到伯父的视力已经弱到无法阅读的地步。再取出做运动用的器具时，我看到伯母需要用拐杖才能从沙发上站起来，餐厅旁还放着一辆轮椅。

生活，是由每天、每时、每刻的点点滴滴累积而成。而人们偶尔联络，会着重于叙述不平凡的经历。虽然现在科技发达，人们随手按一个按键就可以经由网络看到对方，但很难通过这样的对话想象对方生活中平凡的琐事。例如，父母未必会提到他们现在无法一觉睡到天亮，半夜一定会起来上厕所，有时甚至不止一次，所以睡不好；现在食量不比从前，晚餐吃三个饺子就饱了；以往天天去小区里做晨操，最近双腿无力，已经有一个星期没去了……

获得优质时间，或是高质量的相处时间，可以让彼此在没有压力的状态下呈现自我，分享生活。这其中的要点，在于自处和相处。

（小 小摘自民主与建设出版社《生命这堂课》一书，刘 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