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凯恩斯主义”

古代社会赈灾，通常是政府拨钱拨粮，富户捐钱捐粮，给受灾人口发钱发粮，再就是蠲免一部分赋税、削减一些政府开支之类。这些政策组合，基本上都在传统荒政的范围内。宋代有比较现代化的赈灾模式，表现为市场逻辑的崛起，政府有意识地运用市场机制赈济灾民，其中的佼佼者，当推北宋名臣范仲淹与赵抃。

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皇祐二年（1050年），两浙路地区发生灾荒，“吴中大饥，殍殣枕路”，当时范仲淹任杭州知州，兼负责浙西一带的赈灾事宜。范仲淹除了给饥民“发粟”，见“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便“纵民竞渡”，鼓励民间多办赛龙舟的活动，鼓励居民出游观看比赛。他自己则每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又叫来杭州的“诸佛寺主首”，告诉他们：“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诸佛寺主首觉得有道理，于是大兴土木，雇佣了许多工人。杭州政府也“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

范仲淹的做法很快引起监察系统的注意，两浙西路的监司弹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范仲淹坦然处之。朝廷派人一调查，发现范仲淹之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范公的举措，恰好暗合了凯恩斯的理论，即通过扩大投资与鼓励消费来拉动经济，从而惠及民生。当时杭州的“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无数人都因为范仲淹施行的经济刺激政策，而不至于失业沦为流民。那一年，“两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沈括赞扬说，此皆“公之惠也”。

二十多年后的熙宁八年（1075年），两浙路地区又有灾荒，“米价踊贵，饥死者相望”。诸州政府为平抑米价，“皆榜衢路，立告赏，禁人增米价”。米价虽然控制住了，但市场上没有多少米可以出售。当时在越州（今绍兴）任知州的赵抃，则反其道而行之，命人贴出公告，宣布政府不抑米价，有多余粮食之人尽管“增价粜之”，想卖多少价钱就卖多少价钱。如此一来，各地米商见有利可图，纷纷运米前往越州，很快越州的商品粮供应充足，米价也跌了下来。

这则故事记录在明代冯梦龙编撰的《智囊》中。冯梦龙讲完故事后评论：“大凡物多则贱，少则贵。不求贱而求多，（赵抃）真晓人也。”而对“禁人增米价”的政府行为，冯梦龙则讽刺道：“俗吏往往如此。”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赵抃比俗吏高明之处，是他不迷信“看得见的脚”（行政命令），而更相信市场“看不见的手”，这正好暗合了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

值得指出的是，并非只有范、赵二公有此智慧，很多宋人都已发现“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南宋人董煟在他的《救荒活民书》中便明明白白地提出“不抑价”的赈灾主张：“惟不抑价，非惟舟车辐辏，而上户亦恐后时，争先发廪，米价亦自低矣。”董煟曾经看到，有一些地方，“上司指挥不得妄增米价”，“本欲少抑兼并，存恤细民”，却“不知四境之外，米价差高”，牙商暗暗增价收购本地之米，转往他州，导致荒情加剧。好心却办出了坏事。

赵抃在越州赈灾时，也使用过与范仲淹相似的经济政策，“僦（雇佣）民完城四千一百丈，为工三万八千，计其佣与钱，又与粟再倍之”。不管是依靠自由市场的机制来配置赈灾的资源，还是利用凯恩斯的理论刺激经济，这一右一左的政策，当时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孤山夜雨摘自《联谊报》2024年7月2日，宋晓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