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天庭打交道

《封神演义》不在中国文学的四大名著之列，但在民间家喻户晓，极有影响。不谈远的，在当代，以封神题材创作和翻拍的影视剧，数量之多，完全不输四大名著。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封神是明代巷语”“芜杂浅陋，率无可观”，后来被文人集结润色，也还只是“鸿篇巨制之胚胎”，颇看不起它，但这种评价很有代表性。

封神语言粗糙、难登大雅之堂，却质朴地表达了民间语言、故事和信仰。唐宋之际，商业化程度加深，贸易路线开拓，城市获得发展，社会风俗大变，平民阶级兴起，最早的小说“传奇”登场；到了元明，长篇小说出现，蔚为大观，神魔小说也因《封神演义》《西游记》等而成为一重要类型。

清代史学家钱大昕对小说评价很高：“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也，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之儒释道而更广也。”

这些小说，或曰“话本”，在过去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通过说书人的生动演绎，口口相传，远古的故事，鲜活的人物，挺立的精神，就如此代代流传。木心曾对此提示，很多文人探讨中国文化的起源、流传、变化，少有人提民间这条路。财神赵公明、东岳大帝黄飞虎、三宵娘娘，至今在庙宇被供奉，纣王和妲己的爱恨，哪吒与杨戬的故事，依然占据荧屏。

这些小说，实在是中国民间的历史教科书。

体系

《封神演义》大约成书于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这是约16世纪，恰是新航路开辟后，基督教在全球范围活动，传教士开始东来。

利玛窦在明万历朝来华，对中国的神仙之多，大吃一惊，在游记里写道：“全中国各地偶像的数目赫然之多简直无法置信。这种偶像不仅在庙里供奉，一座庙里可能就有几千尊偶像，而且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但可以十分肯定，这个民族并没有多少人对偶像崇拜这种做作的、可恶的虚构有什么信仰。他们在这上面之所以相信，唯一的根据便是他们外表上崇奉偶像即使无益，至少也不会有害。”

一神论的教士只信上帝，而以其他被供奉者都为偶像，蔑视为伪神，教士们虽然对崇拜偶像行为难以容忍，却被对方大为欢迎。

另有一传教士利安，来到广东后，给人写信，称“一个偶像崇拜者（佛僧）来接待，以极大的喜庆在他那摆着一些大祭坛的房子里欢迎我们”，他们“被僧众环绕左右，以友好的方式对待”。利玛窦在民间也受到了这样的欢迎，甚至被地方官员邀请把他最喜欢的神摆进当地新修的庙里。

中国的泛神论信仰，让传教士简直难以置信，从他们的记述中，却颇能看出中国民间信仰的特点。

神和人的区分并不严，人可以修炼为神仙，也可以被贬下凡间，可谓能上能下，神也相当自然化，世间万物皆可成神。

在《封神榜》中，姜子牙伐纣结束，功德圆满，摆上祭坛，大封众神。所封的，多是与阐教对立、斗争失败的截教徒众。如果说阐教多是人类修炼得道，那么截教则是有教无类，通天教主的七大随侍七仙，只有一个属于人类，其他均为各种动物、植物所化。乌云仙是敖鱼，毗芦仙是葫芦，虬首仙是金毛狮子，灵牙仙是白象，金光仙是金毛犼，长耳定光仙是兔子，若论法力，动植物丝毫不输对面。

此外，中国的民间信仰相当务实，出于生活需要，且无所不包。神仙们执掌星辰山海，主管人的婚丧嫁娶、生育如厕、贫病生死、瘟疫痘疮，几乎全面介入生活。

中国的民间信仰相当务实，出于生活需要，且无所不包。神仙们执掌星辰山海，主管人的婚丧嫁娶、生育如厕、贫病生死、瘟疫痘疮，几乎全面介入生活。

姜子牙所封众神中，黄飞虎是五岳之首，执掌幽冥地府十八重地狱，总管人间吉凶祸福；闻太师是雷部正神，主管风雨雷电；金灵圣母为星宿之首，主管八万四千群星恶煞，有趣者，姜子牙妻子马氏在她手下做扫帚星；魔家四将为四大天王，在西天和天庭两边都任职；三宵娘娘主管生育转世；申公豹是分水将军，主管东海；还有现杀现封的飞廉、恶来，主管冰消瓦解。

一张封神榜，将散乱的神体系化，一本《封神演义》，系统地解释了神的由来。武王伐纣之旅，背后更主要的目的，是给道教的天界招揽执掌天地间事务的神，打造一套官僚体系，被封众神从此职位明确，各司其职。有了编制，才有了天庭。

在明代，这种民间信仰更具有一个突出特征。佛教在东汉传入中国后，在本土扎根，后来虽几经灭顶之灾，仍不断壮大，到明代已有深入影响。佛教的因果轮回、度化世人，儒家的伦理道德、处世原则，道家的炼丹卜卦、巫术符咒，见于《封神演义》和《西游记》里的每一页；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特点，于最流行的小说中可见一斑。

《封神演义》中也出现了两个佛界中人：准提道人和接引道人，他们半路“截和捡漏”，接引那些不被封神的角色，到西天。这个若隐若现、呼之欲出的西天世界，在《西游记》里，就完全上了台面，与天庭分立，屡次解救玉帝于难堪之中，明显力压天庭一头。

但相比于天庭，西方仍是更有距离感的，并不太理会东土世界的祸福，也没有像道教那样发展出事无巨细主管人间事务的兴趣。

人间的权柄，依然在天庭。

弹性

天庭体系严密，从人的出生到死亡，方方面面都管，也因此神常常多到不知道该找谁。

如主管姻缘的太阴星君，并不处理实际事务，反而是常务副手月老，东奔西走，更为人知。除他之外，生孩子有送子观音，找有缘人有引线红娘，另有配偶仙官、合婚郎君、五福星君、牛郎织女、婚姻星君、宝相星君……由此可想，天庭的职员是很冗余的。

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体系，虽然保持了长久的稳定，但不可能是僵板一块，内部必须有一些弹性，留有很多孔隙，才可以保持更有活力的稳定。

譬如说吧，要是每个神仙部门里的每个小官都不留情面、不留死角、吃拿卡要，那么对老百姓来说，真是没有活路可走。

所以神仙体系尽管严密，管得多、管得宽，但神是可以走关系，甚至欺骗、糊弄的，这个神不灵了，也可以转拜其他的神，神仙们也得在很多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懂得适度。

此种智慧，鲁迅在《送灶日漫笔》中有趣地点破了：我们中国人虽然敬信鬼神，却以为鬼神总比人们傻，所以就用了特别的方法来处治他。

道教信仰里，人的阳寿是两个甲子，120年。但几乎没人能活这么久，因为会有神仙将人的恶行做记录，以扣除阳寿。

不过，神仙如何都能知道人做了什么呢？

有专神负责。灶王爷、土地爷、井神、门神、户尉、厕神的家宅六神，就是做此工作。家里请进了这六位大爷，必得好生招待。给灶王爷供奉祭品，乃是希望灶王爷上去奏报时多美言，不要给自己记上一笔。

除了家宅六神外，还有三尸神，是上天放在人体内的奸细，会趁人熟睡时，回到司命府，奏报人所犯的罪恶。《封神演义》中常有“气得三尸神暴跳，七窍生烟”之语。

如何对付三尸神呢？鲁迅说，三尸神“上天的日子是有一定的，只要这一日不睡觉，他便无隙可乘，只好将过恶都放在肚子里，再看明年的机会了”。

于是，“三尸神不上天，罪状都放在肚子里；灶君虽上天，满嘴是糖，在玉皇大帝面前含含糊糊地说了一通，又下来了。对于下界的情形，玉皇大帝一点也听不懂，一点也不知道，于是我们今年当然还是一切照旧，天下太平”。

聪明的神仙懂得平衡的艺术，神界是由人间的香火而存的，如果人们无利可图，无地可耕，无屋可居，无香火可供奉，那么迟早会将神仙们弃置不顾。

要达到神界和人间的平衡，不能仅仅是利益的交换，否则也会变成一种肮脏的政治算计，双方都要提防对方，双方都视对方为攫取自己利益的大敌，终将带来无止境的颠覆与被颠覆。

在结构上，有一种更稳定的支撑，高于人间，也高于神界。是它的存在，撑开天地心灵，既指引神界，也规范人间。

精神

“天命。”大概是姜子牙使用的最高频词，打神鞭是他的物理武器，天命则是思想武器。

武王伐纣，纣王言语调戏女娲只是一个引子；成汤气数已尽，天命在周，这是更大的规律。在神界，截教的通天教主，看到自己的弟子有劫数，不许下山，但也只是规劝，仍无力回天。

神是可以走关系，甚至欺骗、糊弄的，这个神不灵了，也可以转拜其他的神，此种智慧，鲁迅在《送灶日漫笔》中有趣地点破了：我们中国人虽然敬信鬼神，却以为鬼神总比人们傻。

对神仙，天命不可违。在人间，它是统治者必须忌惮的东西。因为它脱离皇权、超越皇权，不为权力所控。

天命经周而至孔子，被具体转述为“道”，道既连接着超越性的天，同时又代表伦理规范，因此对君主有了可执行的制约。君主如果不符合某种伦理规范，就不再合乎道，被上天抛弃也理所应当。

武王伐纣，这个家喻户晓的革命故事，已使历朝历代的老百姓都晓得一道理：君主不必一家一姓，若是无道，天意都要让其失败，因此对体系不满的反抗行为能获得坚实的合法性。

孔子之后，儒生，或士，自觉成为道的具体捍卫者。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尚志为何？仁义而已。”

余英时在《道统与政统之间》里做了很精彩的分析。春秋战国，士脱离封建秩序成为更自由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一定居于统治结构内，不具有稳定的社会身份，但他们相信自己承担着道的责任，拥有稳定的理想、信念、抱负。

承担道的士，依其精神而不困于具体的职事、岗位与权力。这种人虽然从数量上很少，但他们却是一种“理想典型”。这些人在面对政治权威时，不怕不惧、不卑不亢，不仅在精神上与之分离，甚至自视高于政治权威。

这与西方社会很是不同。西方发展出了教会制度，来落实上帝的权力，教士不必在世俗权力体系中任职，所以不必依附于它，皇帝甚至都需要教皇的加冕。在教会与世俗权力的缠斗中，权力被平衡、分散。

中国的士与政治结构具有紧密的关系，在身份和经济地位上并不独立，所以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更微妙，在做出行为选择时，更依赖个人的判断与勇气。因此，士人的独立尊严也更加难能可贵。

由于士人的理想必须依托于政治体系，或至少通过政治体系的默许才能实现，所以发展出了得君行道的智慧；如果得不到君，士是无能为力的。士有志于道者，最常见的三种结局是，死谏尽忠被成全、君主被规劝成为美谈、装疯卖傻避世而去。

孔子说“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没有说无道则起而行道；“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并没有让君子去推倒危墙。儒生希望得君行道，从来没有过打倒了君，自己来成为儒王的。

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来说，士是没有阶级基础的一群人，他们对道的坚守和捍卫，是更个体性、精英性的、思想性的。有道的精英致力于明哲自保，很少会率众而起，对君主来说，构不成威胁。

威胁

谁能构成威胁呢？造反起家的明太祖朱元璋最懂。

上台三年，朱元璋即批准禁止“白莲教、明尊教、白云宗，巫觋、扶鸾、祷圣、书符、咒水诸术”。

《大明律》中更详细规定：“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扇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若军民装扮神像，鸣锣击鼓，迎神赛会者，杖一百，罪坐为首之人。里长知而不首者，各笞四十。其民间春秋义社，不在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