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零工的人不谈理想

“没有身份证的要不要？”

“电子的也没有？没有不要。”

下午5时，记者刚抵达广州白云区长虹南天广场，恰好看见一个缩着肩背的男人与包工头大伟讨价还价。男人没有身份证，手机也搞丢了，他问大伟，能不能把自己也带着一块儿去今天的临时工夜班工地。

大伟面露难色，摇摇头，“要上传身份信息的”。

大伟是哈尔滨人，一口东北口音普通话让他的工头身份在找工者中凸显。年前，大伟跟着老板南下，最近负责广州新地铁线路修建相关工程，每天早晚两次，来龙归长虹南天广场招工。白班从早上7时到晚上7时，夜班从晚上7时到次日早上7时，需要20人左右，去清理和搬运材料，270元日结。

十分钟后，大伟又拒绝了另一个没有身份证的男人。

270元日薪算是很抢手的零时工作了，不出十分钟，大伟手上就收齐了20多张身份证。其中也包括丽娟丈夫的。

工地大多不要女人，于是丽娟连哄带诱地把自己的丈夫叫来了。大伟一伙人准备上车去工地前，丽娟从公共厕所把丈夫拎出来，盯着他上了车。

一辆小型货车将工人们拉走后，暮色将至，剩下的人继续在南天广场徘徊、发呆或闲聊。再过十分钟没有合适的工作，他们就回去睡觉，明天再说。

3月初的广州泡在回南天的潮气里，雨过天未晴，雾气将等待工作的人们变得面目模糊。

位于市郊长虹村的广场不足半个足球场大，却是广州最大的零工招聘市场之一。人们自发在这里集结，找工和招工。每天两轮班次招聘，早上五六时和晚上四五时开始。没有招牌和告示，只有吆喝和等待。来了，才知道自己这一天有没有活儿干，晚上拿不拿得到钱。

很多城市都有像南天广场这样的零工市场，譬如北京的马驹桥、深圳的三和市场、郑州的郑密路，等等。

据2023年9月国家统计局出具的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员约有2亿人，一线城市的灵活就业群体占比达到了1/4。

2024年1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一则关于加强零工市场规范化建设的通知，要求各地将零工市场纳入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对所有灵活就业人员免费提供规范可持续的基本就业公共服务。

零工经济正在成为灵活就业的主要载体。日结的薪水可见性，时间上的灵活性，是吸引不少零工求职者的关键特质。

线下零工市场的求职者以大龄农民工为主，但随着更年轻群体的加入，汇聚日结工的各类数字化平台也在悄然建立。求职者们因为年龄、技能或运气，被主流职场淘汰，或自己主动选择游离于“稳定”之外，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出工或休息。他们不仅是被市场选择的群体，自己也在主动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次日凌晨，不到5时，南天广场就已经有十来个人开始等待。在大多数人还没苏醒的清晨，小小的广场几乎都是零时工的天地。

一个工人在人群里阔声讲述自己被克扣日结工资的经历：“说好的220（块），干完了说你活没干好，只给210。”另一个人背过来，偷偷跟我说：“他就是懒，干一半走了，谁给他钱？”

初春微雨中，他们双手插兜，脖子瑟缩，不玩手机，用天南地北混杂的口音闲谈关于打零工的一切。他们很少关注线上招聘信息，大部分时候都在等待，等人来，交谈两句，合同达成，交身份证，走人。

等活儿

下雨天不干活儿。

“临时感”反而意味着某种踏实感。干一天，得一天，对比之下，流水线固定工人并不见得有优势：工作时间大部分要求十个小时以上，工资平均在3000至4000元，且大多没有五险一金。

这是大部分在南天广场求职的零工们心照不宣的共识，两种情况除外：其一，当天特别需要钱的；其二，薪酬特别高的。比如大伟的270元夜班工程。晚班通常可以偷懒，“别睡着就行”，丽娟对丈夫说。这不是秘密，干过夜班的都知道。

45岁的丽娟是正月初八来到长虹村的，住在村内的廉租房，280元一个月。2006年，在弟弟介绍下，丽娟和丈夫、儿子一起从老家衡阳耒阳来广州打工。儿子送外卖，勤快点一个月能有七八千。工地大多不招女工，丽娟最常去皮革厂剪线头，160元一天，一天干12个小时，中间有半小时吃饭时间。

但这个把月来，丽娟只工作了四天。年前，她骑电动车被人撞伤了腿，对方没赔钱。而丈夫以 “你太重背不动”为由，耽误了送丽娟去医院的时机。在家躺了20多天后，丽娟的腿落下毛病，到现在还疼，下雨天更疼。

淅淅沥沥的雨季持续了小半个月，好多人都只工作了三五天。比如今年51岁的湖南人范李。

范李穿着冬天的衣服，两手有厚厚的黑茧，头缩在脖子里，头发稀少。整个2月份，他只干了十来天活儿，基本都是“工地打杂”，就是打扫卫生、清理材料。其他重活儿也基本不要50岁以上的人。

范李是1986年来的广州，还没成年就开始打工。他也干过正式工，在酒店和毛衣厂都当过保安，到了45岁，保安也干不下去了。

老家是回不去了。范李的父母早已去世，自己从没结过婚，无妻无子。家乡有地，但种地能赚的钱远远不够养活自己。当初带自己来广州的老乡也已去世三年了。现在，范李处于“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状态，临时工的好处是，干一天，得一天，个人的收入和开支都实打实地肉眼可见。

丽娟也曾在纺织厂干过三年多，3000至4000元一个月，每天工作时间也在10个小时以上。但在遇到过两次工厂老板跑路、被扣押了一个月工资后，她不再继续干了，直接靠零工度日。“一天做完就能拿钱”，200元到手。

能立刻拿到被承诺的薪资，是不少汇聚在这里找零工的人的第一动力。

来招工的人深谙这一点，早晨5时半，第一个招工头来到广场，一边走近人群一边阔声吆道：“八点到八点，下班就给钱。”

这句话喊得异常清晰响亮，而后才给人听清具体的工作：扛淤泥，需要两个人，到点给240元，直接微信打款。

这是个肥差，不一会儿就招齐了两个。招工头跟他们说，可以打车送他们去地铁站，8时前到20多公里外的海珠区就行。

负责一家化妆品厂招工的老吴待得久些，他要找十来个40岁以下、能干满一周的人。每天12个小时，160元，如果连续干一个月，可以到手6000多。

去年，厂里的产量没达标，好不容易等到年后开春，开始赶工，最近缺人手，才需要临时工。

老吴观察到，愿意在工厂长期待下去的人越来越少了，原因无他，“老板压着工程款”。这次招日结，老吴自己都垫了几万块出来。日结是必须当天结算的，这是法规，也是行规。

“临时感”于是反而意味着某种踏实感。干一天，得一天，对比之下，流水线固定工人并不见得有优势：工作时间大部分要求十个小时以上，工资平均在3000至4000元，且大多没有五险一金。不少工厂还要求员工在进厂前先交一笔押金买厂服、饭卡等，离职时却未必能全部退还。最怕的是老板“跑路”或工厂倒闭后，工人一分钱拿不到。

无论早市还是晚市，工头和招工者的气质是明显的。他们大多已是当地的熟脸，无需招牌和明示，却依然能以一种入侵者姿态闯入人群—穿着较零工们更整洁崭新的衣着，昂首挺胸，嗓门高阔，眼神四下搜刮，几秒内就能像吸铁磁一样在自己周围聚起一圈工人；言简意赅聊完后，带走一批人，迅速消失在人群里。

剩下的人，则继续等待着适合自己的或自己能够上的工作，来这里“吸”走他们。

这些看似被动等待的求职者，其实也在主动抉择。不喜欢的，薪酬不满意的，不想去就不去，下雨天也可以“摆烂”，生病也犯不着看人脸色请假。

30岁的重庆人小田也闲了好几天。小田踩着一双人字拖，身上是橘色花纹外套，他微胖，和周遭灰扑扑的工人们形成鲜明对比。他干过广告刷漆、流水线、直播带货，却最终都没干下去。“我不是那块料”，他重复了几遍。

范李用老人家的语气劝他：你找不到工作，就是因为你那双人字拖。“人家工地哪要拖鞋的？”

小田不服，“广东人都穿人字拖”。他恍恍然地盯着眼前驰过积水的汽车，“那些有钱人都是做什么的啊？”

她不断浏览网上的招聘信息，发现很多大公司都“奄奄一息”，“我感觉不是那些公司不要我，而是这个大环境暂时不要它们了”。

一旁的张超笑着劝他，“那些车里的有钱人手上的现金未必有你多”。

张超高瘦，穿黑色棉衣，一直抱着双臂站在旁边，一语不发地看着工人们如阵雨来了又去。

2022年底，自己开了两年多的加工店倒闭后，张超开始靠散打零工度日。但他是挑的，符合自己技工的专业才去，“电工不是人人都能做的”，譬如车床，260元一天，加班3小时就算半天，可以多得130元。

薪酬太低的，张超也不去，“十五六块钱一个小时怎么弄？”按他的说法，那些十几元时薪的零工，大多是被中介克扣了一半后剩下的价格。

再被细问，他也只是冷笑。

电器技工是张超干了一辈子的行当，他从18岁开始学习技工，曾在一家模具厂“三进三出”，干了五六年，后来又在某国营厂干了四五年，2019年，从国营厂辞职，自己创业开加工店。

可惜没赶上好时候。创业失败后，张超也企图再次回到国营厂，哪怕有老乡在那儿，也已经回不去了，“人家不招了”。

今年54岁的胡姐就不挑活儿，她反而喜欢去工地，“只要力气就可以”，但她身份证上的年龄是59岁，比实际年龄更吃亏一些。胡姐是河南人，有着瘦削精干的面庞、梳得光洁明亮的头发，好似有一身用不完的劲儿。她没想过回老家，哪怕在省会郑州，工厂数量和工作机会也远远比不上南方沿海城市。

暮色降临，晚市招工结束了，范李没等到自己能干的工作，但他坚持要请我吃一顿他天天去的快餐店。他拿了一盘自取菜，两碗饭，有几只虾，还有广东最常见的菜心和炒莲藕。

长虹村最多的就是湘菜。若在零工招聘广场待上一个多小时，同工人们闲聊，五个里也许有三个湖南人。

但范李却对家乡味没有留念，如今，他孑然一身在大城市，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至于未来，“过一天是一天”。

“更老些时候怎么办？”

他似乎没听见我的问题，望着窗外的马路，回忆起30年前的长虹村：“都是农田，种菜。”当时，他也参与了修路铺路。

见缝生长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英国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出版了《朝不保夕的人》（precariat）一书，副标题叫“The New Dangerous Class”，指代那些没有固定工作，生存不稳定，看不见未来、只能活在当下的人。

书中提到一个粗略的统计数据：2011年，很多国家都有约1/4成年人的生存境况岌岌可危。2020年，这个比例可能已经接近1/2。而出人意料的是，“朝不保夕”者大多集中于年轻群体。

随着数字化与互联网的普及，通过零工度日的人们，除了大龄农民工群体，年轻人也有自己的参与方式。

或因个人条件如学历、家庭等限制，或因在职场上曾遭遇过难以忍受的体验，他们放下了对所谓“稳定工作”的执念，选择成为城市里无根漂泊的蒲公英，散漫与自由一体。