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友谊意味着什么？

生活在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作家普鲁塔克，以别称《比较列传》的《希腊罗马名人传》闻名于世。英国女作家玛丽·雪莱在她的小说《弗兰肯斯坦》中，将《希腊罗马名人传》与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及弥尔顿的《失乐园》并列。这些书是主人公弗兰肯斯坦钟爱的读物，当他用电流与人体残块创造出人造生命体“科学怪人”后，便把这三部书交给它，让它藉着阅读它们，理解人类的思想及文化，由此可见《希腊罗马名人传》在后世读者眼中的分量。

尽管从19世纪开始，注重考据的历史学家诟病此书中的史实错误，但在这部巨著的序言里，普鲁塔克宣称自己写作此书，并不是想要记叙历史，而是想透过一种对照法研究人物性格对其命运的影响。

普鲁塔克存世的50篇传记作品中，有46篇都是用一个希腊人物对比另一个罗马人物的方式写成，只有4篇是单独的传记。作为对照组的这两个人物有着相似的地位、共通的处境，然而他们的人生结局却往往大相径庭。

波兰裔美国作家伊雷娜·格鲁津斯卡的《米沃什与布罗茨基：诗人的友谊》同样采取对照的写法，两位传主都是从东方流落到西方的诗人，都在美国成名，并以美国作家的身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不过，他们分别来自几个世纪以来彼此间纷争不断的波俄两国，在中文读者的阅读视野中，米沃什与布罗茨基分属于不同的诗歌传统。前者强调诗的见证，时常以“废墟”的意象想象20世纪的波兰语与波兰诗歌；后者却几乎自始至终都是一名坚定的艺术至上论者，在谈论诗艺时，常常会倾向于词语从历史的重压之下撤回，重新恢复它全部的轻盈与澄澈。很难想象这两位诗人之间会产生连接，乃至友谊。

伊雷娜的书写，却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存在于20世纪中叶的英语世界的诗人共和国。个中成员，除本书的两位传主外，还有希尼、沃尔科特、罗伯特·洛威尔、马克·斯特兰德等一众背景殊异的诗人，有来自爱尔兰的，有来自西印度洋岛国圣卢西亚的，更多的则来自美国各地。

英语是这个诗人共和国的通用语。但在诗人打字机按键啮咬下复活的英语，不是一个木乃伊化的僵死语言，不是某种英国性或美国性的锚定物，而是一个不断吸纳异质成分，不断产生出可能性的语言，它就像一条携带着玻璃碎片的湍流，将来自不同纬度的光芒一并吸纳，折射出无比广阔的语言光谱。

布罗茨基使用英语的方式正是如此，晚年的他甚至离开俄语，转而使用英语写诗，但布罗茨基于1996年因突发心脏病过早离世，我们无从知晓这场语言上的冒险，这次对母语的突围，究竟会把诗人带向虚无，还是带向丰收。

米沃什处理语言问题时则更为审慎。他会参与对自己诗歌的翻译，有时，米沃什本人对其作品原文的解释直接左右了译本措辞的方向，但他几乎从来只将英语当成工作语言，而把他童年时谙习的带着乡音的波兰语口语看成终生的诗歌语言。这是他与布罗茨基的分歧之处。

在《米沃什与布罗茨基》中，我们时常可以窥见这些分歧。伊雷娜认为，这是因为，米沃什仍愿意保持对母语的忠诚，而布罗茨基的忠诚，却指向一个大写的语言本身。前者拥抱历史，在过往岁月中寻找自身的根系，后者则竭力消解历史在作品中投下的漫长阴影。这些不同之处亦见于两者的随笔作品，它们是伊雷娜还原这二位传主形象时的重要参照。

米沃什的回忆散文提供了丰沛、不时也显得褊狭的历史细节，从中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置身于时代氛围之中，让偏见与洞见裹缠自己的人。布罗茨基则尤以其随笔集《小于一》及《悲伤与理智》蜚声英语世界。这两本书里，既有诗学论文，亦有回忆录碎片般的散文。在其中，历史被处理成一帧帧剪影，一个个物象，布罗茨基刻意规避宏大叙事，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

得益于作者与两位传主的私交，《米沃什与布罗茨基》使用的材料，不仅有两位传主浩如烟海的诗歌、散文、讲座稿与书信等文字记录，亦有伊雷娜作为这场友谊的亲历者所掌握的直接材料。

书中提到，两人的友谊始于米沃什1972年写给布罗茨基的一封信。收到这封信时，布罗茨基刚刚抵达美国，彼时他“对米沃什的诗一无所知，但是听说过这位诗人的名字”。

这年初，在列宁格勒的一家餐厅，布罗茨基曾与立陶宛诗人托马斯·温茨洛瓦会面。席间，他问起温茨洛瓦究竟谁才是波兰最好的诗人，两人都确信兹比格涅夫·赫贝特诗艺的精湛，但温茨洛瓦提到，除赫贝特之外，当代波兰的大诗人，还有米沃什。

这是布罗茨基第一次听说米沃什。自1951年流亡西方，他的名字几乎在东欧文坛消失，波兰语及俄语读者正式接触到米沃什，还要等到1980年米沃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际。

米沃什比布罗茨基年长许多，不幸的是，两人自20世纪70年代建立起的忘年交，却因布罗茨基的意外离世中止。由是，在伊雷娜的“比较传记”里，我们可以看见两位传主截然相反的人生终局。冷战结束后，身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米沃什返回波兰居住，受到波兰文化界的热情拥戴，其晚年可谓哀荣备至。

不仅如此，作为诗人，米沃什在美国也声誉日隆。围绕在他身边的美国诗人形成所谓波兰诗派，正是米沃什将雄辩重新带入美国诗歌，并将之与来自日常生活的细节糅合在一起，赋予干瘪的玄学思考以芬芳、况味与质感。之所以米沃什会形成如此诗风，与他刻意疏离对波兰诗歌影响至深的法语诗歌传统，转而从20世纪英语诗歌中汲取养分的举措密切相关。

布罗茨基诗歌的成长与成熟过程中，英语诗歌同样是至关重要的酵母。由一个帝国向另一个帝国的漂泊，早在布罗茨基俄罗斯时期就已开始，这是一次发生在语言中的漂泊。当他藉着词典，一字一句地犁翻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诗行时，他那由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等一众白银时代俄语诗人调试过的舌头发生了细微但关键的变形，两种诗歌传统开始互相渗透，最终形成布罗茨基严密工整而又如口语般自然的诗律。

布罗茨基不止一次表示，发生在地理与心理层面的移民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他心中没有所谓的乡愁，在俄罗斯终老对他来说并非必选项，他的乡愁只属于俄语—这门语言已被他随身携带，甚至在用英语写作时，布罗茨基也将俄语的节奏与韵律强行带入英语之中。

他逝世后，俄罗斯文化界多次呼吁让诗人的遗体归葬于故土，并给予其国葬待遇。他们确信这是诗人的临终遗愿，时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首肯了这一事项。但布罗茨基的遗孀婉拒了俄罗斯方面的邀请。最终是威尼斯的一方狭小如锁骨的墓园收留了诗人。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米沃什以近百岁高龄逝世时，他的送葬队伍“由最高教会当局带领，穿过克拉科夫的人群，走向安葬功勋波兰人士的地方”。不过，波兰政府仍然认为安置这位伟大诗人的墓室过于简陋，计划将其遗体转移至瓦维尔城堡，与波兰的历代国王同在一地。

伊雷娜认为，米沃什与布罗茨基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米沃什仍可被视为一名如但丁一般的流亡诗人，而布罗茨基则是一名属于20世纪的移民诗人。前者强烈的政治关怀以及对母语的坚守，以审视态度批判宜居地文化的诸多做法，都可见于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流亡者，如奥维德被流放于黑海之滨时，但丁被逐出佛罗伦萨后，都不会在流亡之中，经由移居地的文化形成一种自我认同。

米沃什对美国文化的态度同样如此，目力所及，他看见的只是一片如月球表面般的空旷，尽管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美洲大陆仍然是一片属于无家可归者的土地。

布罗茨基则感谢移居地的慷慨，学习它的风俗和语言。他晚年向英语写作的转型体现了一种典型的移民心态，透过使用英语，重新发明出一个作为“美国诗人”的自己，在保持原有文化独立性的同时融入移居地的主流秩序。

但成为流亡者与成为移民同样是艰难的选择，前者的人生将是一次漫长的告别与回归，后者的自我认同则需要经历苦涩的崩塌和重建。伊雷娜并没有臧否两者的选择，因为我们需要知道，对话而非对抗，才是米沃什与布罗茨基之间文学友谊存在的因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