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画笔丈量丝绸之路

背负着沉重的行囊跨过沙梁戈壁，在晨曦微明中、在黄昏落日时，随时拉开画布，不顾沙漠之曝晒、戈壁之寒冷……耿玉琨和赵以雄是中国最早环行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察写生的画家。自1975年始，他们20多次赴丝绸之路写生考察，东到日本东京、奈良，西达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他们走过8个国家、238个城市，行程50万公里，创作近万幅作品。

丝绸之路的烙印是如何刻进耿玉琨和赵以雄的人生里的？

1955年，他们的人生河流交汇了。那年，他们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成为同班同学。渐渐地，由同学成为恋人。5年后，他们领了毕业证，也领了结婚证，在教室里举办了简单的婚礼。

他们在专业上不断精进，却受环境所限，未能纵情挥舞画笔。两个人一度很消沉，身心俱疲。

赵以雄从故纸堆中翻出《史记》《资治通鉴》等书，在燕山深处的工厂附近租了一间农房，白天当钳工，晚上躲入小屋读书。他读到古老的东方文化，通过张骞、班超开通的西域之路，与西方的古罗马文明沟通交流。这条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丝绸之路，曾引发国外专家学者的考察热，但在当时的中国受关注度并不高。

何不以画笔捕捉古老丝路的余晖？梦想的种子在赵以雄的心底生根发芽。

1975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约请赵以雄绘制油画《天山》，他趁机做了第一次丝路考察。大漠风光、雪山草原、古老烽燧、佛寺古塞令他激动不已，回家后他就和耿玉琨商量，想再去丝路走一趟。

两个人一拍即合，开始为丝路之行做准备：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向沈从文、史树青请教；到中央美术学院，向常任侠请教；查阅中外文献，收集东西方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的资料，研究佛教艺术的发源地和传播途径。

1975年9月，两个人从北京出发，坐了4天4夜的火车到达新疆乌鲁木齐，再去伊犁、吐鲁番、喀什等地写生。在那里，他们饱览丝路沿途风光，吮吸大自然的养分。

耿玉琨记得，跟随考古队进入高昌古城时，他们立即被壮观的古丝路遗迹吸引。“历史博大深邃，而这一条古道，正是时空交错的触点。它包含着令人神往的大量信息，等待一个有缘人来破译和传承，而我好像就是那个有缘的幸运儿。”赵以雄曾如此讲述。

走丝绸之路，做丝路画家

初踏丝绸之路时，耿玉琨和赵以雄充满了欢欣与喜悦。1978年第二次同行，他们由库尔勒出发，环行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察。耿玉琨回忆，到民丰县后，他们决定前行100公里到沙漠腹地的大麻扎去写生。乘坐的拖拉机时好时坏，他们索性跳了下来，转而步行。“太阳逐渐升起，我们越走越暖和，兴致也高了起来，我还不时唱上几句王洛宾的歌，有一种征服大漠，与先人同路的豪情。”耿玉琨说。

但很快，他们就领略到沙漠的可怕。地平线上浮起一层深褐色“土雾”，打着旋儿升腾，从远方急速朝他们卷来。两个人吓得发抖，赵以雄拉起耿玉琨向低矮处奔去。眼看着高大的沙丘一米一米被削去，轰隆隆地向他们疾扫过来，“像皮鞭抽在身上”，耿玉琨被风沙呛得透不过气来，身体开始抽搐。“老赵脱下衣服一把蒙在我的头上，随后他也把头伸了进来。”耿玉琨回忆道。一个小时后，风势弱了下去，两个人钻出衣服，发现身边的沙丘通通不见了，“一具被岁月和风沙残蚀的骨架，显露了出来”。

这样的惊险时刻，他们遇到过几十次。“当然害怕。没有什么比生命更珍贵，我们是考察，不是冒险。”耿玉琨和赵以雄在一次采访中坦言，“但那种向往是抑制不住的，只要还有没走过的丝路地点，我们就渴望前去。在做决定时，我们想的往往是可能而不是危险。碰到了，想办法，但不会后悔。因为我们做的是自己最愿意做、最向往的事。”

“环塔”归来，已是1978年的除夕。赵以雄夫妇到达甘肃敦煌，敲开了常书鸿的家门。常书鸿的夫人说常先生刚喝了中药，在里屋休息。耿玉琨急切地说：“我们用了两个月时间，围着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察写生，画了很多画。”“你们的画呢？拿来我看看。”常书鸿撩开门帘，迫不及待地问道。常书鸿不知道那些画离他家还有二里地远，赵以雄夫妇返回去抬着画来到常书鸿家。常书鸿高兴地一张张看、一张张点评。“我们感动得不得了啊！”讲起这一段，耿玉琨双手合十，对前辈的知遇之恩满怀感激。

常书鸿告诉赵以雄夫妇，自己此前一直想环塔克拉玛干沙漠旅行，因为身体不允许，最终没有成行，“美术史应该给你们记上一笔。以后你们就走丝绸之路，就做丝路画家”。

“丝路画家”之称给了赵以雄夫妇极大的信心。他们下定决心，把丝绸之路的研究与绘画作为终生的事业。

踏遍丝路，画绝丝路

丝绸之路上的很多遗迹因风沙侵蚀和现代开发的破坏而迅速消失。“踏遍丝路，画绝丝路”的使命感，让赵以雄夫妇成为马不停蹄的旅人。

1989年秋，为全面考察丝路，两个人自筹经费，买了一辆吉普车。那是一辆银灰色的吉普车，虽然跑不快，又费油，爱出故障，没有空调，灌风漏雨，但还算皮实——这辆车成了他们临时的家，还有了一个昵称，“银驹”。

“银驹”见证了他们的万千惊险。1990年，从安多去当雄的路上，车坏了。赵以雄停下修车，耿玉琨找角度准备画速写，突然看到百米外有个东西猛地向她冲来。“这不是豹子吗？”耿玉琨转身狂奔。“赵以雄——快上车！”她边跑边喊，速写本飞了，鞋子也掉了一只，两个人同时钻进车里。刚关上门，听到外面砰的一声，扭头一看，一只雪豹扑到车门前。雪豹围着车不停打转、扑门，“银驹”左摇右晃。绝望中，一辆大军卡停在他们面前，豹子被吓跑了。车上下来3名军人，问过事情缘由后，帮他们修好了汽车。

去拉萨途中，耿玉琨晚上睡得沉，赵以雄害怕她在睡梦中缺氧“睡过去”，不时叫喊：“耿玉琨！你还活着吗？”“活着呢。”耿玉琨应声回答。

不闻窗外事，只在壁画中

有人说，耿玉琨和赵以雄超越了画家的界限，他们做的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的事。

他们曾在新疆和田发现了许多洞窟遗址，却鲜见壁画，反倒有许多被盗掠的墙壁遗迹。他们翻查历史资料，请教美术史专家，得知经过历史上数次劫掠，新疆本地的壁画已所剩无几。

赵以雄夫妇请考古所的同志帮助收集流散海外的丝绸之路壁画资料。拿到资料时，二人被那些精美、壮观的壁画深深震撼。得知他们决定把这些流散海外的壁画临摹下来，考古所的专家瞪大了眼睛：“你们知道工作量有多大吗？”

冬去春来，四季交替，两个人用了整整两年时间，临摹了1700幅壁画。有时一幅壁画中有上百个人物；有时临摹一幅大画，光画佛像衣服上繁复的线条与装饰就要用10天时间。“我们每天沉浸在古老的壁画世界中，庆幸自己获得了这么丰厚的艺术滋养。几乎不知道窗外正在发生什么。”耿玉琨说。

他们带着作品去画家叶浅予家中拜访。叶先生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一张一张地仔细翻看，边看边呢喃：“傻子，两个傻子，只有你们才肯下这样的功夫，干这种事。”

回来了，人老了

丝绸之路太长，人生又太短。当赵以雄夫妇告别丝路回到家，已经是古稀之年。赵以雄晚年时遗憾，“回来得太晚”——没来得及将带回来的丰富资料进行再创作、转换成理论，他就病了。

赵以雄2019年11月去世后，耿玉琨在北京门头沟山上的画室独自生活了3年。

丝路归来，放下画笔的夫妇二人希望建设丝绸之路艺术馆，“我们一直努力寻找不同的人，跑了很多地方，但始终没有结果”。

为什么不将作品捐献给博物馆？耿玉琨说：“大博物馆都有收藏的重点，对于丝绸之路这类题材的作品，他们只会选需要的做展览，这样就把我们的丝绸之路作品分散了，我不愿意。所以我和老伴才萌生自己建丝绸之路艺术馆的想法，免费给大家看。”

90岁时，耿玉琨投入新媒体这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刚开始她很不适应。“这帮孩子们给我戴副墨镜，换身怪衣裳。我说，这还是我吗？”

虽然不适应，但可以吸引更多人了解他们的作品和故事，这是耿玉琨乐意看到的。如今，她是无数网友眼中的“老小姑娘”，可亲、可敬、可爱。“我们这样两个已经过时的小小画家，何德何能，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我觉得我老伴也一定会感谢新科技，让更多的人知道丝绸之路。这不挺好的吗？”耿玉琨说。

和赵以雄一起在丝绸之路上奔波了半辈子，身边很多人曾担心耿玉琨会因赵以雄去世而过度伤心。“老伴离开时，握着我的手，含着泪却说不出话……”耿玉琨豁达开朗，唯有谈到此事时黯然落泪，“我知道他心有不甘，他没看到‘孩子们’展现出去的那一天。所以我要坚强地活着，完成我们最大的心愿，给我们的丝路梦想画上句号。”

（秋之霜摘自《新华每日电讯》2024年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