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一场横跨30年的狂热

时至今日，在B站打开蔡明、郭达、赵丽蓉主演的小品《追星族》，配合弹幕观看，国内历代粉丝文化变迁的痕迹，会渐渐浮现在眼前。

赵丽蓉饰演的奶奶来看望蔡明饰演的孙女，家里贴着黎明的黑白大头照海报，赵丽蓉说这大照片“不瘆得慌”？

对她所扮演的那一代人来说，能够被悬挂在墙上的照片，只有神像、领袖和故去的人；从演艺层面上构成意义的“戏子”登上神龛，对于从革命文化中成长的一代人而言，几乎是怪异的。

小品开头，镜头停留在台下，一群年轻人将苏有朋团团围住请他签名—他是“小虎队”最有人气的成员。蔡明登场，风风火火地出现，说着一口蹩脚的港台口音，赵丽蓉把手往她额头上一搁：“这脑袋滚烫滚烫的。”接下来的笑料是疼爱孙女的奶奶喃喃道：“这是坐下病了（北方方言，意为得病）。”

实际也并未说错。脸颊发热，额头发亮，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如化学反应般难以预测却又持续的狂热状态，是港台文化进入大陆之后，一代年轻人同时患上的“追星病”。这个在央视台庆上播出的小品，的确是将“追星”作为一种症候来呈现的，故事的结尾郭达用《水手》的曲调连问三个“为什么”，更是有一种问诊心态：这代年轻人，到底怎么了？

来自“饭圈”时代的弹幕飘过，用饭圈“黑话”完成了对这个小品的当下解读：“蔡明看来是本命黎明，四大天王团粉，偶尔墙头林志颖。”

两代“粉丝”在此相遇，但他们之间不只是经历了时间的累积。

在粉丝文化已被证明如此重要的今天，我们一定想问，这场横跨30余年、至今仍在继续的集体发热，到底是一样什么东西？

类似爱恋

1985年，国内媒体第一次公开报道邓丽君，这位“使用嗓子的另一个部分唱歌”（即通俗唱法）的歌手，在大陆被事实解禁。王朔在《我看大众文化》里不无柔情地记述：“听到邓丽君的歌，毫不夸张地说，感到人性的一面在苏醒，一种结了壳的东西被软化和溶解。”

邓丽君的温柔歌声，如同春风拂过冰封的河面，松动了人们的文化想象。她令人们学会正视情爱表达，因此有启蒙意义。随后，港台明星进入大陆，掀起追星潮流。

比起“粉丝”这个新生词语，它的对照物“偶像”却远要年长得多。革命烈士、劳动模范、善人好人，用“榜样”一词等价替换了“偶像”之功能，门槛如此之高，人们只肯学习偶像，绝不敢以幻想亵渎偶像。

爱？一样难为情的东西，却是偶像幻想的终极产物。

然而，对通俗文化意义上的偶像来说，幻想才是生命。

费翔在春晚登场，曾因其近乎挑逗的歌舞被指摘为“伤风败俗”；“小虎队”和“四大天王”，靠劲歌热舞和完美皮相博得喜爱，被主流文化认为实在浅薄。可是，无论是个性魅力、人性魅力还是性魅力，这些诞生于唱片和影视业—真正的流行文化—当中的偶像，在提供幻想的维度上有着“榜样”所不可比拟的纵深。

若以罗兰·巴特的观点来看，看似单薄的偶像能指之下，第一层象征，是青春、性感、充满活力与张扬个性的人文色彩；第二层象征，是开放、繁荣、自由的市场经济，他们拥有的财富和自由，与他们拥有的爱一样多。

爱？一样难为情的东西，却是偶像幻想的终极产物。

《我爱我家》里的小女孩贾圆圆，对着张国荣的大幅海报心醉地说：“我爱上他了。”宋丹丹饰演的母亲大惊失色，可那又只是一幅照片，她愣了愣，像条件反射一般制止：“不许爱他！”

在缺少青少年约会文化并且有着强烈早恋禁忌的环境里，那一代少女第一次开口说爱，是面对“天王巨星”。即便一向不被允许怀春的男性受众，今后也多会承认当年曾经幻想某位女星，或者折服于某位男星身上展现的，自己渴望却不具有的男性气概。

对偶像的迷恋，确实有一点爱情意味。借用《潜伏》的一句台词，爱情是“你把我看作一个特殊的男人，我把你看作一个特殊的女人”，沦陷于偶像魅力，意味着一切与之相关的事物都特殊化了。小品里的蔡明在路边蹲守偶像，豪车开过，溅起的泥点子留在裙子上，成为珍藏。

偶像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绝无平等的可能。粉丝将操纵自己喜怒哀乐的权力拱手让给对方，追星者对此毫不在意的程度也近乎爱情。来自台湾地区的女子组合S.H.E那首《Super Star》，意在用面对明星的癫狂来描述爱情，反过来却也成立：“我没空理会我，只感受你的感受。”

然而必须承认，我们的语言对情感的概括力非常有限。对一个遥远的、闪光的、未必知晓我们存在的他者所产生的深情，我们在不知道怎么定义它的时候，习惯于把已知的某种情感当成不甚精确的尺子，置于其上比比划划：像是单相思吧，又像暗恋。甚至偶像自己也有如此自觉，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如金希澈，深知“偶像公开恋爱等于对粉丝失礼”。

随着粉丝文化在国内得到正式定义，对偶像的依恋逐渐脱离爱情的对照，甚至现在很多粉丝会觉得，用那种充满了现实算计和叵测人心的爱情来衡量自己对偶像的感情，非常庸俗。

借助“粉丝”之名，对偶像的狂热之爱，成为一种独立的事物，成为它本身。

类似信仰

周杰伦已经是一个“老派艺人”，这个结论的理由之一是，他这些年一直坚称来听自己演唱会的人们为“歌迷朋友”。

千禧年，他出道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粉丝”这个词。

当时的华语乐坛，处在如今人们还在津津乐道的“神仙打架”时期。艺人想出头、想得到被公司“打造”的机会，要靠非凡的才华和非一般的刻苦。难以被父母一辈理解的酷、长刘海、吐字不清，和“10天写50首歌”的励志故事，一同成为周杰伦的标签。

2004年横空出世的节目《超级女声》，改变了周杰伦们的成名叙事。“你造星、我崇拜”模式不再，全民“选秀”推选偶像，影响娱乐文化形态至今。

短信投票的赛制，把造星权力从演艺公司那里下放到观众手中，释放出难以拒绝的诱惑。0.5到1元每条的定制短信在2005年价格不菲，开了真金白银“送偶像出道”的先河。

媒体把这些狂热的、参与选秀生产机制的观众称为“粉丝”。对尚未出道的李宇春来说，她的拥护者似乎还称不上“歌迷”，因为她对于真正的唱片行业来说尚是“半成品”，没有进入文化生产的链条。

粉丝对新鲜人的喜好，剥离了“四大天王”和周杰伦等前时代艺人身上的专业性。如此一来，粉丝之爱也有一点不可名状了：他/她跟我一样，现在还不能算明星，于是姑且称之为“偶像”，而偶像到底是什么？

“李宇春”之后，我们需要用“粉丝”，才能解释“偶像”。

偶像是粉丝的命运共同体。“你一票我一票，××明年就出道”，粉丝认领了这种荣辱与共的责任感，助偶像夺冠，被解释为“跟ta一起站上巅峰”。为自己命名“玉米”“盒饭”“凉粉”就能说明问题，从偶像名字中取衍生词，是证明“所属”的方式。

周杰伦与蔡徐坤超话大战，“周粉”赢了也输了。

偶像是粉丝的梦想投射。“超女”选秀以张扬自我个性、“想唱就唱”的价值观，以及对平民草根一夜成名的伟大许诺，让国人第一次亲身感受安迪·沃霍尔关于“每个人都能当上15分钟的名人”的预言。成名在望，是那个充满机会的时代所能讲出的最好故事，粉丝在追随偶像的过程中，间接获得对时代的参与感。偶像是一面镜子，映射出粉丝的理想，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偶像对粉丝的人格进行了补全。

偶像是粉丝的庇护所。一旦成为“玉米”，就是千万个“玉米”中的一个。这些共享同一个名字的人，会在群体中释放生活中原本不可见的自我，以偶像之名的行动，有着完整而自洽的合理性。

“粉丝”这个词，直接译自英文中“fan”的复数“fans”，而“fans”则是“fanatic”的缩写，这个单词的拉丁语源为“fanaticus”，原本的含义是“疯狂的，热情的，受神灵启发的”。17世纪，“fanatic”在英文中有了“狂热者”的含义，以过度而无节制的热情为特征，“尤其在宗教方面”。

西方媒体通过对“fanatic”的挪用创造了“fans”一词，而这个词根里相对负面的意涵，比如宗教和政治狂热、无节制的疯狂、不合时宜的热情、神魔附体般的失常，伴随着这个短短的缩写“fans”，一直延续到今日的文化表达当中。

在新世纪初的主流想象里，粉丝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披头散发，荒废学业，浪费钱财，盲目而冲动。就连我们用来侮辱粉丝的词汇都与宗教有关，当粉丝行为过于出格，人们会骂他们，好像“邪教”。

追星，从类似爱情的东西，变成了类似信仰的东西。

一种非理性

认为粉丝的疯狂只是完全臣服于消费社会大众文化的无脑，很可能是与事实恰恰相反的判断。

事实上，在粉丝文化研究当中，粉丝从来不是只能被“皮下注射”的文化接受者，而更多以具有主动性的创造者和参与者为特征。

没有过“粉籍”的人之所以会觉得粉丝行为难以理解，很可能是因为，粉丝之爱超出了社会惯常的理性规则，即一切付出都应是“有用的”。

自从形成于好莱坞的明星制将个人魅力与商业价值绑定，美貌和气质被明码标价，偶像与拥趸之间，就失去了相互回应的可能，两者在资本世界中所占有的砝码悬殊过大。在严密的资本生产与再生产关系当中，粉丝的狂热付出却有着“不经济”的特性，因为他们不求回报，完全利他，时间、金钱、青春虚掷，只为了偶像好。

巴塔耶有个概念，叫“花费”，后来他将其阐释为“耗尽”，来说明那些违背经济理性的付出。他发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一个支配性的根本原则是做“有用”的事，用于再生产的消费就是如此。但是，驱使宗教迷狂与社会运动的冲动，是一种不具备功利性的“花费”冲动，没有再生产环节，只是散尽能量，像一把烧至灰烬而熄灭的火。巴塔耶将其解释为，因为生命本不是井然的秩序，而是丰盈的自由，在理性社会所限定的封闭系统当中，人只有靠损耗自己，才能表达自己。

巴塔耶的这个判断，完美地解释了粉丝文化当中蕴含着的反叛力量，也能回答，为什么历经几代变迁，粉丝一直是年轻人。做一个粉丝，是这个社会所能允许的最为无害的，令年轻人尽情“耗费”自己的方式。

驱使宗教迷狂与社会运动的冲动，是一种不具备功利性的“花费”冲动，没有再生产环节，只是散尽能量，像一把烧至灰烬而熄灭的火。

然而，不理性的力量，最有可能的结局是被收编。很快，互联网时代到来，社交网络的出现，为粉丝文化的生长创造新的场域，“皆为利往”的平台资本毫不意外地征用了粉丝的付出与创造，新的时代名片—“流量”出现了。

微博创造出一整套令明星人气可视化的机制，偶像反倒成了数据的实体。不是所有人都能弄懂并且想弄懂这套规则，但粉丝必须弄懂。于是，粉丝的专业度在流量时代凸显了出来。“超话”和“热搜”为粉丝的线上参与竖起屏障，“圈地自萌”，自我赋职的“饭圈”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在媒介更迭的过程中，原生于网络的饭圈文化受到二次元亚文化和日韩娱乐圈的影响，创造出复杂难懂的术语，将追星的门槛提得更高。

过去买买唱片、参加一下歌友会，就能毫无愧色地宣称“我是粉丝”，如今则必须与平台缠斗，服从数据的规则，不然只能算是“散粉”—在“饭圈”之外散落着的粉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