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人耕作”，滋养东北黑土地

在南方，立春一过，农民就开始盘算种地的事了。而位于世界三大黑土区之一的东北地区，黑土地继续封冻，正是韬光养晦的关键时刻。

18年来，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以下简称：沈阳生态所）研究员张旭东和他的团队一边种地，一边研究这样两个问题：怎样延缓黑土地退化？怎样在保护的同时利用好黑土地，让粮食作物保产稳产增产？

这群科学家的种地法子，一度被认为懒惰，没个农民的样子，哪打得了粮？

但15年后，就在原先这块地力瘦弱、农民也看不上的试验田里，经“懒人耕作”的黑土地里，长出了更为发达的根系，黑土层也更黑更厚了。

如今，保护性耕作逐渐被正视和重视。新的耕作实践中，农业现代化的图景细微具体，绝不只是形式上的机械化。种地人首先需要一场认知变革，以科学的眼光掌握规律，重新理解人、土地和自然的关系。

在“人人都知饭碗重要，种地却后继无人”的现实面前，更需要一批把脚跟扎进田里的守望者，用新的智慧为广袤农田注入科技含量，让种地变得体面而有尊严。

黑土的危机，重新认识土壤

很少有人关注土壤。即便是农民，也是看着土，想着粮。

只有研究它的科学家才知道土壤里的大千世界，那是一个巨大的生物库和食物网。1克土壤当中，活跃着数以亿计的生物，代表成员是细菌、真菌、土壤线虫。这些生命和人一样，时刻为食物和生存而活动，它们的状态对土壤健康和作物生长很重要。

微生物分解土壤中的动植物残渣，过程中会产生一类有机质，衡量土壤功能和质量好不好，它便是关键。人说“攥把黑土冒油花”，就是因为黑土有机质含量高，但它的积累也很容易受影响。

2006年，考察东北黑土时，张旭东就发现，东北黑土的有机质在下降。许多地方的黑土在变薄变瘦变色，出现了“破皮黄”，有机质层被剥离掉了。农民也发觉，土壤养分供不上，地不施肥不打粮，肥料投入越来越大。

张旭东告诉南风窗，黑土的危机，是自然侵蚀和传统耕作方式的缺陷叠加导致的。

土地一经开垦扰动，土壤有机质含量就有加速下降的风险。春天，东北平原大风频发，一场大风能刮走半毫米到1毫米的表层土壤，越细的土壤颗粒有机质含量越高、质量越好，也越容易被刮走。到了夏天，东北降雨强度又大，雨水冲刷侵蚀，也会让有机质层变薄。

传统耕作加剧了侵蚀。以玉米为例，传统的工作方式讲究精耕细作：翻整土地、清理杂草、收获后的秸秆大多移出土地，以便来年播种出苗，而秸秆另作他用，成为能源或养殖牛羊的食物或焚烧。加之农民施肥偏好增产见效快的化肥，而不是有机肥。

时间一长，造成的新问题是：一来，地表裸露，有机质层不受保护，风蚀和水蚀的破坏力更大了。二来，土壤有机质得不到补充，地力下降成为必然，土地可持续利用能力大打折扣。

沈阳生态所研究员解宏图告诉南风窗：“现在就是说寸土寸金，只要有能种上庄稼的地方，他（指农民）都要给种上庄稼，一点都不带留的。”为保证产量，肥料施得更多了，植株密度也增加了，对土壤养分的需求迅速加大，但归还回来的有机物料远抵不上消耗，黑土由此产生退化的风险。”

与此同时，黑土退化后，土地储存养分和保水缓冲的能力、肥料的利用率，也在下降。作物生长离不开氮肥，用量很大，但它的利用率却很低，一半以上没有被作物吸收，是巨大的资源浪费，挥发到大气当中，还产生温室气体，污染地下水。

全球变暖延长了东北黑土地的生长期，利好粮食生产。但新的变量是，升温也会增强微生物的活性，缩短封冻期，使得土壤来不及补充和积累有机质，土壤保持和积累有机质更难，有机质被矿化成二氧化碳了—养护黑土由此更显迫切。

在科学的意义上，精耕细作的传统经验仍然粗放，跟不上环境的变化和粮食生产的需要。但补充有机质、改善土壤生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懒人耕作”的学问

注意到黑土一直在退化的趋势，2006年，张旭东带队在吉林梨树开发试验保护性耕作技术。通过合作社，他们租来农民的15公顷地作为试验田。

但是头两年，围观的农民只觉得，这群科学家没个种地的样。玉米采收完了，秸秆也不清理，全留在地表铺得乱七八糟，来年不翻地、不整地，也不起垄。

张旭东之所以把秸秆覆盖在地里，是为了归还养分，增加土壤有机质，同时为土壤侵蚀提供缓冲和屏障，但农民不解：这么埋汰，还能出苗打粮吗？

农民的担忧不无道理。东北玉米的秸秆量大，每种出1吨玉米，秸秆量与之齐平甚至更多，铺在地上老厚了，原垄播种，出苗是个挑战。东北的春天升温慢，苗也长得慢，许多人起初不看好这个做法。

直到研发了特殊的免耕播种机，高质量播种和施肥，出苗率才有了保障。“现在我们的出苗率可以达到93%，老农民能达到85%就已经很高了。”张旭东说，“我们不仅保苗率高，出苗的时间也齐，苗齐苗壮才是产量的基础。”

虽然前期拔苗起步慢，但采样数据发现，因为土壤有机质得到了补充，土壤得以更好地保水和储存养分，玉米的根须长得要好得多。后期再一升温，不仅长得快，根系也发达。这样种了几年，不仅能打粮，产量还高，肥料利用率上去了，抗旱抗倒伏能力也好。

在沈阳生态所研究员何红波看来，保护性耕作最突出的意义不仅是高产，还是在极端气候下的稳产。因为在东北，半个月没有有效降雨，在春天很常见。一个大旱年，当地普通农田的苗子大面积死亡绝收，但在保护性耕作的试验田里要好很多。

2022年，在梨树基地试验15年后，他们挖了一个土壤剖面，对比保护性耕作和相邻传统耕作对改善土壤的实效。在一张剖面照片里，传统耕作根系深度在五六十厘米，而保护性耕作的根系超过了1米，且更为粗壮茂密。

何红波记得，挖剖面时，围观的农民也惊讶，过去这块田的黑土层所剩无几，一锹下去就黄，种不出多少粮食，没想到这回一锹半都是黑的。

监测土壤微生物及其生态变化的过程中，沈阳生态所研究员鲍雪莲发现，和传统耕作相比，经秸秆覆盖归还耕作的黑土，土壤微生物的数量和多样性都在增加，蚯蚓也肉眼可见地多了。

“从土壤微生物的视角来看，保护性耕作归还秸秆就是要给微生物更多更好的食物，让它们在土壤中活得好，反过来，微生物也能更好地行使它的功能，对物质和能量进行转化，反哺作物生长。”何红波说。

土壤不是死物，“它本身就是无数个生命的协同作用”，身处其中的人类，不断观察自然的规律和系统变化，也永远在为趋利避害而调适活动，更新耕作技术和经验。

然而，农业新技术模式的接受和应用超越了理论和知识，是关于人的学问。

创新的扩散

扎根黑土的18年间，研究团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发保护性耕作技术，即便被证明有效，也尽力推广，农民却不见得都领情。

何红波常和农民打交道，哪怕农户看得出试验田的出苗率高，也缺乏尝新的动力。何红波转述一位农民的回应：“他说你们出苗率高我知道，但我的地，是村里免费农机给种的，哪怕只有七成苗，我也能收入七八百块钱。”对他来说，因为田地小，多也不过就是300来块钱的差别，他也不眼红。

常有农民来看新鲜，说起试验田这地种得可真好，产量一看就高，但还是不愿意把地承包给合作社做保护性耕作。或是不信任合作社，或是不想闲着，觉得自己还能下地，甭管种多种少，自给自足挺好；或是想着秸秆拉出去能卖钱，丢在田里短时间也看不出个效果来，要产量，就多下点肥，养土太麻烦了。

“农民挣钱最终要靠节本增效而不仅仅是增产，因为粮价一低，农民增产不增收。好些农民认识不到这一点，一个劲下肥，产量上去了，收入却没增加。”解宏图说，很多农民不大在意，地养肥了，是多条腿走路，良性循环更牢靠。

即便如此，还是有越来越多农民在转变观念，关心土地耕作的可持续性，愿意钻研怎么把地种得更好，逐渐接受保护性耕作。

鲍雪莲认识的一位合作社理事长叫盛铁雍，很有种地、管地的本事。他知道怎么看天选种，从花里胡哨的名字里选择真正实用的肥料，甚至自己配肥，还愿意学习新东西。和他解释保护性耕作、秸秆还田，他听得仔细，沟通顺畅，提供了许多支持。头一年种覆盖作物，试验垄距没调好，作物没长起来，但他对试错成本也想得开，反倒安慰起鲍雪莲：没事，这块地由你折腾。

解宏图认识的一个合作社长张学武，他种的地原先每亩只能打七八百斤粮，按保护性耕作模式覆盖归还秸秆后，如今能打1000多斤，对新模式心服口服。现在他是村里的秸秆焚烧封杀者，但凡有人烧秸秆，他带头去灭火。

农村还有许多类似的能人，他们不一定都有高学历，但懂种地、爱钻研、不跟风，愿意学习新知识，他们是稀缺的专业农民。

“凡事就怕研究。”解宏图说，有人还趁着过年，在家用泡沫箱子做种子发芽测试，为来年春天选种。“如果全东北甚至全中国的合作社社长，都能达到他们这个水平，咱们就可以安心了。”

观念和能力之余，张旭东认为，保护性耕作最大的限制是经营方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民都是小农户，守着一亩三分田，缺少大的生产主体，缺少集中经营模式。可只有在规模化的土地上，保护性耕作的稳产高效才足够显著，尤其保护性耕作是全程机械化的工作方式，细碎的土地会降低效率。这也是他们把试验重心转向昌图基地的原因之一，其所在合作社有3万亩地，每亩地多挣100块钱，利润才可观。

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引进和试验保护性耕作技术；2020年，《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2020—2025年）》出台，以政策补贴加速推进。但创新的扩散并非水到渠成，一蹴而就。

“现在秸秆量的归还，还是不多。”但张旭东知道，技术推进不能操之过急。“美国保护性耕作进行80年了，我们这真正算起来才20年，认识和接受都有个过程。”技术扩散和自然一样自有规律。

在保护性耕作的试验田里，张旭东和何红波都觉得，一年之中，春天出苗时最美。玉米苗长出七八片绿叶，高矮胖瘦均匀，哨兵般排成一条条直线。边上覆盖着上年的黄色秸秆，遏制大风的侵蚀，在分解作用下，缓慢地回馈土壤，默默维持黑土的成色。

土地变黑了，他们也变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