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打量“起火的世界”

2024年12月18日，美国前任国务卿布林肯在“外交关系委员会”座谈会期间被问及美国是否应尝试推翻伊朗政府，他的回答是应该保持“适当的谦逊态度”，根据过去20年的经验，一方面“这很难从外部实现”，另一方面“政权更迭试验”不是很成功。

布林肯也许对“谦逊”这个词产生了误解，毕竟，世界上相当多人很难理解美国在国际关系上有何谦逊可言。

我们可以由此联想到美国新任副总统万斯的恩师—蔡爱眉。蔡爱眉既是万斯的授业导师也是政治导师。很多人知道她的另一个名字—因教育方法强硬而轰动美国的“虎妈”蔡美儿，但其实深度研究政治的蔡爱眉才是更真实的本尊，她撰写的《起火的世界》在美国政治精英中有很大的影响力。

我们无需在此罗列美国如何在地球各个角落制造“起火的世界”，笔者在此想讨论的是，蔡爱眉对“起火的世界”起因是怎么解释的。

克林顿政府是冷战完全结束后的第一任政府，提出并实施了输出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扩展战略”。蔡爱眉认为，自由和民主这两种价值观天然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世界上必然出现剧烈的利益冲突乃至政治震荡。

她说，纵观拉美、南美、非洲、中亚和东南亚等地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使某一“外来的”少数族群拥有令人咋舌的财富和经济主导地位，本土多数族群因深陷贫困而产生种族仇恨。可是另一方面，民主却导致占绝大多数人口的本土族群拥有更多选票，后者必然从政治上乃至暴力上报复前者。

“存在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的社会，面临一个特别巨大的问题：阶级冲突和种族冲突以一种爆炸性的方式交叉存在……无论在哪里，只要民主和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反对富人的群众政治运动就可能发生，它被仇富心理点燃，被政治煽动操纵……”

蔡爱眉批评，美国输出的民主自由在资本主义国家自身也未必存在，而且，严重忽视了被输出国家发展阶段和民主自由制度并不匹配的事实。“等于是把最原始的资本主义形式和最原始的民主形式拼凑在一起，并把这两样东西打包出口到全世界最贫穷、最困顿、最不稳定和最绝望的国家。再把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加入这幅图景，在人为操纵的种族仇恨的作用下，这种赤膊上阵的自由市场民主制度的内在不稳定性可以成千倍地恶化。”

这种反思不是孤例。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写道：“西方的病毒一旦植入另一个社会，便很难根除……它们使国家染上了一种文化精神分裂症，这成为那个国家持久和确定的特征。”

笔者认为，这种反思当然是有益的，不过，他们只是看到了为解决问题而产生的新问题。从理论上来看，自由必然出现贫富分化，民主可能出现“多数人的暴政”，民主和自由之间也确实存在矛盾。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会出现“起火的世界”。

真正的原因在于，当民主、自由以及民主和自由之间出现政治道德崩溃的时候，调节机制本身出了问题。事实上，美国从来就不打算调节这种内在的矛盾，恰恰相反，输出民主自由价值观带来的混乱给了美国火中取栗的机会。美国国内国际的政治失德问题，才是“起火的世界”的根源。

美国制造了“起火的世界”，又被“9·11”事件反噬，连澳大利亚这样的盟国内也有很多人认为美国罪有应得。此后，美国曾出现了一波“他们为什么恨我们”的反思潮流。然而，事实证明，美国至今也没有作出真正的灵魂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